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 理
人 為 何 許 人 也
11- q “改邪歸正”和“變質墮落”的機製
人出生在一個社會之中，----這點，今天跟昨天差別不大----，在那裏，布道士的某個變體，從各自不同的政治和/或宗教的講壇上，企圖“吃你的椰子”。通過讀書，電影，電台有聲節目和電視節目，集會，特別是通過父母，兄弟姐妹，中學同學，大學同學，同事，同桌和同宿舍的關係，把那些互相爭鬥的，難以計數的信念和道德藥方推入人們的大腦。
一個無神論者/馬克思主義者，跟一位信奉羅馬教廷的天主教徒姑娘結了婚（1920年）。這位原來獲得了馬克思主義生物倫理程序的先生，極度仇恨所有遠處就能聞到的，跟供香和神器有關的一切，他是一個無神論鬥士和一個徹底的神學反對者。他的老婆對他有一種無限的尊敬和崇拜，並且從來不對他說半句鼓勵他改變的話。三十年的共同生活之後他“轉變到”天主教一邊。他老婆的示範，他對妻子的敬慕和崇愛，最終生物倫理戰役獲勝了。
在這個例子裏，其中的一些年份裏，兩種對立的體係在一個人的大腦裏進行著生物倫理棋局的廝殺。在這個人決定放棄馬克思主義和無神論，而采納一個新倫理法典的那一天，盡管如此，並不能從他的大腦計算機裏像取出一個軟件盤，放入一個新的那樣，完全清除掉馬克思主義的生物倫理程序。從現在起，這個天主教皈依者就懷著極大的熱忱，深化他嶄新的生物倫理程序，同仍舊在腦子裏的先前程序作鬥爭。
隨著歲月的流逝，新的程序越來越有力量，而舊有的程序逐漸減弱。或許漸漸地第一個程序，又重新獲得了一些地盤，並且再次贏得棋局。在電影《大獨裁者》裏，天才的查理.卓別林就向我們展示了，一個納粹將軍轉變到反納粹事業（從納粹行列裏“變質”了）之後，出席一次圖謀反對希特勒的秘密會議。會議結束的時候他站起來，舉起右手臂說“嗨，希特勒！”。
皈依轉變者的大腦計算機在眾多場合下，還會從他要拒絕，但是尚不能從大腦裏，根除的生物倫理程序裏，自動做出反應。大腦漸漸地取得了各種程序，並且也按照其自有的法規，把它們逐漸放置在角落裏。福爾圖娜塔①盡一切可能拚爭去愛自己的丈夫----強加給她的----並且放棄她喜歡的那個已婚之夫。 但是在任何一個方麵，都沒有取得絲毫進展。有時候，一個無神論者本希望相信（“要是有福氣相信另外一次生命的話，我就也會打著響板走向死亡”，何塞.路易斯.克爾在1987年夏天對《ABC》這樣講。Non ipsissima verba），就如同福爾圖娜塔原希望，熱愛她本不喜歡的丈夫一樣。
主體選沒選擇一個倫理體係，就如同沒法選擇愛還是不愛，一個已經讓他“吃椰子”的女人一樣。這是一個無意識的過程，其中大腦計算機，按照我們在人生道路當中遇到的各種人，大多數是在祈禱時，所得到的勸戒宣講----特別是榜樣的勸導----所傳送出來的信息，持續不斷地創造，增加或減少某些個程序。（科學家無法證實也無法否定某種不可見的生靈----上帝，魔鬼，聖人們，等等。----在人們改邪歸正或是變質墮落過程中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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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福爾圖娜塔,西班牙著名作家加爾多斯小說《福爾圖娜塔和哈辛達》女主角，1887年成書，2000年譯成中文
11.- r 馬克思主義者和基督徒：主體作為一個倫理社會的創造者
當我們定義某些人為“馬克思主義者”或是“基督徒”的時候，我們沒有向任何人傳遞出，他們所信奉的一種理論或倫理的內涵。我們就是簡簡單單地確定，某些人是基督或馬克思的追隨者或信徒，以至於人們用從這些名字派生出來詞匯來定義他們：基督徒，馬克思主義者。在人類當中，所有人類社會都是如此，主體在自己的大腦計算機裏，沒有裝置好各種基本的文化程序（語言程序，倫理程序等等）之前，還不能作為一個人在行動。一當主體獲得了這些程序之後，就可以在差異非常大的尺度上，放上自己的一顆“沙粒”並且在文化題材創造出成就或大或小的變化來。
基督創造出一個全新的倫理法典，包括饒恕自己的敵人，不審判任何人，用我們相同的倫理來對待妓女和小偷，散財給窮人，對所有的宗教實踐不事炫耀，給所有其他人以生路，熱愛所有人。基督勸導和身體力行這種新型的道德法典。盡管有了一些追隨者，終於被他同時代的兩個宗教和政治當局：猶太的和羅馬的宣判了死刑。他僅有的幾個學生拋棄了他，而其中的一個還背叛了他。隻有一個學生，他的母親和一個妓女陪伴著他，並在他奄奄一息和孤獨無助的時候陪伴著他（“我的上帝，我的上帝，為什麽你拋棄了我？”）。他的失敗是非常壯烈的。
盡管如此，謹慎的人類學家從來不知道一個人的先驅事業----在倫理和在其它領域裏----是可以停頓下來的，盡管他同時代的人歪曲他----例如對蘇格拉底----，讓他背棄誓言承認“錯誤”，----例如對伽利略----或是把他釘上十字架----例如對基督。相反地，基督的失敗和死亡變成了“基督教”，成為新型倫理法典最好的宣傳。二十個世紀之後，散布在五大洲成千上萬的人，被叫作基督徒（盡管我們不知道基督是否同意這個詞匯的命名）。
可是盡管如此，主體的大腦計算機，無意識地和自動地刻錄下，他所在的社會（或幾個社會）的倫理遊戲規則，可以出現一個馬克思，一個蘇格拉底或一個基督，他們改變這些遊戲規則，創造出新的法典，和建造起新的倫理社會或倫理邦。在蜜蜂或是猴子的社會裏，既不會出現馬克思也不會出現基督，所以蜜蜂們成不了“基督徒”或是“馬克思主義者”。“當人從猴類當中分離出來的時候----假如確實如此的話----，他們是如何變成了倫理動物的呢？人是如何或是何時開始有了負罪感，開始區分善與惡，開始將人們分類為好人和壞人的呢？”
《創世紀》一書裏說，人變成了一個倫理動物----“發現了善與惡”----就是在犯下第一宗罪過或倫理違規的時候：吃下了樹上的禁果。可是在知道某種倫理法典之前，怎麽會犯下一個倫理違規呢？不知者不為罪。任何一隻猴子都不會犯下倫理違規的，因為他們沒有進入倫理領地的遺傳護照。從一個科學的觀點來看，有關倫理的起源尚未得出令人滿意的解釋。
西格蒙特.弗洛伊德也同樣陷入到這個相同的詭辯陷阱裏。這位傑出的思想家像魔術師一樣，從袖子裏創造出了一個神話或故事----伊文思.普裏查德說，那是受J.J.艾金森的影響 ----，按照他的故事，當人類還是半人半猿的時候，父親維持著對雌性的壟斷。有一天，兒子們想打破這種壟斷，以便能夠接近雌性，於是把父親處死了。那個時候第一次有了罪惡感。這樣，誕生了負罪感和倫理世界，並從這裏派生出了宗教。
可是，為什麽爭奪雌性的猴子們沒有去殺死父親，並且變成倫理動物，和開始建立寺廟呢？為什麽一些猴子成了倫理和宗教動物，而另一些始終無法脫離，猴群或猴相而繼續是猴子呢？弗洛伊德在這裏沒有做任何解釋，就高興地斷定這種無法證實的說法。
一隻猴子在了解倫理規則和倫理世界之前，是不會犯下倫理違規的。弗洛伊德陷入了跟蒲魯東類似的詭辯之中，後者大概感覺自己沉浸在，鍛造出一段警句的陶醉之中，這被人們千百次地引用為最高楊革命旗幟的話就是：“lapropiété privée est unvol” (私有財產就是盜竊)。這位天才的高盧詭辯師自己都沒有領悟到，他肯定的正是他要否定的東西。如果私有製不是事先就存在的話，誰也不會偷竊任何東西。偷盜就意味著和預示著私有製的觀念。
如果人類是猴子的後裔，我們始終不明白為什麽，怎樣以及在什麽時候，有些猴子開始有了負罪感，開始微笑，開始感到羞愧，開始嘲笑，開始穿上衣服，開始化妝，開始向上帝祈禱，開始說話，總之一句話，開始變成了人類；而為什麽相反，另一些猴子始終繼續還是猴子。
當我們還不能解決這種性質的一個問題的時候，按照蘇格拉底的謹慎勸告，我們應該以卑微精神，和科學態度承認和接受，“我們對此還沒有想法”。相反我們知道的是：
1）跟猴子和所有其它動物不同的是，人類遺傳性地裝備了一個大腦計算機，在其中設置了一個特殊的情感----負罪感----和一個帶有可在那裏，刻錄一個甚至幾個程序的，空置光碟或倫理光碟的硬盤；
2）不同於其它所有動物社會的是，人類社會製造出倫理程序----人類蜂房的蜂蠟和蜂蜜部分----；
3）人類的大腦通過它的觸覺代理所帶來的信息無意識地和自動地獲得了這些倫理法典；
4）某一確指社會的這個文化/倫理法典一旦在大腦裏建立起來，就會變成一個生物邏輯或生物社會的係統，它完全獨立於主體，按照它自己的法規運行，並且釋放出相應的情感機製；
5）主體擁有違反倫理/倫理生物法典某些規則的自由，但是無法從自己的大腦中，取出或是拋掉這個生物倫理“光碟”，也無法避免他的大腦計算機迫使他支付相應的情感刑罰。 (本章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