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生產力是最革命的因素嗎?

按照傳統的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生產力是最革命的因素，其公式是：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並以生產的社會性與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性這對基本矛盾宣告了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社會主義必然勝利。但是無情的曆史事實卻反複證明，社會主義暴力革命成功的國家都是貧窮落後的國家，而生產力非常發達的國家卻沒有發生社會主義暴力革命。這一點連毛澤東同誌在自己的學習筆記中都自言自語地反問而不得其解。社會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舉起這杆大旗進行改革實踐的偉大政治家鄧小平同誌正是從鐵的事實出發，開始扭轉乾坤，變革命為改革，挽救了黨，挽救了中國。

 

(一) 生產力的發展並沒有決定一切

人類的生產力隨著科學的進步，是永遠不會停止發展的。但是，生產力每前進一步並不意味著要立即改變生產關係，更無法證明它能決定一切。就是生產力與生產關係基本適應的條件下，也不見得不發生暴力革命。比如美國，從1776年發表《獨立宣言》時起，至今已有二百餘年的曆史。在這二百多年中，美國的生產力可以說有了極大的發展：從最初的工業化初期，經曆了十九世紀的電器化時代，現在已發展到以世界高科技為龍頭的電子信息時代。隨著美國的社會生產力的巨大發展，美國的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發生過什麽變化沒有? 據我所知，可以說是沒有發生過什麽大的變化。如果說發生過變化的話，正如列寧所預見的，美國的資本主義曾經加速向壟斷資本主義的方向發展，即將進入“腐朽的、垂死的帝國主義”階段。可是沒過多久，美國的《反壟斷法》即出台了。隨著這部法規的出台，立即阻止了壟斷資本主義的形成和發展，使列寧的預見變成空話。這個事實極其明白地告訴人們：不是生產力的發展決定生產關係，而是國家權力決定生產關係。在這方麵中國的實例就更多了。中國由私有製改變為公有製就是中國共產黨通過國家權力實現的；從公有製改變為公有製與私有製“一國兩製”的格局，也是由國家權力的作用實現變更的。在這裏我們隻能看到國家權力的調節和決定作用，而根本看不到生產力的“決定作用”。

1955年，毛主席領導的農業合作化高潮和對“小腳女人”的批判，就十分清楚地證明：並不是群眾自願，也不是生產力發展的客觀需要，當時的農村基本上還是牛耕耬種的生產水平，然而黨和國家為了加快“共產”的步伐，還是讓全國的個體農業和互助組在一兩年之內就進入了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到了1958年又轟轟烈烈地發展為“人民公社”，使中國農民不知所措地吃開了大鍋飯、種開了公社田。“人民公社化、公共食堂化、組織軍事化”成了當時轟動一時的舉措。凡是從這個時期過來的人都知道，這種轟轟烈烈的急劇變革和生產力的發展不發展毫無關係，完全是當時毛主席領導的結果。改革開放以來，全國開始實行“分田到戶、聯產承包”，也是自上而下推行的。但是這項符合曆史發展實際、符合群眾意願的曆史性決策，卻很快顯示了它的強大生命力，使中國老百姓的吃飯問題很快解決了，城市居民再不用排著長隊去糧站買糧了，中國的老百姓開始過上了好日子。從這幾十年的曆史對比，我們根本看不到生產力的決定作用，而隻能看到國家權力的決定作用。同時我們也看到，把公有製變為私有製之後，所出現的解放生產力的巨大效果，使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迅猛發展，開創了振興中華的新紀元。

 

(二) 社會的兩極分化達到頂點，才是暴力革命發生的真正起因

中國的封建社會曆經幾千年，生產力並沒有發生質的變化，但大大小小的農民起義、暴力革命卻在幾百次以上，而每次農民起義不是以失敗告終就是打倒了舊皇帝，抬出個新皇帝。在生產關係和生產力基本適應的條件下暴力革命照樣屢屢不斷，這可以充分證明發生暴力革命的可能性並不在於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而在於社會的兩極分化達到極限 —富者暴富，貧者赤貧。當大部分人連自身生存都難以為繼時，必然出現周期性的暴力反應，通過共產途徑使社會財富得以重新分配，使社會重歸穩定。兩極分化是任何社會製度都無法阻擋的，因為它是自然界和社會發展的根本法則。而曆史唯物論提出消滅兩極分化的觀點，既是根本辦不到的，也是直接違背“對立統一”規律的。發達國家的社會生產力是很發達的，但是他們的兩極分化仍然不可能停止。隻是他們國民總體的生活水平比較高，社會不可能出現一部分人難以生存的情況，加之他們的政府實行了各種有效的調控措施，這些國家的窮苦人民的生活水平比落後國家的中等階層的生活水平還要高，所以在這種條件下，暴力革命的土壤就不複存在，就不可能發生暴力革命。

人類社會發展到今天，一切以天下為己任的的思想家、政治家，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目的，就是千方百計地造福大眾造福社會，離開這個目標他們不會在曆史上留下那麽深刻的影響。從孔夫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大同思想，到孫中山先生的“天下為公”，他們都是中華民族造福人民的偉大先驅。有了這許多先驅的光輝思想和幾千年的曆史教訓，人們總是變得越來越聰明，每個國家的政府也總是越來越現實地調控各種矛盾，從而使他們國內的社會公眾的實際利益逐步增多。在這樣的條件下，即使是上帝派來的“超人”也無法領導人民掀起暴力革命的狂濤巨浪。更何況科學技術高度發達的今天，暴力革命所毀壞的不僅僅是某一個國家，就是對整個人類的生存環境、建設成果，也是有百害而無一利的。從保護和改善全人類的生存環境出發，從千方百計延長人類子孫後代的生存序列出發，一切暴力革命的鼓吹都應該徹底結束。

 

(三) 社會主義實踐與生產力發展決定一切的理論完全背離 

有關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理論，都是以生產關係必須適應生產力的曆史唯物主義學說派生出來的。按理說理論與實踐應該是和諧一致的。但是我們所看到的恰恰是二者相背反的事實：本來中國和俄羅斯等幾個國家，生產力發展都很落後，按生產力發展決定一切的理論，它們根本不應該出現社會主義革命，最起碼是社會主義革命不應該成功。然而，實際情況恰恰是這幾個生產力發展十分落後的國家社會主義革命都成功了。當有人對這個奇特的現實發生疑問的時候，聽到的回答卻是：因為蘇聯出現了偉大革命導師列寧、中國出現了偉大救星毛澤東，把生產力發展決定一切的理論又轉換成領袖決定一切的新理論了。

按照曆史唯物主義的推論，社會主義製度比資本主義製度更先進，而當時這些國家的社會生產力水平都很低，他們是如何使這種更先進的生產關係與落後的生產力相適應的呢? 在這裏，我們連生產關係必須適應生產力的理論泡影都看不到，所看到的隻是國家權力在左右一切、決定一切。

社會主義既然是比資本主義更先進的社會製度，它就應該表現出自己的優越性，推動社會主義的生產力有更快、更好的發展。但事實恰恰是東德不如西德，北朝鮮不如南韓……。從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全過程，我們十分清楚地看到的是，並不是生產力發展水平在決定著一切，也不是生產關係必須適應生產力的說教在引導著一切，而是“槍杆子裏麵出政權”的理論在決定一切。

現在，有人把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形象地比做腳與鞋的關係，但這種比喻也隻是不十分恰當的比喻，因為不穿鞋的腳照樣可以走路。所以，關於生產力和生產關係決定一切的學說，可質疑的地方實在是太多了。所有的事實又進一步證明了“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理論框架是人為構築的，是與社會實踐格格不入的。一切與曆史發展相背離的理論，按照毛主席的《實踐論》的光輝思想來對照當然是荒謬的、錯誤的。

 

(四) 唯生產力論放在人類社會的遠古時代沒有立足之地

縱觀人類二百萬年左右的發展曆史，真正屬於人類獨有的生產活動的時間最長也不過幾萬年。從舊石器時代晚期以前的一百幾十萬年以上的曆史，人類都是在從事捕獵、撈魚和采集活動的，這些活動是以自然供給為基礎的，從嚴格意義上講，這些同其它動物的捕食行為完全相同，沒法區別。盡管從舊石器時代開始，人類學會了打製石刀、石斧等石器，在中晚期發明了標槍和竹箭，但是就憑這點微小的創造，同動物界也隻能說是小有區別。因為他們的基本活動性質和範圍和動物一樣都在狩獵、捕撈和采集。在這種情況下，有誰若把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理論，放在這近二百萬年的曆史階段加以演釋，我斷定他會哭笑不得的。試想：不承認人類在這個階段有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存在吧，這個階段人類社會的發展就沒有動力了，一個沒有動力的社會必定是要滅亡的。然而人類照樣生存和發展下來的客觀事實，是不允許如此推論的；承認人類在那漫長的時代有這種與動物沒法區別的生產活動，客觀事實就逼著你把曆史唯物主義的“三層寶塔” (注：即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相比，生產力是最革命的因素，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相比，經濟基礎是決定的因素)擺在動物園裏，逼著持這種觀點的人把這套理論用於說明動物界發生發展的曆史。這樣，豈不是太荒唐可笑了嗎?  所以我還是奉勸人們放棄曆史唯物論的好，免得哭笑不得、進退兩難。

2007年3月6日內蒙古《北方新報》又轉載了一條路透社報道的驚人消息：艾奧瓦州立大學普呂茨和貝爾托拉尼一直在塞內加爾東南部觀察大草原上的黑猩猩。他們發現，雌黑猩猩會挑選一根樹枝，除去樹葉和嫩枝，修理成合適的尺寸，再把一頭咬尖，然後將這樣的木矛刺入叢猴可能躲藏睡覺的樹洞。這就是說這種雌黑猩猩開始學會創造工具進行捕獵活動了。麵對這個事實，人和動物的根本區別僅僅是會創造工具進行生產活動的理論依據都被打破了，曆史唯物論立足的地盤就徹底丟光了。

正由於曆史唯物論這種進退無門的困惑，所以朝鮮勞動黨的金日成同誌便拋棄了曆史唯物論，提出了“以人為本”的“主體思想”。不過他的“以人為本”的“主體思想”層層推演，變成了蘇共和中國黨內曾風行過的“領袖決定論”，更加強化了領袖獨裁的個人權威，拋棄了社會主義民主與法製的基本原則。1953年斯大林逝世時人們非常悲痛，像塌了半邊天一樣，就是這種領袖決定論的自然反映。出於同樣的原因，我國的後起之秀青年思想家王滬寧同誌寫了一本書叫《比較政治分析》，經過對各個側麵和層次的比較分析，認定曆史唯物主義不應該是“經濟決定論”，而應該是“政治決定論”。對於這個問題，恩格斯在晚年曾更加困惑，剛剛在1893年7月14日致費·梅林格的信中承認自己和馬克思都有錯，把曆史唯物論建立在經濟基礎上，而忽略了政治的決定作用（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中文版兩卷集第二卷498頁）；而在1894年1月25日致亨·施塔爾肯堡的信中卻又強調“社會曆史決定性基礎的經濟關係”（文同上第504頁）。也就是說在半年之內這位偉大思想家的哲學觀點發生了如此尖銳而痛苦的搖擺。

現在，全世界的共產黨人雖然不知道曆史唯物論究竟錯在何處，但是從實踐出發基本上已經拋棄了曆史唯物論的經濟決定論。可我們的教科書還在重彈“經濟決定論”的老調，維護曆史唯物論的“尊嚴”，豈不是同“三個代表”的理論旗幟背道而馳嗎？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明確地得出結論，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絕不能簡單地描述為“腳與鞋”的矛盾。遍觀全世界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現狀，生產力發展水平大體相同的國家，它們的生產關係和社會製度有的是君主專政製度，有的是君主立憲製度，有的是最現代的共和製度；有的是私有製，還有的是國家公有製…… 不管是什麽樣的所有製都照樣在組織和發展自己的社會生產，都照樣引進和推廣使用先進的生產設備，都照樣可以駕馭先進的生產力給自己的國家增加社會財富。而對於大量的這樣的客觀事實，生產力是最革命的因素的理論，還有什麽實際意義呢?  離開曆史與現實相結合形成的各自不同的生產關係，生產力就不可能組織和發揮自己的社會效益。但是同樣的生產力在不同的生產關係的組織下，都在促使本國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客觀事實，都可以明白地告訴人們，生產力這雙一般無二的赤腳，不管它是穿草鞋，還是穿布鞋或者是穿皮鞋，都可以抬著生產方式向前發展。這些活生生的事實充分說明關於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的理論實在是與客觀實踐偏離得太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