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感六四

我是不愛政論的人。說好聽是不在其位，不謀其政。難聽的是根本沒有範老先生“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的胸襟。

 

每年六四時候，網上總要熱鬧一陣。倒是常常讓我回想起那些難忘的日子。

 

89年我在上高中。那些天，心思都不在學業上。每天回家必看新聞聯播。因為有特殊的便利，我能看到中央的一些內部新聞。具體就不便說了。總的來說，上上下下，都在關注這起事件，可是觀點有所不同，甚至針鋒相對。

 

因為近首都，幾乎所有人都在談論學運，關注它的走向。後來的場麵非常混亂，局勢變得詭異難測。我聽到過的最準確的預言竟然出自我中學的看門大爺口中：“秀才造反，能折騰出個啥？”接著衝我一瞪眼：“小丫頭好好念書，別摻乎這些。”

 

六四那天半夜，我家的電話響了。打電話的人我不認識，他隻是反複說：“開槍了，開槍了。”電話裏能聽到槍聲。以後的形勢急轉直下。空氣似乎也變得緊張不安。

 

然後我陸陸續續從在高校工作的母親那裏聽聞她學校裏當年參加學運的一些學生的情況。 有些學生確實是愛國熱血青年，有些不過為了撈取一把政治資本。學生的情況尚且如此，可以想見那時在廣場的人，成份動機都多複雜。

 

六四影響了許多人，包括當年我這個中學生。我在父母的勸說下，放棄了喜愛的文史，上大學時選了和它風馬牛不相及的專業，並且軍訓了一年。

 

我不懂，也不願意評價六四。尤其日久年長，看六四更是心中五味。

 

其實有什麽樣的土壤，就有什麽樣的政治。

 

我學政治經濟學時，有一警句，“獨裁是產生腐敗的溫床。”看到這句話，“獨裁”可能很紮眼地刺痛某些人的神經。可是如果同時讀管理學，就會知道，獨裁是最有效率的管理方式。

 

管理實際上是一種交流方式。如果團隊裏隻有一個頭說了算，做事情會快得多。反之如果整個團體充分研究交流，做出的決策肯定兼顧更多層麵，也很大程度避免領袖模式下因為個人局限造成的錯誤決策。可是扯皮的過程裏，容易貽誤時機，甚至使事情半途而廢。我很難想象，在中國這樣的人口大國，如果實行多頭政治，最後會有多少決策能夠執行，還不必談成功地執行。

 

在管理學上，還有一個管理層次多少的問題。比如，一條信息，從最上層的旨意下來，通過一層一層地信息傳遞，到了基層，恐怕就跟“傳話”一樣，有不同程度的歪解和曲解。層次越少，透明度越高，信息完整性和真實性越能得以保證。

因此管理國家，管理十三億人口，和三億，或三千萬的人口，難度和資源稀缺決定了本質上它們不可能有同樣的管理模式。舉例說，同樣收入的一對夫婦，有十幾個孩子，有三個孩子，一個孩子，或者沒有小孩，這些家庭會有同樣的生活模式嗎？答案可想而知。

 

何況中國從法家思想起，到近現代，幾千年都是統一專政的思想。文化理念，哪裏是一朝一夕可以徹底更改的呢？雖然時間和形勢總會改變一切。隻是過程會很漫長，遠遠超過一個人的壽命。

 

偶然會想，當年參加學運的學生，不知道還有多少人堅持當年自己的理想？

 

雖然理想在現實麵前多少不堪一擊，但是沒有理想，就像畫沒有生氣，花沒有芳香一樣。對於有理想的人，我一向肅然起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