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辛店醫院，因為地處遠郊成為首批SARS定點醫院。兩名全副武裝的護士領著我進入病區（我幾乎沒有任何行李，隻有一個塑料袋裝著豐台醫院賣給我的洗漱用具。事實上大多數病人都是赤手空拳地被就地收容，甚至來不及通知自己的家人）。走廊很暗，壁上的紫外線燈發著幽蘭色的光，地上灑著很厚一層消毒液，很濕滑也很嗆鼻。我被送進一間二人間的病房，房門在我身後關閉，我再次穿行它已是二十多天以後了。
與我同屋的病友是個四十歲左右的中年人，比我早一個星期發病。從入院到出院，他的症狀一直很輕微，肺部陰影也吸收的很快，在二十多天後順利出院。他待人很誠懇，我們相處的很融洽，每當我的點滴將完，總是他提醒正在睡覺或是看書的我通知護士換液。以至他臨走時還不放心的叮囑我一定要自己注意點滴。我們的病房屬於臨時改建的，通風條件很差，房間內沒有基本的衛生設施，一個飲水機、每人一個臨時便桶成為滿足我們生理需求的全部設施。好在病中的人對這些條件都已經不再關注，可以不換衣物、可以不洗澡、可以沒有任何娛樂，隻盼自己早日收到出院通知書。
現在回想在長辛店的日子，還算比較從容和充實。每天6點被護士喚起測量體溫、計數心率，八點吃完早飯就開始輸液。我的點滴數量很大，最多每天要輸8-9個小時。在此期間，我變換著各種姿勢看著家人送進來的小說（我看書的速度很快，二十多天我幾乎將二月河十幾本的帝王係列看完）。沉浸在跌宕起伏的故事情節中，緩解了長時間靜點給我帶來的焦躁和煩悶。抽空與親人、朋友通話，和病友聊天，寫日記、練字，這就構成了我一天的生活節奏。由於體溫和其他一些生命體征一直都維持在一個比較正常的狀態，我和大家都認為我的出院日期指日可待，家人已經在為我回家做準備，我也在計劃出去的隔離期如何度過。殊不知變故就在眼前。其實我應該感覺到院方對我病情的格外關注。幾次大夫查房都提到我雙肺的大麵積感染，並配置了血氧監護，隻不過我自己沒有把這些放在心上。5月下旬，和我同時入院的病人們陸續出院，我也在蠢蠢欲動。
5月27日，長辛店醫院的SARS病人大批出院，隻剩下7-8個人。我的同屋在前一天也已經出院，我的心也已經隨著他們飛回了正常的世界。傍晚，天氣格外悶熱，預示著一場大的雷陣雨即將到來。吃完晚飯後，我床前的呼叫器響了，護士告訴我一個意外的消息——轉院。隨後病區專家組組長和我通話，聽得出他在斟酌著語句將他們認為比較嚴重的一個消息告訴我。我肺部兩側陰影始終不見吸收，最近體溫還有回升的跡象，這有可能是SARS反複的一種表現，建議（當然是強製執行）我轉往醫療條件更好的宣武醫院進行治療。在等待轉院救護車來的期間，我想了很多。盡管我不了解具體病情，但這樣一種狀況極大程度上表明著我將麵臨一次新的挑戰，與長辛店的醫生一樣，我也無法預料我的病情下一步將發展到何種程度，會不會出現生命危險。當晚我的愛人和單位領導同時接到電話，告知我的情況十分危急，隨時會出現意想不到的危險。
雨終於下來了，很急很大。往常，我很喜歡享受暴雨掃除悶熱後帶來的清爽。但那時卻全然沒有心思。我竭力使自己不要慌亂，鎮靜而坦然的去麵對即將來到的任何情況。使我感動的是，晚飯前後因病房調整新進來的一個病友，盡管不熟悉，但他看出了我心裏的緊張。他一直在陪我聊天，聊他的下崗經過，聊他45歲開始的再創業曆程、聊他日益壯大的建築工程隊伍……我理解他是想讓我的注意力從病情上分散。我很配合，主動地參與他談的每一件趣事。好幾次，我怕他累了讓他休息一會，他卻始終不願停止。4-5個小時後，終於通知我出發了。他幫我穿好防護服，送我出門，“海濤，堅強些，你會沒事的”。我會深深的記住這位大哥，SRAS損傷了他的肉體，但並沒有磨滅他古道熱腸的善良本性。
穿上連體防護服，帶上口罩、護目鏡（這套行頭的目的主要是防止我體內的病毒對別人產生傷害），我的眼鏡很快就被呼出的霧氣蒙住，隻能用耳朵去感知身邊發生的一切。車外的雨聲格外的大，我聽見急救中心的工作人員在與院方交涉，因為醫院不願派出醫生冒險與一個診斷為重診SARS的患者同坐在救護車的車廂內。在他們利用各種渠道進行溝通的時候，我靜靜地等候著。事情在1個小時後得到解決，救護車在呼嘯的警車引導下，以極快的速度撕開雨幕駛向宣武醫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