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林雜談
人類曆史由來和發展的重新認識
從資產階級的哲學家盧梭到無產階級的革命導師馬克思都認為私有製是萬惡之源，隻有消滅了生產資料私有製，社會才會進入“自由、平等、博愛” “按需分配”的新世界。私有製真的是萬惡之源嗎?
隨著《共產黨宣言》發表之後，共產黨在一些國家先後誕生。蘇聯、中國等一批國家在共產黨領導下奪取了政權，完成了私有製的社會主義改造之後，“資本主義自發勢力”並沒有消失，清一色的公有製所實行的計劃生產、統購包銷、平均分配的政策，使這些國家的經濟停止了競爭，失去了活力，生產力發展速度變慢，社會經濟走上“短缺經濟”的軌道。是什麽原因導致了社會生產力下降、國家相對貧困化? 是什麽原因使公有製建立之後的國家階級鬥爭仍然沒有停息? 毛澤東同誌反複思索之後提出了社會主義條件下兩種思想、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鬥爭，把階級鬥爭學說上升到意識形態領域，發出了“抓革命促生產”’的指示，妄圖以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推動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這種指導思想發展到極限，就出現了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破“四舊”立“四新”，把階級鬥爭不止不息、社會生產力緩慢發展的罪惡根源又推在了舊的意識形態和思想文化上。十年動亂的慘痛教訓使人們充分認識到這種指導思想的嚴重危害。
社會經濟同自然界一樣，其發展的原動力是“生存競爭、市場選擇"，背離這條規律，人為地取消私有製，取消競爭，按國家指令計劃生產、統購包銷、平均分配，必然導致勞動者的懶惰化，企業機製僵化，社會經濟短缺化，使經濟運行失去了勃勃生機。這個人人都清楚明白的事實，充分說明私有製並不是“萬惡之源”，為了實現共產主義而鏟除私有製是一個曆史性的錯誤。黨的十六大進一步保護和發展非公有製經濟，是一項英明正確的決策。
共產黨人之所以要消滅私有製是因為馬克思主義認為隻有生產資料私有製才可以剝削他人的剩餘價值。但無數事實卻證明，在曆史上和當今社會上，都存在大量的通過權力可以實現超常剝削的罪惡事實，其中包括國家行政權、司法權、管理權還有宗教權、宗族權等等。甚至於當某些人掌握了新的技能、新的科學技術成果之後都能夠以不適當的高價剝削他人的剩餘價值。我們不能因為這許多權力和專利都會產生剝削，就把它們也全部消滅。如果這些權力都消滅了，人類社會也就不複存在了。何況，在任何社會製度和任何所有製形態下，都必須有剝削。不剝削拿什麽上繳稅費，不上繳稅費國家政府靠什麽養活，社會公益事業靠什麽投入，不剝削企業如何能實現擴大再生產。就連所有以消滅剝削為己任的社會主義國家，事實上也不得不剝削工人的“剩餘價值”。所以，我認為合理合法的剝削不但無罪而且確實有功。如果工人把所創造的“剩餘價值”全部拿走，如果企業取消了剝削，那麽全部社會生產力必將停止發展。而社會生產力停止發展，就如同讓地球停止自轉一樣，會使整個社會經濟遭致毀滅性的打擊。所有反對剝削的哲學家和經濟學家是否曾想到：一個沒有剝削的社會必定是一盤自相毀滅的散沙。所以，消滅剝削就如同消滅私有製一樣，也完全是錯誤和謊謬的。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製和國家的起源》一書中曾說：“鄰人的財富刺激了各部族的貪欲，獲得財富已成為他們最重要的生活目的之一。他們是野蠻人：掠奪在他們看來比創造的勞動更容易甚至更榮譽的事情。以前他們進行戰爭，僅僅為的報複侵犯，或者為的擴大已不敷用的領土，現在進行戰爭隻是為的掠奪，戰爭成為經常的職業了。”（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中文版兩卷集第二卷311頁） 這段話已十分明白地告訴人們，在原始共產製氏族或部落之間是經常發生以掠奪為目的的戰爭：起初他們是掠奪鄰人的土地和女人、進而是掠奪鄰人的牲畜、糧食和其它財富。這就足以證明掠奪是先於剝削存在的野蠻地占有他人勞動成果的行為。據此，我們可以認定，掠奪是最野蠻的剝削，剝削是掠奪的延續和進化。在沒有出現私有製和階級以前，人類群體所表現出來的這種人性的貪婪，充分說明掠奪和剝削是一脈相通的，生產資料私有製的產生並不是產生剝削的根源。
所謂“私有觀念”的根源並不是私有製，其更深刻的根源來自生命的本能，因為生命的本能就要生命體自覺地去“趨利避害”，隻有這樣，生命本身才會存在和發展。小路兩旁的大樹都會向外側偏移，以爭奪陽光，任何動物都有“趨利避害”的本能，如果它們沒有這樣的本能，必將導致動物界的毀滅。人更是這樣，隻有“趨利避害”才能成長、發展。正是從“為我”是生命的本能這一點出發，宋朝的思想家朱熹才會發出“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感歎。後來一些政治家和思想家卻把它作為一句壞話來理解，其實
人是由動物界脫胎而來的，動物界各種幼小的雛鳥和幼仔，它們為了爭奪自己的生存權，都瘋狂地從母親嘴裏爭搶食物，有時為此還會手足相殘。這種“為我”的本能的普遍存在，同人類的“私有觀念”有著深刻的源淵。它是動物界仍至整個生物界的自然規律。正因為它們有這種“為我”的本能，所以整個生物界才會有動力、有活力、有競爭、有發展。如果它們失去了“為我”的本能，就會失去動力、失去活力，使整個生物界遭致毀滅。
人類社會也是這樣，合理限度內的“為我”的本能，也是人類生存和延續的自然前提。人如果失去“為我”，不是“趨利避害”，而是“趨害避利”，那就會導致人類的集體自殺。當然，有人是反對在人類社會裏保存這種競爭機製的，但這種競爭狀態是符合自然規律的客觀存在，是任何人也阻擋不了的。佛家是以慈悲為懷的，但是佛家從來不認為私有製是萬惡之源，而認為“貪、嗔、癡”是萬惡之源。人性之貪，是人的“為我”的本能的自然體現，所以，成佛的最大障礙就是如何從“為我”的蛋殼裏掙脫出來。但是人人都從“為我”中解放出來，既是不現實的，也是不可能的。就是人類本身也是“生存競爭”和“自然選擇”的產物，不經過痛苦的嗜血的競爭，人類本身都不可能產生。所以反對競爭的人豈不是反對人類的由來和發展嗎?
在文化大革命中，曾出現過“鬥私批修”的鬧劇，搞什麽“靈魂深處鬧革命，狠鬥‘私’字一閃念”，妄圖使每個人都變成毫無私心的“聖人”，結果是越鬥越私，草草收兵。這個實踐充分證明一切違背自然規律的舉措是注定不會成功的。當然，我們在肯定“為我”的本能是一種自然存在的同時，應當大力倡導“公而忘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高尚精神，因為我們必竟是人類社會，人類在共同利益的基礎上，已經形成自己的道德規範和行為準則，人類社會有保護和扶持弱勢群體的道義，而動物界則隻能是赤裸裸地弱肉強食。人類社會為了穩定與和諧地存在和發展，為了保護社會各階層成員的根本利益，提倡“一心為公”、“公而忘私”也是十分必要的。不如此就會使人類社會也變成瘋狂地你爭我搶的動物世界而自相毀滅。所以，我們既要清楚地認識到人的“私有觀念”是植根於生命的“為我”的本能的客觀事實，也要充分認識到倡導“一心為公”、“公而忘私”是使社會絕大多數人能夠實現“為我”而和諧發展的正確引導。
寫到這裏，也許有人會問：“動物世界你爭我搶、互相殘殺怎麽沒有導致動物界的毀滅呀?” 這個問題問得好。我們認真地想一想就會明白，今天的人類已經掌握了先進的科學技術手段，而不是赤手空拳的動物群，以人類現有的戰爭手段，如果任憑野蠻地去爭搶、去嗜殺，人類有能力消滅地球上的生物若幹遍，何況是脆弱嬌嫩的人類本身呢。所以任憑現在的人類再回歸到動物界，將是整個生物界的毀滅性的災難。
從古至今，就有人之初“性本善”與“性本惡”的爭論。就生命體都有“趨利避害”的“為我”本能來講，應該說這種本能是屬於“性本善”的，因為這種本能是生命體無可非議的自我保護和爭取生存空間的天然大道。很多人之所以認為“人之初、性本惡”，就是源於對這種“為我”的本能的初淺的認識。豈不知善與惡的最大的分界線是讓生命體成長起來好呢，還是讓它一生出來就自我毀滅的好? 如果有誰把一生出來就“舍己為他、自我毀滅”叫做“性本善”，那麽這種毀滅人類、毀滅生命的所謂“性本善”豈不是反生命、反人類的最大的惡行嗎? 所以分辨“性本善"與“性本惡”，絕不能把生命體“為我”的本能做為“性本惡”的依據。當然，超出生命體成長發展的客觀需求，比較強烈的和膨脹的“為我”的秉性就是“性本惡”的特征了。這就是說，“性本善”與“性本惡”應按兩種不同程度或性質的“為我”的潛意識來界定。
當然，在承認人在成長過程中“為我”的本能普遍存在的同時，也應該看到，在人類的信仰和“為善”基因的驅使下，一些人也會表現出以犧牲個人利益來成全他人的利他主義。 由以色列西伯萊大學心理學教授伯斯坦領導的研究小組通過長期的研究，從遺傳學角度首次發現了促使人類表現利他主義的基因，其基因變異發生在第11號染色體上。美國威斯康星州麥迪市大學情感神經實驗室主任理查德·戴維遜為首的一批專家也在研究中發現好心情的人是先天的，而不是後天的，而且好心情的基因藏在他大腦的左半球裏。這些研究成果都可說明人的“性本善”與“性本惡”都同遺傳基因有關。每個生命體形成的基因條件是千差萬別的：聰明智慧的母本父輩，很可能將其聰明智慧的潛能通過遺傳基因渠道傳給他們的後代，使他們的後代也比較聰明幹練。在遺傳基因中含有較多的藝術細胞的後人可能會成為天才的音樂家、藝術家。與此相類比，許多人的基因中也會把諸如善良忠厚、貪婪成性、殘暴強橫、沉靜內向、活潑外向等諸多特性記錄下來，經過遺傳和變異的複雜過程，使一代新人生成比較善良溫順、比較強橫霸道、比較貪婪狡詐等諸多不同的秉性。所以，我們可以認為，人之初有“性本善”的，也必有“性本惡”的，絕對不會是一種清一色的秉性模式，這也就是人之初“性本善”與“性本惡”的對立統一。 所以英國的思想家弗蘭西斯·培根也曾說“在人性中有天然向善的傾向，也有天然向惡的傾向”。（請見弗蘭西斯·培根《人性的探秘》1988年何新中譯本第46頁）在具體分析每個人的秉性中，如果善因善性占主導地位的，就可以說是“性本善"；如果惡因惡性占主導地位的就是“性本惡”。這也是“性本善”與“性本惡”更深層次的“對立統一”。
斯坦福大學曾經做了一個著名的實驗：把鼻管擱在鼻子上讓你喘氣，然後把鼻管放在雪地裏十分鍾。如果冰雪不改變顏色，說明你心平氣和(善良平和心態)；如果冰雪變白了，說明你很內疚；如果冰雪變紫了，說明你很惱怒生氣(惡性膨脹心態)。把那紫色的冰雪抽出l一2毫升給小老鼠打上，1—2分鍾後小老鼠就死了。這紫色的冰雪顯然是含有毒素的。人的心理狀態的善惡好壞都同人體的有無毒素相關，那麽，比較善良的人會把無毒素的基因遺傳給後代，比較狡詐凶惡的人會把有毒素的基因遺傳給後代，甚至比較善良的人在心態惡劣時也可能把有毒素的基因遺傳給後代。
這些新的一代在各自不同的生存環境中，會呈現出不同的成長和發展趨勢：比較性善的人，他們的特點是溫順善良安於現狀，經過艱苦環境的磨練會養成較多的“為他”的習慣，除個別傑出的人會成長為國家的幹材或者時時處處為人民利益奮鬥的聖傑之外，大部分人都安於天命、辛勤勞作，成為使社會穩定並為社會創造物質財富的主力軍。如果他們生活在優越環境中，則會成為養尊處優、無所事事、貪圖享樂、揮金如土的敗家子，把先人所斂聚的家財再回報給社會，成為推動曆史循環的積極力量。性惡的人則爭強好勝，決不安於現狀，如在很優越的環境中成長，容易變成縱橫卑闔欺壓百姓的惡魔。他們如果在艱苦的環境中，有極少數人經過痛苦的磨練會棄惡向善、奮發圖強成為治國安邦的國家棟梁，還有一些人會奮發向上成為新生中小官吏或富有階級的主要來源；而剩餘的部分人雖然成不了氣候，也不甘清貧，淪為為害社會、禍害群眾的人渣。當然，性善與性惡的兩種不同的秉性，既是對立的也是互相聯係的，在一定條件下是可以互相轉化的。
做為社會的一員來說，麵對“為我”容易，因為“為我”是一種本能、一種享受，但卻會使人變懶、變蠢、變廢，所謂得不償失；而“為他”則是要花氣力的，就像撫養小孩子一樣，你為他付出的越多，你對他的愛就越深。你越是關愛他人，你自己得到的關愛也就越多，這就叫善有善報。所以，每個人除了自覺地、無條件地關愛自己的孩子之外，還要盡心盡力地關愛社會、關愛他人，才是真正代表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為善之道。孔孟之道早就教導我們：“百善孝為先”，因為父母對子女的愛是最無私的、最偉大的，如果做兒女的連點孝心都激發不出來，你還指望他去愛弟兄、愛朋友、愛群眾嗎？這是根本不可能的。如果人們能夠貫徹實行
按照“對立統一”規律，公有製和私有製也是相互對立、相互聯係、相輔相成、互相轉化的兩個不可分割的矛盾著的側麵，絕對消滅某一方麵，既是不可能的，也是違背事物發展的根本規律的。馬克思有句名言：“離開利益的思想是不存在的”。公與私無非是不同的利益範圍而已，眾人的私利集中起來就謂之“公”；私也無非是個人利益的單獨表現，它的利益需求與眾人的利益需求也是基本一致。所以，我們很清楚地看到公中有私，私中有公，公與私不會是絕對對立的。請大家不要忘記，就是摩爾根筆下的《古代社會》(即原始共產主義社會)也不是純粹的公有製。人類最早的不成文法是財產繼承法，他們的先人在臨終前總是把自己最得力的武器、工具、衣物等交給自己最親近的人—主要是子女，難道說這些武器工具就不是他們最原始的私有財產嗎?
曆史總是不斷發展和前進的。當前，在我國經濟體製改革的大潮中，企業改製已經朝著股份製改造的方向邁出了堅實的步伐，一批國家控股、股民入股的新型企業已經出現，這批新型企業既不是完全的公有製，也不是完全的私有製，恰恰像文化大革命中批判的少奇同誌的“公私融化論”的典型傑作。這類公私產權融合在一起的企業，已經在企業改製的實踐中使企業煥發出勃勃生機。公與私都可以和解融合，已經證明私有製與公有製根本不是水火不容的關係，而是“對立統一”“合二而一”的關係。這個事實又進一步揭示了馬克思主義的“對立統一”法則，不僅具有“一分為二”的特性，而且具有“合二而一”的特性。正是因為它也包含著後一種特性，公與私這對過去認為是水火不相容的矛盾，如今已成功的融合在一起了。今後， 誰也沒有力量再判處私有製的“死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