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紫陽：鄧的拍板不具合法性質

五、鄧的拍板不具合法性質
我想再說一個問題，就是由於北京發生的這一場政治風波，我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他們是如何對待我的。
我拒絕出席5月19日宣布戒嚴的大會。這個行動大大地激怒了鄧和其他一些老人。20日鄧在他家裏召集陳雲【58】、李先念、王震、彭真、楊尚昆、李鵬、喬石、姚依林等人開了一個會。當然沒通知我參加，也沒有通知胡啟立，他也沒能參加。聽說王震在這個會上大罵我是反革命。李先念說我是第二個司令部【59】。最後鄧拍板撤銷我的總書記，並且說待以後經過必要的手續再對外公布。就這樣沒有人告訴一聲就讓我靠邊站了。
這不能算是政治局常委會議，因為政治局常委中有五人，隻到了三人。胡啟立未被撤職，我在開會前也未被撤職，還是常委。常委中有兩人不通知就做出這樣的決定。我認為這件事恐怕不能說是合法的。
我在19日至21日請假三天，並沒有任何人告訴我已經把我免職了，當然也沒有什麽人找我聯係工作，重要的信息渠道被切斷了，把我和外界隔離了。我從別的渠道聽到，李鵬、楊尚昆、姚依林、宋平【60】分別召開各部門會議，宣布我的“罪行”，還組織班子，起草文件，為召開全會宣布我的問題做準備；同時還分批把各省、市的第一、二把手召到北京打招呼。所有這些重大部署，既沒有召開政治局會議，又不是政治局常委會的決定。常委五人，我和胡啟立被排斥在外，不會有合法的常委會議。應該說，這些部署都不具有合法的性質。因為《黨章》規定，中央委員全會閉會期間，由政治局代行職權，政治局會議由總書記主持。顯然，以上重大部署，既非政治局會議，更非由我主持，不管是由另外什麽機構、什麽人主持的，都是違反《黨章》的。在這種既沒有人向我宣布我已停職，又不能履行職權的情況下，我當時產生了個顧慮，怕他們過後倒打一耙，說我自己撂了挑子，因此我曾經找過中辦溫家寶【61】，建議召開一次政治局會議。當時溫家寶說，中辦實質上已被撇在一邊了，現在所有這些部署都沒有通過中辦，一切活動都是李鵬、楊尚昆另外安排的，並不通過中辦。如果我一定要開會，中辦也可以發通知，但他感到後果會很不好，希望我慎重考慮。
既不能召開會議，我便讓秘書打電話找楊尚昆，要求楊尚昆同我談一次話，目的也是要他澄清一下我是否已被停職的問題，另外想解釋一下我5月16日同戈爾巴喬夫會見時為什麽要講關於鄧在黨內地位的那段話。
6月2日，王任重【62】、丁關根【63】來我家，說因我要求見楊尚昆談話，中央決定委托他們來和我談話，說中央決定最近要召開政治局和中央全會解決我的問題，要我好好考慮做個檢討。我首先向他們解釋了同戈爾巴喬夫談話問題，接著我提出不知現在中央機構是怎樣運作的？五個常委，除我之外，另一個也靠邊站了，現在開會是哪些人參加？王任重說，常委沒有改選，最近也沒有開常委會。我說我三天病假以後，不讓我參加工作，可以理解，讓我靠邊站也沒意見，就是將來不要說我不管事、撂挑子。我找楊尚昆也是要談這個問題。關於準備寫檢查問題，我說我現在什麽也不知道，到處批我，不和我核對事實，批判材料根本不與我見麵就到處發。在這種情況下，檢討怎麽寫？如果將來我還有講話的機會，我認識到的問題會做自我批評的。
這次談話的時間很長，有兩個多小時。我講的比較多，講了對4·26社論的看法，5月3日對青年代表的講話，5月4日在亞銀的講話，以及5月19日不出席戒嚴大會的有關情況及看法。最後我強烈地提出他們拘禁鮑彤的事。鮑彤是5月28日被組織部叫去談話【64】，一去就沒有回來。並同時在他的辦公室進行搜查。我當時就叫秘書給宋平打電話表示反對。這次我對王任重、丁關根說，如果認為鮑彤有什麽問題，組織上可以審查，但應按《黨章》和法律手續處理，黨組織沒有權力剝奪他的人身自由，組織部長更沒有這個權力。現在八十年代了，不能用過去搞運動的辦法了，要求他們向中央反映。這次談話，他們認為我的態度很不好。
6 月17日王任重和丁關根又到我家，說6月19日中央將召開政治局會議解決我的問題，要我虛心、克製，即使一些老同誌的話刺耳，也要保持冷靜。可以講話，也可以不講話，不要過多地辯解。我當時答複說，既然是解決我的問題，總要給我講話的機會。丁關根還要我好好考慮自己的問題，在會上有一個好的態度。王任重還向我透露，內定還是保留我的中央委員和胡啟立的政治局委員，並說我上次對隔離審查鮑彤的意見，已向中央反映了，現在對鮑彤是監視居住，合乎法律手續【65】等等。看來他們這次來的目的，一是通知我開會，二是勸我會上不申辯或少申辯。
從第一次6月2日王任重、丁關根到我家，告訴我開會解決我的問題，並說鄧對他們說了：上次處理耀邦的問題，國內外有些議論，這次處理趙的問題，要合乎手續，要他們好好準備文件，文件準備好就開會。這簡直是很大的諷刺！其實，我早已被他們沒有任何根據地非法軟禁起來了，非法隔離起來了，早已非法剝奪了我的總書記職務，還說要合乎手續。這說明他們心虛，怕外界議論。他們本來準備早些開會，也因“六四”推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