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堅持將我們攜帶的一部手機要了過來，這是我與外界保持聯絡的唯一渠道。事實證明絕大多數病人都是通過這種方式維持著自己與正常世界的溝通。就這一點來說，老天還是有眼的。倒退幾年，手機在普通人群中的普及率都較低，難以想象病人在完全閉塞的環境如何保持自己生存的動力。
第一天晚上，我的發熱很嚴重，高達40度左右。一邊接受治療我一邊試圖用手機與外界建立聯係，詢問我的家人之安危，通知我的單位領導。由於使用的是我愛人的機子，我的通訊網絡完全從頭建立。憑著當年求職應聘時的頑固記憶，韋誌榕老師家裏的電話我基本上爛熟於胸。所以她成為社裏第一個接到我噩耗消息的人。聽得出她十分地震驚，可以理解誰也不希望這種消息是真的。合上電話，我知道傳出去的這個消息將會引起一係列的連鎖反映。果然，片刻工夫後，社醫務室、社辦、我居住的社區辦公室、社領導都先後打進電話或撫慰、或調查詢問。我負責的交代了我近一段時間內的接觸史，真的不希望還有別的夥伴再倒下（就這一點來說，我及早搬出魯穀還是個明智之舉，避免了與社裏其他同誌的接觸）。更晚的時分，我愛人打進電話，告之她和姐姐經檢查初步認為未被感染，回家自我隔離。由於長達一周左右的密切接觸，我們都認為她們倆極大可能會出現被感染的症狀。所幸17天的隔離在提心吊膽中安然度過，她們不久就恢複了正常的生活。要說我病中感到最大的欣慰的，就是這一點。
在大劑量的藥物作用下，我的發熱迅速得到控製，體溫恢複到36。5度左右。擺脫了高燒狀態，就象從沙漠走進綠洲，精氣神又重新回到我的體內。我行動如初、聲音洪亮、飯量依舊，不幹咳，沒有胸悶憋氣的感覺。不由得想，“非典”這玩意也不過如此。甚至問大夫我是否近期就可以出院了。大夫告訴我至少還得二十幾天到一個月，這讓我很沮喪，殊不知噩夢還沒有真正開始。第二天傍晚，我被告知準備轉院。一直等到晚上11點左右，我和另一個小夥子上了一輛救護車，以很快的速度開往一個未知的方向。穿鐵路、上高速、過鐵橋，漫長的路程讓我懷疑我們是否要被送到北京以外什麽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