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被六四槍殺腰斬的三十年改革
施化
六四二十一周年就要到了，雖然紀念的人數逐年減少，但相信血跡被忘幹淨的這一天永遠不會出現。我曾經說過，六四的要害是開槍。不論以政治理由或經濟理由為六四槍殺辯護，都站不住腳，因為人文理由這一條底線不容越過。否則，一個社會的理念就被搞亂了。普遍相信為了某個更重要的目標，必須把人的生死放在一邊這種混帳哲理，這樣的社會是一個病態或者垂死的社會。這個社會將不可阻擋地走向人和人之間的毫無價值的相互殘殺。最近連續爆發的校園殺童案隻不過是一個極小的端倪。
由於拖延了二十一年，對六四槍殺沒有出現公正的曆史定論，曆史就停留在二十一年前的六四這一天。對中國的未來前途舉足輕重的改革開放，也由於六四槍殺而被腰斬。後二十年的改革，失去了目標和準則，除了僅僅為物質主義者鋪墊通向腐敗的道路，與全民族的生死存亡毫無關聯。
不少人直觀地以為，改革三十年是一個整體。從1978年“三中全會”到現在，一直沿著同一條線路直行。六四殺人固然不對，改革還是好的，功大於過。這是一個誤判。六四以後，鄧小平看到黨內改革派全軍覆沒，頑固派得意忘形，很可能會動搖中共的執政基礎，於是鋌險“南行”，放言“誰不堅持改革誰下台”，等於是對六四鎮壓“勝利”的一次“再勝利”。那些“六四鎮壓促進了經濟高速發展”的論調，無異於信口開河。但是，從這以後的改革，是一種完全變了質的改革，和前十年的改革相比，可謂南轅北轍。
前十年的改革，雖然也由鄧小平一手啟動，但是在理念上和後二十年完全不同。為了表述方便，我把前十年表述為“胡趙改革”。因為改革過程中受到的重重阻力，很大一部分來自於鄧本人。很難解釋為，鄧全麵主持了前期改革。鄧小平是改革開放的決策者這不錯，胡耀邦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趙紫陽是改革開放的總工程師，這樣的說法比較接近於曆史原貌。
“改革”這個詞的當時語境，實際上是對文革的反動，目的在於扭轉毛在文革中為中國製定的政治方向。這裏首先是政治方向，其次才是經濟方向。經濟隻是政治的表現之一，不可能取代政治。“改革”不是“經濟改革”的同義詞。因為在文革的政治環境下，誰搞經濟開放，誰就是反革命。文革作為一種試劑，可以探測出不同改革的酸堿值。“胡趙改革”是否定文革的，而後期的“江胡改革”，對文革模棱兩可，最終淡化。一直到“毛澤東思想”方陣出現，文革再也不被看為負資產。
“胡趙改革”的實際貢獻也很鮮明。首先，在政治製度上，提倡思想解放，反對條條框框。這踩了鄧“四項基本原則”的紅線。在經濟體製上，提倡國退民進，放權讓利，給農民一次深度解放，極大程度地活躍了農村經濟。城市的“政企分開”，也讓給企業家大量發展空間。而“江胡改革”就完全不同。六四以後，再也沒有人敢提打破一切政治條框的思想解放，鄧小平本人也完全忘記了他親口所說“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製度、工作製度方麵的問題更重要”，把政治製度方麵的改革一律冷凍。在經濟上與前期相反，表現出的是“國進民退”。老百姓用簡單的順口溜形容：房改，口袋掏空；醫改，提前送終；教改，父母逼瘋。這還不包括侵吞國民資產的國企改革，億萬下崗職工永遠地失去了不該失去的利益。
任何有識之士都可以輕易看出：中國的改革已經走到了盡頭。雖然中國經濟在過去 30年裏快速增長，但是，誰也不敢說，中國已經建立了健全的現代經濟體係。無論公有或私有產權都沒有得到清晰界定和有效保障，市場不能自我調節，價格帶有人為因素，國有企業享有過多特權。此外，憲政、法治等製度無從建立，中國人的價值觀念出現前所未有的迷茫與混亂。簡言之，改革開放的目的沒有達到。
與改革的失敗相對應，大漢民族主義則大行其道。這將從另一個陣線，把改革摧毀得更加徹底。很顯然，所謂改革，是把中國原來的那一套放棄掉，改為世界通用的這一套。幾乎沒有一樣改革項目，不與國際接軌有關。GDP原來不是中國的，WTO原來也不是中國的。可以想見，隨著以新毛派為代表的民族主義思潮不斷高漲，給改革徹底打上句號的日子，已經不遠了。
十年前，我在《六四是一顆病牙》一文中寫道：
從那一夜開始，全民族的價值觀就被強行扭曲了。“為國分憂”，“為民請命”這一類傳統道德，被連根鏟除；“改革創新”，“振興中華”的現代理念，被掃蕩一空。與被機槍坦克鎮懾下的萬籟俱寂相應照的，卻是醉生夢死，及時行樂和放縱淫蕩的末世情懷。“公理正義”四個字，差不多徹底被從漢語詞典中刪除，“寡廉鮮恥”四個字，卻登堂入室之地取而代之。六四平暴自上而下地給全社會樹立了一個倫理參照值，這就是“權力大於真理”。你想講理嗎？對不起，我隻有子彈。從這個意義上講，六四不是平暴，而是倡暴！
現在回過頭去看，由於六四，改革被腰斬，這是很自然的因果關係。有人很清醒地指出：曆史上有些國家借助於後發優勢，在一定時期內實現經濟快速增長。但通常由於權力未被有效約束，高速經濟增長反而惡化社會結構，誘發社會分裂、對立，最終或者走向內部的群體衝突，或者與外部世界發生衝突。二戰前的德國、日本乃至後來的蘇聯，在構建現代國家的過程中都遭遇過此類致命挫折。
施化
六四二十一周年就要到了，雖然紀念的人數逐年減少，但相信血跡被忘幹淨的這一天永遠不會出現。我曾經說過，六四的要害是開槍。不論以政治理由或經濟理由為六四槍殺辯護，都站不住腳，因為人文理由這一條底線不容越過。否則，一個社會的理念就被搞亂了。普遍相信為了某個更重要的目標，必須把人的生死放在一邊這種混帳哲理，這樣的社會是一個病態或者垂死的社會。這個社會將不可阻擋地走向人和人之間的毫無價值的相互殘殺。最近連續爆發的校園殺童案隻不過是一個極小的端倪。
由於拖延了二十一年，對六四槍殺沒有出現公正的曆史定論，曆史就停留在二十一年前的六四這一天。對中國的未來前途舉足輕重的改革開放，也由於六四槍殺而被腰斬。後二十年的改革，失去了目標和準則，除了僅僅為物質主義者鋪墊通向腐敗的道路，與全民族的生死存亡毫無關聯。
不少人直觀地以為，改革三十年是一個整體。從1978年“三中全會”到現在，一直沿著同一條線路直行。六四殺人固然不對，改革還是好的，功大於過。這是一個誤判。六四以後，鄧小平看到黨內改革派全軍覆沒，頑固派得意忘形，很可能會動搖中共的執政基礎，於是鋌險“南行”，放言“誰不堅持改革誰下台”，等於是對六四鎮壓“勝利”的一次“再勝利”。那些“六四鎮壓促進了經濟高速發展”的論調，無異於信口開河。但是，從這以後的改革，是一種完全變了質的改革，和前十年的改革相比，可謂南轅北轍。
前十年的改革，雖然也由鄧小平一手啟動，但是在理念上和後二十年完全不同。為了表述方便，我把前十年表述為“胡趙改革”。因為改革過程中受到的重重阻力，很大一部分來自於鄧本人。很難解釋為，鄧全麵主持了前期改革。鄧小平是改革開放的決策者這不錯，胡耀邦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趙紫陽是改革開放的總工程師，這樣的說法比較接近於曆史原貌。
“改革”這個詞的當時語境，實際上是對文革的反動，目的在於扭轉毛在文革中為中國製定的政治方向。這裏首先是政治方向，其次才是經濟方向。經濟隻是政治的表現之一，不可能取代政治。“改革”不是“經濟改革”的同義詞。因為在文革的政治環境下，誰搞經濟開放，誰就是反革命。文革作為一種試劑，可以探測出不同改革的酸堿值。“胡趙改革”是否定文革的，而後期的“江胡改革”，對文革模棱兩可，最終淡化。一直到“毛澤東思想”方陣出現，文革再也不被看為負資產。
“胡趙改革”的實際貢獻也很鮮明。首先，在政治製度上，提倡思想解放，反對條條框框。這踩了鄧“四項基本原則”的紅線。在經濟體製上，提倡國退民進，放權讓利，給農民一次深度解放，極大程度地活躍了農村經濟。城市的“政企分開”，也讓給企業家大量發展空間。而“江胡改革”就完全不同。六四以後，再也沒有人敢提打破一切政治條框的思想解放，鄧小平本人也完全忘記了他親口所說“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製度、工作製度方麵的問題更重要”，把政治製度方麵的改革一律冷凍。在經濟上與前期相反，表現出的是“國進民退”。老百姓用簡單的順口溜形容：房改，口袋掏空；醫改，提前送終；教改，父母逼瘋。這還不包括侵吞國民資產的國企改革，億萬下崗職工永遠地失去了不該失去的利益。
任何有識之士都可以輕易看出：中國的改革已經走到了盡頭。雖然中國經濟在過去 30年裏快速增長，但是，誰也不敢說，中國已經建立了健全的現代經濟體係。無論公有或私有產權都沒有得到清晰界定和有效保障，市場不能自我調節，價格帶有人為因素，國有企業享有過多特權。此外，憲政、法治等製度無從建立，中國人的價值觀念出現前所未有的迷茫與混亂。簡言之，改革開放的目的沒有達到。
與改革的失敗相對應，大漢民族主義則大行其道。這將從另一個陣線，把改革摧毀得更加徹底。很顯然，所謂改革，是把中國原來的那一套放棄掉，改為世界通用的這一套。幾乎沒有一樣改革項目，不與國際接軌有關。GDP原來不是中國的，WTO原來也不是中國的。可以想見，隨著以新毛派為代表的民族主義思潮不斷高漲，給改革徹底打上句號的日子，已經不遠了。
十年前，我在《六四是一顆病牙》一文中寫道：
從那一夜開始，全民族的價值觀就被強行扭曲了。“為國分憂”，“為民請命”這一類傳統道德，被連根鏟除；“改革創新”，“振興中華”的現代理念，被掃蕩一空。與被機槍坦克鎮懾下的萬籟俱寂相應照的，卻是醉生夢死，及時行樂和放縱淫蕩的末世情懷。“公理正義”四個字，差不多徹底被從漢語詞典中刪除，“寡廉鮮恥”四個字，卻登堂入室之地取而代之。六四平暴自上而下地給全社會樹立了一個倫理參照值，這就是“權力大於真理”。你想講理嗎？對不起，我隻有子彈。從這個意義上講，六四不是平暴，而是倡暴！
現在回過頭去看，由於六四，改革被腰斬，這是很自然的因果關係。有人很清醒地指出：曆史上有些國家借助於後發優勢，在一定時期內實現經濟快速增長。但通常由於權力未被有效約束，高速經濟增長反而惡化社會結構，誘發社會分裂、對立，最終或者走向內部的群體衝突，或者與外部世界發生衝突。二戰前的德國、日本乃至後來的蘇聯，在構建現代國家的過程中都遭遇過此類致命挫折。
評論
漣漪
2010-06-04 23:4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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悄悄話
頂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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