對於這個問題，我的答複是：人民從未創造過曆史，也不可能創造曆史。所謂“曆史是人民創造的”，隻是一個華麗、空洞的謊言。人民隻有被曆史玩弄的宿命，根本沒有置喙曆史的資格。
我們無妨舉例說明：印第安人民在美洲，據說曾經達到兩千萬之眾，也有說數百萬的，不去考證，因為南北美洲皆為其領地。幾千年了吧？考古發現至少也有七千多年了，創造了什麽曆史呢？曾經有過一點瑪雅文明，皆被部落間殺戮自毀殆盡，連文字也無，至今還考證不清。直至殖民者涉足美洲，他們仍生活在原始狀態下，19世紀晚期摩爾根還得以到易落魁部落去考察原始社會的狀態。直到二十世紀後半葉，還在亞馬遜密林中發現更原始的群落，連部落也算不上。又比如黑非洲吧，據說所有人類都是從東非大裂穀那裏最先進化而成的，六七百萬年了吧？到十七世紀，也說有黑人一兩千萬之眾，連遮羞布也沒能創造出來，曆史在哪兒呢？他們比印第安人更糟糕，古埃及時代就有黑奴販賣了，應該說那時他們就接觸人類文明了，結果什麽曆史也沒有，現在的非洲史，隻得從殖民者涉足開始說道。
按照人民創造曆史的說法，最早產生“人民”的肯尼亞應該有人類最輝煌的曆史，如今那些發達國家都應該跟在他們屁股後麵爬行。反過來瞧，地球上人民最多的族群，其曆史恰恰都不敢恭維，基本上屬於被曆史潮流驅趕著爬到近現代。引領曆史發展潮流的，偏偏都是人民很少的族群。不去說古希臘創造的民主，古羅馬創造的法製，文藝複興是從小小的佛羅倫薩共和國幾萬人裏發祥的；折騰出工業文明的英格蘭，那時也不過幾十萬人口而已；創造出憲政的美國，那時還不到400萬人。確實有“人少好過年”的味道。
人口眾多於是人民隊伍也浩浩蕩蕩的印度，曆史又如何呢？
黑格爾在讀罷馬戛爾尼出使中國的《紀實》之後說：“中國是一個政治專製國家。家長製政體是其基礎；為首的是父親，他也控製著個人的思想。這個
倘若我們稍加推廣，羅列一些國家看，似乎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曆史的先進程度大致與人民數量成反比，人丁一興旺就落後了，大概這也是計劃生育的理由。倒是我們那條古訓來得實在：“民以食為天”。老百姓就該誌在過好日子，享太平，享自由，享天理人倫之樂，上帝從來沒規定他們還得擔當創造曆史的責任。說人民創造曆史其實是民粹主義者哄他們心安理得地抬轎子，以便統治者坐得舒適還可胡作非為。比如法國大革命，“第三等級”被捧上天，協和廣場上立起的斷頭機沒日沒夜忙活，等它被叫停後一數，剁下來四萬多人頭裏85%是“第三等級”自己的！又如“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確實荒唐得可以。工人能領導誰？從班組長往上，誰都可以領導他們，就連車顆螺絲紮根鋼筋縫個鞋幫，也得循規蹈矩照圖紙畫瓢，稍微走樣就得挨批受罰。
那麽曆史究竟是誰創造的？知識群體。印第安人、黑人沒出現這個群體，曆史就是一片空白。佛羅倫薩出了幾個達芬奇、米開朗基羅之類寫寫畫畫之徒，文藝複興的曆史就創造出來了；伏爾泰、孟德斯鳩、盧梭等一張羅，啟蒙運動的曆史就演繹開來；幾十個律師、教授什麽的吵了一個夏天，美國的憲政製度也製定了。最牛恐怕還得算馬克思，一個人坐在圖書館裏用鞋底搓地板，搓出個坑兒便整出一個主義，折騰人類達一個半世紀，至今餘波未盡還指望掀起點風浪來。
這樣我們就不難明白，“人民創造曆史”源於把暴力更迭政權視作曆史之誤讀。譬如馬克思稱“革命是曆史的火車頭”，而“暴力應當是我們革命的杠杆”；恩格斯在《論權威》裏也說過：“革命無疑是天下最權威的東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槍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權威的手段強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誌。”要實現這種更迭無疑需要蠱惑人民以增強力量。這種曆史觀無疑是陳腐的、獸性的，毫無進步因素，延伸下去就應了伏爾泰所言：“曆史隻是罪惡和災難的寫照罷了。” 法國大革命時美國駐法國大使寫信給華盛頓：“我堅信，如果現在拉法耶特沒有軍隊的護衛就出現在巴黎的話，他一定會被群眾撕成碎片。感謝上帝，在美國沒有這樣的民眾。”不說太古老的故事，自雅各賓專政以降，十月革命、法西斯專政、納粹運動乃至人民公社化、文革等，舉凡人民群眾踴躍參與創造的曆史，無一不是血腥的、倒退的。
恩格斯晚年終於明白了許多，他在生命的最後幾個月裏寫了《卡.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一書導言》，反思了他和馬克思對於暴力革命的鼓吹。恩格斯說：“這一切革命的共同形式就在於：它們都是少數人的革命。多數人即使參加了，他們也隻是自覺地或不自覺地為少數人效勞；然而，正是由於這種情形，或者甚至隻是由於多數人采取消極的不反抗的態度，於是看起來就好像這個少數代表了全體人民。”大概我們可以從恩格斯這段話裏悟出“人民創造曆史”的真諦，它還可以繼續用恩格斯的話詮釋：“在一切稍微長久的革命時期中，廣大的人民群眾很容易輕信那些拚命擠到前麵來的少數人的純粹的欺蒙”。（參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09頁。）此文中，恩格斯不但反思了他和馬克思當初鼓吹的暴力革命，還旗幟鮮明地認可了議會道路。
另一種曆史觀早就存在，它如同黑格爾在《曆史哲學》裏說的：“世界曆史是自由意識的進步。”比他稍晚的英國曆史學家、哲學家托馬斯.卡萊爾在《隨筆錄.論曆史》裏描述：“曆史是各門科學的根，同時也是人類精神世界創造出來的第一件獨特的產物；它最初的表現形式不妨可以稱作思想。”其實馬克思也承認過：“整個曆史也無非是人類本性的不斷改變而已。”（《哲學的貧困》）如此，曆史就不可能為人民所創造了，因為無論“自由意識的進步”或“精神世界創造”或“人類本性的不斷改變”，都不是人多勢眾、大轟大嗡乃至暴力所能實現的。
接下去我們就可以轉入深一點層次的話題了：曆史是理性創造的，不是感性的現實創造的，盡管它最終也將體現在現實裏。這是康德哲學的貢獻。康德自詡其可以媲美哥白尼的“日心說”，即他把主體圍繞客體轉的既有哲學理論轉變成客體圍繞主體轉之新哲學體係。我們試著借用來研讀曆史。傳統的曆史觀都是理性圍繞現實轉，用中國話說可以概括成“成王敗寇”，西方也有湯因比“曆史是勝利者的宣傳”之說道，對曆史的解讀停留在帝王或政黨的文攻武略業績的展示之上。而我們解讀曆史，需要探討其中進步的產生與否及步幅大小。
以康德的“理性王國”論，現實必須接受理性的檢驗，或可以說成現實圍繞理性轉，也即“三思而後行”。做到這一點就需要新聞自由、出版自由、充分的議會辯論等等，必須使權力受到製約。皇上的聖明是靠不住的，朝廷的仁政也靠不住，萬一他們改變主意了咋辦？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也靠不住，往往實踐檢驗出來發現不是真理，災難已經降臨過了，比如人民公社。數千萬餓殍以作“檢驗真理”的代價，無論怎樣辯解也說不過去的，除非耍賴。
一段時間以來，電視上、電影裏以及文藝演出什麽的，文藝宣傳家們競相大秀曆史題材的劇目歌舞，主旋律就是“槍杆子裏出政權”。相反，對於理性的曆史進步，則由理論宣傳家們喋喋不休，信誓旦旦要抵製“西方那一套”。於是便有些感想，我們總不能重蹈覆轍，讓幾十年一百年後人們看我們，就像我們今日看百年前的先人一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