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青河鎮 2.

我的家在這排紅磚平房的最左邊的第二間。當年住在這排房子裏的老師們已經幾乎都搬走了，有的是調到別的學校去了，也有的下了海經商什麽的做的風生水起的，更多的是搬進了學校裏的樓房，學校後來建了幾棟教師宿舍，是標準的單元樓房，5層的，7層的，一下子就容納了大多數的有需求的老師們。我的父親沒有搬家，一來我想是這時我爸的政工科長已經不吃香了，在學校裏基本上也就是一個閑職，要搬進樓房去住，免不了要去校長和房管科長（這是後來新聘的一個崗位）家燒香敬佛，我爸拉不下這個麵子。二來我爸自己說在平房也住習慣了，不想搬去樓房，去了樓房，每天要上下樓，拖著我媽，這時她還沒死，但是一身的病，連走路都困難了，住到樓上去隻怕是連太陽也曬不到。 

濤子替我到房產科長那裏領來了我家的房門鑰匙，據說我要是再不回來，這房子就要被作為無人居住而收回國有了。濤子說前幾年學校裏房改，要出幾萬塊錢買下這套房子，我爸卻說拿不出這麽多錢，濤子說幾萬塊買套房子，現在哪裏去找這麽好的事，就算自己不住，以後賣出去也肯定劃算。我想我爸說拿不出錢應該不是假的，我以前的事，還有我媽的身體，他一個人就那麽點死工資，哪裏會有什麽存款。不過學校裏的人可不這麽看，他們說許科長那不爭氣的兒子現在非洲發達了，真是亂世出英雄啊，哪裏還會看得上這小破房子？

 

家裏和我離開時沒有什麽兩樣，隻是顯得更加陳舊和破敗。我爸以前把我綁起來往死裏打的長條凳和掛在牆上的鞭子都還在。隻不過這兩樣東西現在看上去不僅不威風，反而有點像出土文物一樣顯得不那麽真實。房間裏沒有一張照片，連一張也沒有，我爸的，我媽的，甚至連我曾經掛在牆上的小時候的百日照什麽的也都無影無蹤了，看來我爸說的不認我的話真不是隨隨便便說說而已的。

家裏有家徒四壁的感覺，保留著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風貌氣象，那裏有我難得的好時光，也有我被揍的哀鴻遍野的不堪回首的舊日記憶。

這麽多年過去，家裏竟然連一絲社會進步的影像都不曾反射到，這不能不說我們許科長是個多麽守舊的人，也不能不說許科長這些年過得確實不容易。

 

不過我替他想想，他作為戰爭孤兒出身，沒讀過幾天書，最好的年華都獻給了部隊，後來轉業到了學校，開始幾年還好，政工科長，保衛科長在學校裏都是很有地位的幹部，後來學校裏政治體製改革，書記負責製一舉被校長負責製代替，政工幹部就全部變成了閑職。他腦子又不靈，風向不對也不知道轉向，憑著他那時的人脈，包個建築隊什麽的估計到現在也發了。家裏負擔又重，我母親就基本上一個累贅，他還丟不下她。我又是那個樣子，從少管所，二進宮，勞改農場，三進宮，再到監獄，每次他都跑斷腿地為我求情，隻希望在裏麵獄卒牢犯們別把我往死裏打，他給每個人磕頭，說，威子不成器，是我沒教育好，看在他小，又沒有二兩肉的份上，求你們打的時候，下手輕一點。

這一排的紅磚平房呈一字排開，每4戶為一個單元，最左邊和右邊的一戶是當時的大戶型，其實也就是房子的徑深在前麵加長了大約1到2米左右，這樣就相當於多出來一個小客廳，可以不用一進門就直接看到床。中間2戶就沒有這麽好了，是直筒筒地一長條進去，大概自己根據需要可以隔成兩件臥房，最後麵是一間小的廚房，有一個水龍頭，和一個放爐灶的地方。我記得水龍頭還是我們搬進新房子半年以後才安上的，因為要收水費，老師們還都舍不得用，要用水的時候用一個桶或是盆接著，水龍頭開的很小，仔細看著水表沒有走動才算數，滴滴答答的聲音在每一家傳出是那個時候的常態。

房子裏開始是沒有廁所的，在平房的最右邊遠離平房但是離河岸很近的地方有一個公共廁所，我記得當時最為蔚然的景觀就是一大早起床等候如廁和倒馬桶的排隊的人群，公廁就兩間，一間男廁，一間女廁，各有兩個蹲位，都是露天的，下雨的話，要帶傘進去，男廁和女廁之間隻隔一堵牆，這邊講話那邊都能聽得見，最搞笑的就是這邊老婆上廁所忘了帶手紙，就大聲吆喝隔壁蹲點的老公拿點紙出來，給門口某某女老師給送進來。人與人之間極為坦誠。

有一件讓我至今想起來後怕的事，就是那些倒過的馬桶，要衝衝刷刷，人們，有時是女人，有時是年歲稍長的兒童，就將這些殘留著屎尿的馬桶一律自覺地拿到青河去洗刷，洗刷地地點自然不能是我們平時洗菜淘米洗衣服的碼頭，所以去稍遠一點的檔口，現在想來，這樣一來正好是青河的上遊，也就是說我們平時就是飲著這樣一條母親河裏的水，自我循環，生生不息。

 

這樣的事情在青河鎮司空見慣，從來沒有人認為有什麽問題，即使有了自來水，還是有很多人寧可早起去打河裏的水，用明礬漂一漂泥沙，將看著清亮了的水作為自己的生活用水。

 

但是後來有一件事讓這種司空見慣受到了觸動，那就是馬濤的母親病了，很奇怪的病，浮腫，無力，在鎮醫院和縣醫院診了幾個來回，也沒有診出什麽名堂，他母親幾乎就要像我前麵說過的會計張阿姨一樣被宣告為不治而亡了。

 

所幸的是，馬濤的母親不是本地人，她是當年的知青下放來青河的，她娘家實際上是在W省的省會城市A市，雖然A市也沒有什麽至親的親人了，但是娘家的一個遠房親戚收留了她，說好歹來A市的大醫院看看吧，總不能一個活人在那等死呢，到了A市，看了大大小小的醫院，這還得感謝當時的公費醫療，雖然什麽毛病也沒有看出來，但是在A市住了兩個月，病竟然奇跡般的好了。等回了青河，沒多久就一定回再犯，再回A市就又好了，反複幾回以後，馬濤的媽媽就辦了病退，長期住在A市。這對馬濤來說不能不說是一個極大的悲劇。當時他剛上初中，正處於青春叛逆期，母親的突然消失對於一個青春期沒有平穩過渡的男孩來說，就仿佛天被掀掉了一塊，他後來的沉淪和墮落我一直認為和這件事是息息相關的。 

而馬濤母親的這件事在頗有些學識的老師們中間一分析，就有人一針見血地指出是青河的水汙染問題，一時間人心惶惶，但凡有些人脈關係的老師都開始想辦法活動離開青河鎮，至少去縣城也好，那裏的自來水是從長江引水，比起青河來也要好不知道多少倍。再沒有人脈，在學術上本來即使有建樹和動力的老師也就生了辭職或者下海的心，就此也生出青河曆史上最富有的億萬富翁的勵誌故事，當然這是後話了。

我家在這排房子的最左邊的第二間，也就是說我們家並沒有因為我爸爸設計和監工了這排宿舍占任何便宜地分到好一點的房間。說到這裏，我不得不說許科長是真正的共產黨員，沒有一點私心地處理了分房這個問題。首先最左邊的房子，離廁所老遠，內急了連滾帶跑也來不及，一般家裏有病人和老人的都不會選這樣的房子，其次，我家是中間的房，也就是小戶型，雖然說我家的人口確實隻有三名，但是我父親作為當時的分房大使，他完全可以因為我母親的病情，編出來一兩個照看我母親的人作為我家的常住人口，隻要多一個人，我們就可以名正言順地搬進大戶型，況且我爸當時還是領導階層，本身分房的時候就有幾分的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