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武醫院作為醫療條件較好的三級甲等醫院，和中日友好醫院一起被北京市征用為SARS定點醫院，負責收治其他各院轉來的重征患者。與長辛店相比，這裏的病房條件要好許多，病人可以上廁所，正常洗浴，房間大，通風條件良好。我收拾停當，已經是淩晨1點多了，手機恰在這時響起，是愛人打來的。她還是如常的口氣，隻說睡不著試著撥電話。我沒有提我轉院的事情，說不要耽誤別人休息，很快就掛機了。事實上，她已經接到了醫院的通知，正心急如焚。與我同屋的是一位神智不甚清醒的老大爺，喝水、吃東西、小便、隨地吐痰，折騰了一夜。我也就一宿未眠，心情沮喪得很。
進入宣武後，各方麵的氣氛都驟然緊張起來。大夫告戒我一定要全天侯的吸氧、臥床靜養，並時刻匯報呼吸變化，我自身明顯感覺咳嗽、咳痰等症狀加重，體溫不時地超過38度。親友和單位領導們也明顯較以往更加關注我的病情。我的心緒也發生了很大變化，先前培養起來的怡然自得地心態蕩然無存。我不再願意看書，也沒有心思寫日記，甚至不願與朋友們通電話。對前景的茫然無措使我喪失了很多興趣。我寧願每天埋頭昏睡或是望著天花板發呆，讓自己處於一個癡傻狀態。與此同時，我的家人卻在外麵四處奔波，力圖了解我的每一個治療環節、找專家會症，我理解當時他們的心態——總想有所作為，在某種程度上甚至幹預了醫院的正常診療程序。當然隨著我被會診確定為嚴重繼發性感染，他們還是不得不承認將我完全托付給醫院大夫是明智之舉。我的病情發展很快，咳嗽加劇，高溫持續。6月2日，我被通知轉入ICU（重診監護室）接受治療。
ICU，這個名詞還是我入院前不久在電視中得知，印象中這裏是病人在生死間徘徊的場所。盡管很不情願去往這樣一個地方，但我意識到我已經沒有別的選擇，還不如坦然的接受現實。在護士的引導下，我進入六樓的ICU，一個很開敞的大間，裏麵已經有了4個病人，有的上著呼吸機、有的身上掛滿了監護儀器，最重的一位作了氣切，已經處於長時間的昏迷狀態。病房裏除了儀器的轟鳴聲、護士們匆忙的腳步聲，一片寂靜。為了方便安置各種儀器，天花板設計得很低，這使得房間顯得更加壓抑。地麵頻繁的噴灑著消毒液，總是處於濕滑狀態。來之前，聽護士們說，重症室有的病人的毒性很大，容易感染其他人。有了這種心裏障礙，我連身邊的病人都不敢仔細打量，急忙帶上口罩躲進被窩，眼望天花板，開始構製自己的小空間。我的病友們也都和我一樣的動作，目光呆滯、無意識地盯著某一個目標，一言不發地熬過一天又一天。我不知道他們有沒有在思考什麽問題？可能他們什麽也不願去想，更多的聽天由命順其自然。人的生命與尊嚴有時在死神的淫威下顯得軟弱無力。
我不知道自己要在這種環境下生活多長時間，我覺得自己生活能自理、飲食正常、呼吸平穩，觀察幾天就能夠轉入普通病房。不料一住就是16天。每天還是大量注射點滴，與之相比，長辛店的注射量要小的多。這裏基本上每天的注射時間在12個小時以上，個別時候由於點滴的速度慢，時間會更長，甚至頭天的點滴沒結束，次日的又開始了。肺部病變產生膿瘍，誘發劇烈的咳嗽。我想我咳個不停的樣子也讓人可憐，很久之後一位共同從ICU裏走出的一位病友對我說，你每天幾乎不停息的咳，有時候還被你的咳聲從夢中驚醒，覺得你的情況一定很糟。而當時，她還戴著呼吸機，被認為是極危重病人。你看人就是這樣，成為了別人的憐惜對象還渾然不自知。
十幾天的治療過程艱苦但療效並不明顯，我的體溫始終無法得到控製，影響我的心情也無法舒展。所幸我還是在積極地配合各種治療、努力保持正常飲食，生的渴望還是能夠調我所有的生命韌性。在此期間，醫院對我的病情評價一直是“危重病人之一”。在其他親人都不在身邊的情況下，我愛人和姐姐承擔了難以估量的痛苦與壓力。她們作為病人家屬，比我了解更多使人驚心的實際情況。每每一個報危電話就讓她們徹夜不能眠。她們在不遺餘力的尋找各種方法幫助我調動生理和心理上力量。比如，她們花了整整一宿的時間給我製作了一個類似於病情備忘錄的東西，每天都有一個小笑話、幾道智力題，還有自己對心情、娛樂、飲食等方麵的自我評估，她們想讓我每天都能動起來，不要消沉下去。此外從六月中旬起，她們就開始給我自配飲食，變著花樣給我做飯、煲湯，增強我的營養。怕我因為飲食不衛生而引發其他感染，她們執行著比醫院更為嚴格的消毒程序。回家後，我在房間的各處都能見到那些日子的痕跡。在電話旁邊，貼著通話要則“1、少聊病情，多聊家常；2、少說教，多調侃說笑……”在我姐姐的書桌旁，貼著一張禱告“神啦，您最英明，最仁慈，您一定要保佑吳海濤健康平安，因為您有無窮的智慧，您會把你的恩德施給每一個勤勞、善良的人們”。毋寧說神在賜予他們力量，不如說親情、愛情驅使他們用柔弱的手臂替我趨趕著死神。
每天我都要接到大量的問候，它們來自我的朋友、同學、老師、同事、領導，一些遠在海外的朋友也與我保持了頻繁的聯係。他們在替我驅散孤獨、恐懼。負載著太多的情感，我沒有理由放棄自己，因為生命並不僅僅是屬於自己。
在我每天的手機短信中，總有一條來自一個叫張湛的小夥子。我至今未能見到他的廬山真麵目。和他相識很偶然，那是我剛剛轉到宣武醫院的第二天早上，一夜未眠加之心緒不佳，我的神情也許十分沮喪。清掃衛生的人進來，打量一下便問到“你是新轉來的吧？”我仔細看了一下身著防護服的他，個子挺高，腰身挺拔，眼神專注而純淨。聊上以後，他說自己是首師大的學生，是作為誌願者進入SARS病房進行服務的。我對他說因為自己的病情出現反複，故而心情不佳。他說“大哥你一定要堅強，病一定會好的”。臨走時他留下了自己的手機號碼。難得的是他不是泛泛的關心，此後的一個多月時間裏，他總是通過短信和我進行交流，關注我病情的發展，提醒我注意休息、保持樂觀，甚至不時地在我和主治醫師間進行溝通。我進入ICU之後，他還特地請求護理部負責人帶領他到病房來看過我一次。而這裏通常是不對誌願者們開放的。小夥子金子般的心靈常讓我感動的不能自已，也許這樣的誌願者們還有許多，在他們身上體現的是一份難得的社會責任感和真正源於人類本性的關愛。
幾次專家會診之後，基本確定我是嚴重的黴菌感染形成多處肺膿腫。由於難以找到感染原，無法針對性的用藥。試用了幾種新藥，效果都不是十分良好，我的體溫一直無法得到有效控製。後來在市衛生局的積極協調下，從上海調集了一種尚未在國內上市的新藥。初步使用後，藥效明顯，我的所有指標迅速好轉。與此同時（6月中旬），全國及北京市的疫情已經得到了較好控製，SARS患者大批出院。宣武醫院也準備恢複正常的醫療秩序。我們最後剩下的不到30個SARS患者將被統一收治到地壇醫院。
轉院這天，陽光燦爛。與以往總是在黑夜中穿行不同，我有幸再次看到陽光下的北京市區。非典的逐漸遠去也使得笑容與從容回到人們的臉上，街上又恢複了往日的繁華。我的心情很好，“押運”我的兩位大夫也表現的輕鬆自在，替我講解沿途的景觀。草綠了，花紅了，馬路重新喧囂，商場重複往日的忙碌……，一切都表明，曾經籠罩在這個城市上空厚厚的陰雲已然散盡。望著熙熙攘攘的人群，我想，重新融入這個世界的日子應該不太遠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