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史誌》1978年 5期 P34 複刊照 楊老在作畫
刊畫 《南京解放》
特寫 《訪著名畫家楊建侯教授》薑西
楊建侯教授為當代藝術大師徐悲鴻先生的入室弟子,一貫遵循現實主義的傳統藝術道路,無論中西繪畫均有高深的造詣和成就,解放以來,創作了許多突出的作品。在南師美術教育上,身體力行,誨人不倦,數十年如一日,至今桃李盈門,為社會主義美術教育事業作出了貢獻,是一位著名的畫家、美術教育家。
不久前,我去拜訪他。一進畫室,看到正中掛著徐悲鴻先生的《立馬圖》。徐悲鴻先生畫的馬,昂首回顧,挺然而立,筆墨雄渾,氣勢磅礴,吸引著我的注意,我們的話頭就從此談開了。楊老師深情地說:“悲鴻先生是我的恩師,記得那是1930年,我是個失業失學青年,對自己的前程正茫茫然莫知所之。我在李金發先生所編的《美育》上見到徐先生的素描,頓生仰慕向往之心,就貿然到南京來求見。徐先生家住在丹鳳街,第一次上門我有點躊躇不敢進去,徐先生卻和顏悅色地招呼說:‘進來吧!小夥子。’先生看了我的習作,鼓勵再三,並允許到他的教室旁聽。我當時激動得熱淚盈眶。第二年我考入中大藝術係為正式學生,成為我一生的轉折。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我從無錫家鄉攜眷流亡到漢中難民所裏。徐先生在重慶得知我苦難的消息,立即匯來50元錢作我赴重慶的路費。我在重慶見到徐先生,備述流亡遭難之苦,特別是老師過去所賜的許多手跡被劫失的情況,先生深表同情,寬慰說:‘人能闖出死亡線就是大幸,何必再去斤斤計較身外之物呢?’他邊說邊畫了這幅《立馬圖》,以慰我傷感之情。”這幅畫楊老師保存至今,成為唯一珍貴的紀念品,每當麵對遺作,便會勾起孺慕之情。楊老師一談起悲鴻先生,總是興致勃勃,滔滔不絕。接著說:“悲鴻先生對我的教育,像慈母一樣,記得1934年他領我們中大三年級同學去浙江於潛(今並入臨安縣)天目山寫生,在杭州過夜,次日早晨由於我去看望一位多年未見的朋友耽擱了出發時間,受到悲鴻先生嚴厲批評,但到了天目山,徐先生卻給我畫了一幅《睡貓圖》。老師的慈母心腸哪能不使我激動。我把那張畫掛在床邊,作為‘處事三思而行’的座佑銘。”
講到這裏,悲鴻大師和建侯老師的師生感情頓時也浸潤到我的心田,感到溫暖。楊老長期以來,辛勤勞動,創作了大量作品,成績是卓越的。我希望能聹聽他豐富的創作經驗。楊老謙虛說:“我教書、創作了五十餘年,和徐先生的貢獻相比太渺小了。”在我的再三請求下,這位年過七旬的老人,不顧疲勞,便曆述他的創作經驗。他說:“自解放以來,我在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指引下,是做了一些工作的。我在舊社會,曆盡坎坷。全國得到解放,換了人間,心情非常激奮。在當時,新中國誕生,第一次全國政治協商會議勝利召開,海內外民主人士、社會賢達雲集北京,在黨的領導下共商國事,展望祖國未來,前程似錦。我對其情其景目擊身受,格外親切、格外激情,才采‘群賢畢至’之意,在博大深遠的空間群雁(賢)振翅,翻飛翱翔,齊向北國(北京),用以象征中華各民族、各社會階層的緊密團結,顯示偉大民族和人民的精神氣質和不可阻擋的生命力量。
“《解放南京》是1957年創作的。年初,中央軍委政治部為“八•一”建軍節舉辦畫展,指定要我創作一張南京解放為題材的曆史油畫,由南京軍區派人到南京師範學院美術係聯係決定,這一‘隻許成功,不許失敗’的艱巨任務。以我在藝術創作上的經驗不夠,技術水平又感不足的人來說,更不無膽怯之感。然而,黨和國家對我的重視和信任,是鼓舞推動我決心完成這一創作的力量。“
“創作《解放南京》這幅油畫,由於學校教學任務羈身,無法安排,一拖再拖。後來得到了錢鬆岩老先生的協助,代了我在南師的課務,才脫身得以專心進行這一創作。但時間緊迫,離交卷的期限實際隻有三個月了。我反複構思,認為南京解放是國民黨統治的失敗。解放戰爭的勝利,它象征著全國的解放。解放軍是人民的子弟兵,為人民的解放而戰爭。現在人民得到了解放,應該是人民共同歡呼慶祝,所以用偽總統府為背景,軍民歡欣鼓舞的場麵。對於有些人認為是‘攻克南京,人民無須出場,不用偽總統府為背景’的見解,在創作思想上形成了很大的爭論。我認為:隻有以殘破的偽總統府才能說明國民黨政府的垮台和南京地方特點。而解放軍隻有以和藹可親軍民一家的形象,才能說明人民戰爭的性質。草圖經中央軍委政治部同意,並承郵政部采用製作紀念郵票,這時我的創作思想才完全被認定。《解放南京》的創作過程,是不斷克服種種困難的過程。時間不夠,我就夜以繼日地工作。畫好以後,又應省委書記江渭清之囑,複製了一幅,留為江蘇紀念。”
楊老講到這裏,點起了一支香煙,然後慢慢地談起了教師《家庭訪問》這幅油畫的創作來了。楊老師的教學和為人深受悲鴻先生的影響,對待我們青年學生殷切的關懷,為同學們所尊敬。在教學中,他經常與學生家長通訊聯係,經常親自登門拜訪,協助學生解決困難,可說愛護倍至。他的教師《家庭訪問》這一創作,就充分地反映了他熱切地期望青年成長的思想感情。他說:“教師《家庭訪問》這幅油畫是在一九五四年創作的,當時為應征全國第二次美展決定了這一題材。我老倆口都是教師,也都曾作過家庭訪問,對這一題材比較熟悉。我認為:作為人民教師是以教育下一代為天職,要教好學生,必須熟悉、理解學生,同時配合家庭教育共同努力為好。我把這個打算告訴了當時華東文化局領導賴少奇同誌。但草圖出來,南京某些人反對我這樣做,理由是‘歌頌了小資產階級’。為此,動搖了我的信心。賴少奇同誌發來了要我去上海的電報,原來他堅決支持我將這一創作搞下去,我才有決心繼續創作這一幅畫。賴少奇同誌真是一位好領導。因此,我再深入生活,隨南京有名的小學模範老師家訪了四十多次,得到草擬素描稿的端倪。構圖的情節是這樣的:圖麵表現農村定居城市的工人家庭,家長在舊社會沒有得到文化教育,因而更期望子女成長。老師也為了更好指導學生而作家訪。學生是好兒童,似在接受老師的指點,一種妞妮之態,表示欣然接受的情態。對於畫麵各細節部分的處理,也做過細微的推考與安排,完成了這一風俗畫。這幅畫參加了全國美展,博得好評,《新觀察》、《兒童教育》等雜誌紛紛發表。可是當時有人卻認為‘圖畫出現的好學生既是好學生,那就缺乏繪畫創作矛盾衝突的戲劇性,看不出有教師家訪的必要’,而否定了這個主題。為此,文化部還下達文件。我不服,又挨批,直到《中國繪畫選集》上發表了這張油畫,總算得到了肯定,恢複了我的名譽。此後,天津出版社專頁出版;一九五六年江蘇繪畫創作評比中又獲得了‘一等獎’。”楊老講到這裏,不無感慨。
“筆墨當隨時代”,楊老的創作,對時代跟得很緊,社會現實反映得很快。在十年動亂之後,人民歡欣鼓舞,楊老從重重壓抑的困境之中解放出來,心情突然開朗,奮筆作了《春滿人間》圖,畫麵上展示的是盛開的紅梅,色澤古豔,生意昂然,老幹新枝,心花怒放。在一派朝暉奪目的照耀下,花枝爛熳,播出了全國人民的心聲。
楊老對自己在藝術上的成就,總是謙虛倍至,他說:“如果說我曾作出了一些成績的話,那是徐悲鴻先生的教育,黨的領導的結果,而對人民的要求說來那還差的很遠。”
由於談的時間太長,不好再打擾了,連忙向楊老告辭。祝福楊老健康長壽,祝願他在振興中華的時代裏,為祖國的文藝事業作出更大的貢獻。
(薑西,男,南師美術係58級五年製圖畫專修科學習,1963年畢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