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版前言
自從八十年代在洛杉磯寫作此書, 1990 年用“大腦計算機”的書名出版以來,人們對於探索大腦這個令人著迷而又知之甚少的世界的興趣越來越濃。在美國和日本,創建了“大腦時代”, 歐盟則啟動了“大腦研究的歐洲時代”,已經出版了並正在陸續出版了一些書籍,其中就有諸如, John Eccles 與 Karl Popper 合著的《大腦和你的我》, Richard Dawkins 的《瞎眼鍾表匠》, Roger Penrose 的《帝王的新頭腦》, Steven Rose 的《回憶的建立》。
另一方麵,計算機的出現以及電腦可以在一場國際象棋比賽中戰勝人腦這種新奇和令人吃驚的事實打開了新的視野並且向我們提出新的問題:可以講,電腦會思考嗎?人腦就是一台電腦嗎?為什麽像咱們自己這樣的人咱們有時候特別關注有關“我”的問題 ---- 特別是在探討這個題目的時候 ---- 。(幾乎可以這樣問:“你們為什麽要閱讀這一章?” 或者“ 為什麽 ,我 首先感到有要寫一本有關這個題目的書的強烈願望呢?)。
很難想象一個完全沒有意識的機器人會在這些題目上浪費時間。所以, 反之,這些有意識的人類看來倒是經常舉止古怪,結果,要不是他們有意識的話,他們的行事的方式是和他們原本行事的方式完全不同 ---- 所以這樣說來,意識還是有些積極效用的! ---- 當然啦,自由地為一部電腦編製一套程序是毫無問題的,這個電腦可以用一種非常可笑的形式出現, (例如,可以一邊閑庭信步一邊口中念念有詞:啊,我的上帝呀!什麽是生命的意義呢?我為什麽會在這裏呀? 我感覺的這個“我”是個什麽妖怪?)但是,為什麽大自然的選擇會不厭其煩地讓類似的這種人受惠呢?尤其是毫無疑問,這類荒唐可笑的無用之輩早就應該被叢林的自由市場那不可遏止的力量拋到九霄雲外了呀? (Roger Penrose 《帝王的新頭腦》 506 頁 ) 。
我的這本書裏就縱橫交錯了不少提問和難題,並企圖專門來回答 Penrose 提出的這個關鍵性問題:“我感覺的這個“我”是個什麽妖怪?”。
另外一方麵,圍繞愛德華.O.維爾鬆鑄造出的“ sociobiology” 一詞出現了一些新的對話和新的爭論。就像在所有剛剛開發的新領域裏,存在著眾多有待開發的東西一樣。但是,生物學與社會學之間,大腦和社會之間,自然和文化之間,先天固有的和後天得到的之間的這些種種關係,都是關鍵的基本的課題,而我們僅僅還停留在認知水平的石器階段。這本書也滿篇都是這些內容並充斥這個問題。
在牛津的一次午餐會上,我跟裏查德.D AWKINS 以及阿雷克斯 . KACELNIK 約定舉行一次國際研討會。這個活動最後在馬德裏舉行,題目是“大腦與社會”,拉蒙 . 阿雷塞斯基金會和 THE EUROPEAN DECADE OF THE BRAIN RESEARCH 一起合作,委托我主持那次會議。這是一次跨學科的活動,各個學科從不同的角度充分研討了這個問題。裏查德.D AWKINS 作了一個恰如其分的評論:“咱們參加這個研討會的人,除了在一個非常有限的領域之外,都是蒙昧無知的。” 裏查德.D AWKINS 的這段評語 ---- 以及達爾文的這位不僅在姓氏上而且在事業上當之無愧的繼承者的其他很多評論 ---- 都令我深思良久。
我們所有的人都應該以蘇格拉底式的極大的謙虛和真誠從這個起點開始我們的征程:除了在一個非常有限的領域之外,我們是幾乎在所有方麵都是蒙昧無知的 ----laymen---- 。由此而來這種需要,需要我們在各自的領域裏耐心地和嚴謹地研究探尋,然後,我們聚集到一起來進行對話並且來玩這種遊戲,就是我們所有從不同角度接觸研究這同一個天書或是難題的人都是有道理的。
我的初始學業是哲學。那是在羅馬的格雷高麗雅納大學完成的,在那裏,我跟一些大師 ---- 其中有 Coppleston 神父 ---- 學習哲學,在那個時候,我們用希臘文閱讀柏拉圖和用拉丁文閱讀塞內加。所有的課業和考試都用拉丁文:《 Sicut Darwinius dixit … 》。選修課的社會人類學令我著迷隨後我就著陸在牛津大學( Balliol )。 在牛津,我十分榮幸地得到愛德華 . 伊文 . 伊文斯 - 普利查德爵士的特許,做我的導師。愛德華爵士提名我作他的助教,從而我在牛津大學掙得了第一份工資。
我的主要工作就是陪同愛德華爵士在密特拉或別的餐廳裏小酌幾杯或是用午餐。除了領我進入社會人類學的世界,指導我的論文外,就是在這些非正式的漫談和午餐上 ---- 有時有 Levis-Strauss 或 Isaiah Berlin 爵士相伴 ---- ,我欠下了這位傑出的人類學家和我的靈魂密友無法償還的學術之債。
此外,我是在馬德裏孔布魯騰塞大學拿到的政治科學和社會學碩士和博士學位。因此, 我的學業,我的局限性,我的理念,我的判斷或是偏見就源於這三個學科:哲學,社會學和社會人類學。我每天(作為必修課)堅持不懈地用希臘文閱讀柏拉圖和亞曆士多德和用拉丁文閱讀塞內加(我工作的工具就是哈佛大學出版社雙語版的 LOEB 文選,那是個非常出色的文選)。
幾年過去了,有關這個題目,人們出了一些新書和發表了一些文章。我想我這本書同出第一版的時候一樣仍然保持著同樣的興致,當現在出英文版時,我非常高興能夠提出我自己的觀點,我自己的解法和我自己的疑問以便和更多學科的新同行們進行對話和友好的論爭。
《情感計算機》 的這一書名跟西班牙文版的《大腦計算機 》是不一樣的。我兒子埃杜瓦爾多對我建議:“ 我認為你應該用情感計算機來作書名,因為你的理論的全部核心就在於此。你的理論也是和另外一些企圖破解這些難題的人的論點是迥然不同的:大腦是一部獨特的計算機,它通過事前用 DNA 或文化途徑輸入的程序,向我們發送情感郵件,提示什麽時候應該吃喝和做愛,每天如此, 另外它又向我們施壓去完成身體和社會所需的任務,用愜意的感覺回報我們或是用難受的感覺對我們進行訛詐。你應該以 The emotional computer, 情感計算機 來做書名,因為這就是你的關鍵論點,就是你的理論”。
(譯者自Quito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