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建博客，不知該貼些什麽，於是在電腦裏翻找過去的習作。再次閱讀朋友的這篇“親曆非典”，心裏的震撼就如同一年前第一次打開它時一模一樣。朋友是我大學時的藍顏知己，彼此欣賞對方，卻剛好錯過了最恰當的時機。反而成就了一種比朋友更深厚的感情。他對生命的執著和赤誠是我一向熟知的，然而在這場和死神的較量角逐中，那個堅毅博愛的他帶給我一些新鮮的陌生。還有什麽能比這種對生的渴望更強大有力？
又坐在怡海花園姐姐家的書房裏，一邊敲打著鍵盤，一邊考問自己，過去的三個多月是否是一場噩夢？ 生與死的距離到底有多遠？
五月的第一天，我正是從這裏出發去親曆一場自己無法估量其後果的生死磨難。在這一百多天的時間裏，我被輾轉於四、五家不同的醫院，品嚐著肉體與精神的雙重痛苦。漫長的病程，病情的反反複複，煎熬著我的愛人、親友以及所有關注我的人們。記得我被強行收治的第一夜，神誌恍惚的躺臥在豐台醫院簡陋的隔離病房裏，床板的一陣顫動使我清醒，側耳傾聽，分明是一列火車碾動著鐵軌由遠及近，又由近及遠的離去。喘著粗氣它不知開往何方，我想它的旅程一定很是漫長而且艱辛……
和大多數人們一樣，當我將非典作為一種疾病輸入意識中的時候，它已經在神州大地上快速蔓延了。我和我的親人們一起提心吊膽地度過了北京最為緊張的四月中下旬，高頻率的洗手、不分場合地緊戴口罩、緊張而又略帶幾分亢奮地傳播著各種小道消息。全然不知這場災難會降臨到自己身上，也許在我的潛意識裏認為自己是一個極其普通的生物，淹沒在北京的茫茫人海裏，無幸獲得ＳＡＲＳ的垂青。殊不知造物主會作弄人，彈指一揮間你就可以從普通人中出列，由默默無聞迅速成為眾人飛短流長的主角。
現在回想，非典像一張早有預謀的“魔網”，以它瞄準的目標對象為中心，這張網悄悄緊縮。確診病例的消息每天都在飛速的傳播，明顯感覺那雙恐懼的“手”距離自己愈來愈近，同一社區、相鄰樓群……。終於，在４月２３日的回程班車上，孫新老師的一個悄悄話使我毛發倒豎，它終於逼近了我的身邊——我的鄰居感染了“非典”。回家以後，我對全然不知情的愛人說的第一句話就是“你回新疆老家去吧！”。隨之我們茫然無措地胡亂地消毒，四處的撥打電話，在親友們不同程度的驚愕聲中排泄著我們的恐懼。當晚我們做出了一個重大舉措——遷往我姐在怡海花園小區的房子避難。當我們將所有的金銀細軟連同自己塞進出租車時，不僅長出一口氣，終於可以逃離危險區了（事實證明逃兵都要受到處罰）。
怡海花園是個環境很好的小區，清爽的空氣、如蔭的草地、悠閑的人群。一切都表明，這裏似乎是一塊被ＳＡＲＳ遺忘的淨土。第二天中午辦公室的同事關切的打來電話，我開玩笑說我已經發低燒了。誰知傍晚時分我就明顯感覺身體的不適，一股無聲的熱量在我的體內開始升騰，體溫已經超過３７.５。我悄悄的告訴了愛人，盡管心理暗暗的恐懼，但我們寧願認為是我不慎患上了感冒。由於姐姐的精神狀態已經高度緊張，我們一直沒有敢告訴她。悄悄的買回感冒降燒藥，悄悄的服藥、保持正常的外出和飲食。４月２６日，是我三十歲的生日，她們還特地給我買回蛋糕，作了一桌的好菜。在準備給母親撥打電話的時候，不知觸動了什麽情感，我突然控製不住自己的淚水。也許是冥冥之中感覺到自己身上的病“來者不善”，上蒼在我而立之際送來的禮物似乎過於殘酷。
兩天後我冒著危險前往醫院進行例行檢查，診斷為普通感冒。但與所有的非典患者一樣，拿回的感冒降燒藥無法控製持續的高燒，而且還出現了間斷的寒顫。５月１日下午，我堅持再去醫院進行檢查。照完胸片，我在空蕩蕩的走廊焦急地等著，隨著時間的一分分延長，我預感到不妙。拿到片子和說明，我掃了一眼，密密地一片字而不是平常的“胸片無異常”。我肯定自己是“中招”了。院子裏等候的愛人見我出來，一直用眼睛緊隨著我，我沒敢看她，低聲的嘟囔著“沒事，我找大夫看看”。結果可想而知，發燒門診的大夫用堅決的口吻撲滅了我最後一絲希望。愛人陪我坐在隔離區內的長椅上，門診的衛生員緊張的噴灑著消毒液，周圍的病人自行的疏散。我知道，自此時起我將被剝奪正常生活的權利。妻子在我耳畔說著寬心的什麽話，我已全然模糊，心裏隻剩下沮喪和無助。大夫通知我自己去隔離病房，我回頭看了看她，心裏不知是什麽滋味。這個“生不見人，死不見屍”的恐怖的病，給病人及其家屬帶來的心理壓力是巨大的，誰知道我這一眼是不是最後一眼呢。事後妻子告訴我她在外麵一麵流淚，一麵等著醫院對她進行檢查。在接下來的５個小時裏，她的痛苦是雙重的，我的生死不明和她自身的吉凶未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