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２０１０年諾貝爾和平獎事件看中國政府的傳媒控製
０８憲章簽署人 （四川）楊雨
一 寫作的緣起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８日，對全球華人來說，是一個應該永遠銘記於心的日子。今年諾貝爾獎研究委員會將諾貝爾和平獎授予中國著名異見作家劉曉波，海外各大媒體紛紛於第一時間給予廣泛、深入的報導。這個重大的國際性事件，可以說是全球傳媒關注的焦點。然而，中國大陸媒體卻在幾天內對這個事件沒有任何報道，原因很簡單，因為劉曉波是一位中共治下因言獲罪的異見作家。眾所周知，中國是目前世界上傳媒管製最嚴的國家之一，其新聞自由度排名倒數第五，像諾貝爾和平獎這類重大新聞事件，沒有非法組織中宣部的統一定調，哪家媒體敢擅自報道？
所以，中國政府經過好幾天的秘密策劃，於５天以後在《環球時報》上開始傳媒反製，為諾貝爾和平獎附加了一個黨化意識形態身份，並借此妖魔化國際主流價值及普遍人權，甚至向整個西方世界宣戰。因此，寫作本文的目的，隻是力求撥開層層的謊言，辨析、聆聽在黨化宣傳背後的聲音，從而揭示中共對世界主流價值的抵觸，並由此豐富中國受眾對黨化傳媒的反製能力。
研究方法：選取國內中共控製的媒體及網站，刊登的相關文章和報道，進行解讀式文本分析，透過話語的表層結構，揭示中共仍然是集權統治的本質。
二 黨化媒體對諾貝爾和平獎的再釋義
關於對２０１０年諾貝爾和平獎的傳媒反製，中國政府幾乎是窮盡了一切技術性手段，但是，在連篇累牘式的報道背後，我們發現，中共喋喋不休地無非都是同一個故事：諾貝爾獎研究委員會是由西方反華勢力所操縱，這是西方社會又一次幹涉中國的內政，劉曉波是個罪犯。這一點，在報道內容上有意突出“西方反華勢力”等這一套陳詞濫調，在具體語言上也大量使用諸如“是西方意識形態在中國人麵前的一次傲慢展示”、[１]“諾貝爾和平獎又砸自己的牌子”、[2]“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背後是地緣政治”、[3] “走入政治歧途的和平獎 ”，[4]“諾貝爾和平獎再次淪為西方一些勢力的政治工具”，[5]這些文革式的語言方式，最終給人們形成了如下褒貶不同的鮮明印象：劉曉波罪大惡極，西方反華勢力亡我之心不死，諾貝爾獎委員會是假和平之名作出的欺世盜名選擇。
同時，為了達到上述目的，中共傳媒作了大量話語修辭及編造工作。
例如，中國政府在報道角度上，完全是采取單邊主義的報道方式，對世界各大主流媒體的讚譽之詞根本不予理會，就連國內外知名學者的理性話語也被視為“西方反華勢力”的買辦。殊不知在宣布劉曉波成為和平獎得主的那一刻起，全球無數華人通過手機短信、網絡、電話相互告知，彈冠相慶，更有不少大陸朋友燃放鞭炮慶祝，而這些情況在官方的報道中絲毫沒有體現。在官方媒體的報道中，諾貝爾委員會的決策是多麽的不得人心，以美國為首的“反華勢力”是如何“幹涉中國內政”，根本不理會“國際媒體”的反對聲音。對於劉曉波本人，中國官方的基本定義則是“一個罪犯”。眾所周知，諾貝爾獎是目前世界上最具公信力的獎項之一，百餘年來都是獨立進行評獎活動，任何以“國家”的名義對該獎項的幹涉都是極其愚蠢的，美國又怎會以“國家”的名義對此進行幹預？而事實是中國外交部副部長付瑩在２０１０年６月訪問挪威時，對諾貝爾委員會發出警告，要求不能將該獎項授予中國異見人士，由此鬧出一幕國際外交醜聞。《環球時報》在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１３日刊登標題文章“諾貝爾和平獎為自救出怪招”，[6]但是基本的事實判斷告訴我們，諾貝爾和平獎從未發生過“危機”，何來“自救”之說？因此，這類以“虛設靶位”作基礎，並且荒謬的價值判斷，即便是從寫作技術與基本敘事邏輯上看，官方媒體和禦用文人在這方麵也相當粗糙。
馬基雅維裏在政治心理學著作《君主論》中指出：“統治者應該具有或看起來具有可以給人好感的素質，例如大度、慈憫、誠實、謙遜、正直等。”同時，他又說：“統治者實際上無須具有這些品德，但他必須看起來確實具有他們。每個人都可以看到你的外表，但鮮有人會直接了解你的真相，而那些了解的人，卻不敢忤逆由統治者的地位所維係的民眾的看法。”在相當程度上我們或許可以這樣認為，這個政治心理學基礎，就是中國政府控製媒體的思想源泉。中國政府為了塑造自己的國家形象，在國內可以輕鬆地控製絕大部分媒體，為其塗上光亮的油彩；在海外媒體的控製上，使用統戰、投放廣告、直接或間接投資的方式，也能奏效。在社會心理學操作層麵，中國政府則在媒體上使用斷言法、重複法和傳染法這個簡單的理論，為樹立國家形象服務。如果我們從社會心理學層麵來分析，中共官方媒體不過就是使用了斷言法、重複法和傳染法這個簡單的技術手段來進行操作。中國政府以為，對一個事件作出簡單有力的斷言，證據和證明看上去越貧乏，它就越有力。這種思維定勢，在平麵媒體一統天下的時代，或許能有一定作用。但是，現在已經是信息化時代了，這類斷言除了說明他們對現代信息的無知以外，不說明任何問題。如果中共以為戈培爾的名言“謊言重複一千次就是真理”，到現在都還能發生功效的話，隻是錯誤估計形勢的結果，因為處於信息化時代的今天，毛時代的“群眾”已經很少了。
當然，為了顯示“國際媒體”對諾貝爾委員會的批判，中國政府也會讓一些受控的海外媒體配合其行動。馬來西亞《南洋商報》10月15日刊登兩篇評論文章，認為挪威諾貝爾委員會無視設立諾貝爾和平獎的宗旨，在授予劉曉波和平獎的過程中“選擇性失聰”，使該獎項淪為西方的政治工具。[7]如果媒體受眾不了解《南洋商報》的背景，說不定還真以為是“國際媒體”，但是，隻要對東南亞的媒體狀況稍有了解，我們就能發現，《南洋商報》近幾年來，報道立場是傾向中共，國際事務方麵也是反美與反日。２００６年，《星洲日報》、《光明日報》兩大報的擁有人更從華仁控股手中購得部分股權，之後的高層調動更顯示星洲報業集團開始幹預《南洋商報》、《中國報》的業務，馬來西亞四大家中文報從此被單一商業集團壟斷。這麽一個被中共控製的海外宣傳喉舌，能稱為“國際媒體”嗎？這樣的所謂的“國際媒體”，中國政府在海外還有很多，如《歐洲日報》《廣角鏡》等。而中共媒體對諾貝爾委員會主席托爾比約恩·亞格蘭的回應沒有點滴的報道，“如果中國是要推進與其他國家的和諧，成為維護國際社會的價值觀的一個重要夥伴，它必須首先給予其所有公民言論的自由。”這個事實的真相，中國官方媒體為什麽不敢報道？因為中共自己知道，自１９４９年以來，它迫害的知識分子數量堪稱世界第一。０８憲章以後，更是瘋狂抓捕異見人士與獨立作家，結果引來了國際主流社會的一致譴責。真正的國際媒體如BBC，自由亞洲電台，德廣，法廣，《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衛報》等，對諾貝爾和平獎大量的相關報道及文章，包括１５位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聯合發布的文章，要求中國政府釋放劉曉波，這些信息，全部被中國政府媒體所屏蔽。中國政府投巨資打造的“國際媒體”，既顯示出中國政府在媒體領域的耀武揚威作派，同時也暴露出敘事能力與政治邏輯的混亂模式。哈姆雷特詛咒道：“如果世界是一所大監獄，丹麥便是其中最壞的一間。”事實上，當下缺乏言論自由的中國也是“其中最壞的一間”。授予劉曉波和平獎，是國際主流社會對言論自由，基本人權的再次確認，也是對中國政府長期倒行逆施的一次善意忠告。順從世界主流價值，才是“大國崛起”的基本要素。可是，麵對世界主流社會對其的忠告，當局不僅不予反思，反而在媒體上進行傳媒反製，甚至文革式的批判，實屬不智之舉。
當然，中國政府為了向國際社會顯示出“講道理”的一麵，也會出資請海外一些左派人士和媒體為其辯護，以便和文革式的批判形成學理上的“互文性”關係。在中共的官方網站和報紙，頻頻出現海外左派學者的評論，“諾貝爾獎評獎明顯受到西方政治的左右，無視中國取得的成就和對世界的貢獻，劉曉波等人也完全不能代表中國廣大群眾的利益”，[8]“這個獎項是帝國主義者的意識形態工具，用以削弱由共產黨領導的國家”，[9]“諾貝爾和平獎實質是為了加強西方的統治，它最終的目的不過是為中國在共產黨領導下的和平和諧發展製造障礙，而那些獲獎者就以此為目的而遴選出來”。[10]這類評論與斷言，且不論邏輯的混亂與荒唐，僅僅在事實層麵就不值一駁。在普世價值已經得到世界公認的今天，哪裏來的“帝國主義”？一個不需要任何理論基礎的事實就能證明，當下中國正是專製主義明火執仗迫害人權的時期，盡管在數量上比毛時代有所減少，但方式上卻更加凶殘，這類人權個案，在海外中文媒體上可以說是浩如煙海。每年美國國會發行的《中國人權白皮書》就是一個最好的證明。最近，因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典禮日期的臨近，中國政府竟然搞起了秦始皇時代的株連製度，不僅不讓劉曉波及其家屬到挪威領獎，而且還不讓中國的獨立知識分子和家屬離境辦事與從事學術交流活動。這類嚴重侵犯人權的事實，身處自由世界的海外左派人士不會不知道。這些左派人士的話語表達，如果用英文發在海外媒體上，它會激怒每一位讀者。諸多事實已經證明，在中共的話語體係和政治邏輯支配中，普世人權仍然處於被排斥與被妖魔化的景況之中。因此，本屆諾貝爾和平獎授予異見作家劉曉波先生，乃是眾望所歸。至於中共利用媒體對諾貝爾委員會和西方主流世界的價值批判與事實誣陷，並不能代表廣大中國民眾的聲音，而隻是幾個獨夫民賊對普世價值的狂吠，如此而已。
三 中共的傳媒控製，能成功嗎？
在當下中國，由於中共幾乎壟斷了一切社會資源，糟糕的人權不良記錄堆積如山，其國際形象如同一個流氓暴發戶。但是，它們也豢養了一群專家出謀劃策，所以，中國政府也會針對不同的國家、地區、人群采取不同的傳媒控製方式，以消解在人權領域的種種惡行。由於中共目前手裏有巨額的資金，使它可以在海外建立傳媒基地，甚至聘用外國人當記者編輯，美化其國際形象。但曆史證明，這類手段往往都是以失敗而告終。
二戰時期，美國的艾維.李就為德國法本公司擔任美國的公關顧問，並從德國政府那裏得到各種書籍、剪報和各種小冊子，並加工成親德國口吻的新聞稿。艾維.李的活動引起了美國國會的注意，於１９３４年召他就此事作證。艾維.李的公關活動直接導致了美國國會在１９３８年簽署的一項重要立法----《外國代理人登記法》。在華盛頓特區紐約大街１４０１號一個房間裏，美國司法部所屬的《外國代理人登記法》辦公室在此辦公，在那裏，即使你不是美國公民，隻要出示證件，就能查閱所有材料。這項法案規定，從事公關的機構，公司和個人，必須在美國司法部登記。所以，中國政府不要以為利用美國和其他民主國家的憲政秩序，就能販賣集權主義的耗子藥。該法案的提議者是眾議院的伊曼紐爾.塞勒，他說：“我相信，把它置於公開的，無情的聚光燈之下，將會阻遏任何有害的宣傳。我們覺得我們的人民有權知道任何這類企圖的源泉，以及那些在美國進行這類活動的個人或機構。”[11]所以，任何有不良企圖的宣傳，在美國或其他憲政民主國家，都是徒勞的。須知，曆史已經證明，而且將繼續證明，媒體可以在一定時間內“誤導”所有的人，也可以在所有的時間內“誤導”一定的人，但卻不可能在所有的時間內“誤導”所有的人。況且，隨著目前網絡媒體、公民記者、民間影像、公民紀錄的崛起與壯大，任何壓製公民意見的技術性手段，最終也隻能是權益之計，乃錯誤估計形勢的結果。
四 結語
透過社會現實的表征，我們已經看出，中共當下正處於“百足之蟲，死而不僵”的狀態，還妄圖利用手中的金錢來控製國內外媒體，以建立偉光正的國際、國內形象，並津津樂道於所謂“中國模式”的幻象之中。由此我們發現，中國政府目前的這一類對內、對外宣傳體係，更多的隻是注重中共自身的利益，而非表現與認同世界主流價值觀。正如作家奧威爾在政治幻想小說《１９８４》中借奧布萊恩之口所說：“專政的目的就是專政。革命的目的並不是革命，革命的目的就是專政。迫害的目的就是迫害。折磨的目的就是折磨。權力的目的就是權力。”就此而論，中國政府控製媒體的目的就是繼續強化專政。所以，當我們閱讀中國政府控製的黨化媒體報道的新聞事件時，應保持清醒的意識、銳利的眼光，進行獨立思考，才能作出正確的判斷。因為“洗腦”和“公關”是它們進行“黨文化”滲透的重要手段。
２０１０年的諾貝爾和平獎事件也是如此，我們麵對中共黨化媒體的瘋癲話語，隻有回以輕蔑的嘲笑與不屑。在這場世界主流價值與僵化專政機器的思想拉鋸戰中，誰，將是最後的勝利者，曆史與現實都給了我們明確無誤的答案。於是，我們不得不說----喪鍾，從來都為專製主義而鳴！
附記：本文完成幾天以後，傳來博訊網站的報道：《北京研究以收編知識分子的辦法對付媒體人》，據該報道稱：宣傳部過去今年對待《南方周末》的方法可以推而廣之，經過多次整頓，《南方周末》現在基本上是一份合格的報紙，無論是報道還是評論，都不再為和諧社會添亂。但也不應該對《南方周末》這種報紙下手太重，要給他們留下一席之地，有時，利用《南方周末》宣傳我黨的政策，要比用《人民日報》更有效。報告還點了《新京報》的名，說要對這些報紙的負責人，尤其是新聞部與評論部的負責人“加大投入”，“重點培養”。
由此，更加說明了中國政府對媒體的控製手段是軟硬兼施，胡羅卜大棒齊飛，為達目的，不擇一切手段。
注釋：
１.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１５日 〈新華網〉
2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１6日 〈新華網〉
3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１７日 〈中央人民廣播電台〉
４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１6日〈人民日報〉
５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１8日 〈新華網〉
6 《環球時報》在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１３日
7 《報殤─南洋報業淪陷評論集》2001年6月 飛腳製作室出版
8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１9日 〈新華網〉
9《環球視野》第318期
10 2010-11-1 <烏有之鄉>
11 Cutlip,S(1987).Pioneering Public relations
for foreign governments .Public Relations
Review,(Spring),pp.13-34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１０日 定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