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時期,中國社會的苦難與血腥

我是中國貴州作家張宗銘。我的係列長篇小說,是中國第一部敦促共產黨人換位思考的作品,被文學教授推薦,連續參加諾貝爾文學獎角逐!
正文

中國第一部對“清匪反霸”說三道四的長篇小說

(2009-10-08 18:47:02) 下一個

 

            信息來源:環球親情網    李發德

 

 

1949101,一輪新的太陽從東方升起,代表無產階級和人民利益的新政權誕生了。人們狂熱地歡呼和歌唱,這是曆史的必然,是因為這個依靠人民養育的政黨,順應了曆史的潮流和人民的希望,她拯救了苦難的中國人民,把一個百孔千瘡的黑暗舊中國帶向了光明。然而,在一片慶祝勝利和讚揚的歡呼聲中,人們很難想到勝利後存在的不足,同時,也不在意存在的揮之不去的那些錯誤。隨著時間的推移,當人們完全處於冷靜和理智的時候,再回過頭去觀察思考所走過的路程,就不難發現“太陽中的黑點”、“前進中的錯誤”、“左派幼稚病”。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一次任何政黨都沒有、而且不可能有的勇氣去“回頭看”自己曆史的政黨,她向全黨和全國人民,向全世界公開宣布自己的錯誤,並且表明自己將采取什麽辦法進行糾正錯誤。這種勇於承認錯誤,又勇於改正錯誤的行動,不僅沒有使黨的威信降低,也沒有使無產階級自己的戰鬥力削弱,反而使中國共產黨大踏步地前進了。這是馬克思主義政黨與其它政黨根本區別的標誌之一。鄧小平同誌以他對黨的忠誠對人民的熱愛,提出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解放思想等一整套理論,並在這些理論的指導下,對“右派、“反革命”、“走資派”等受到不公平待遇的人進行了平反,糾正了一大批冤、假、錯案,極大地調動了社會建設的積極性。
    但是,也要看到我們還有一些錯誤是否認識到了,怎樣正確看待這些已經有感覺,而沒有定論的錯誤?這是中國政治體製改革仍然需要走的一個過程。不可否認,還有一些非常敏感的禁區。比如工人作家張宗銘的長篇小說《女人、土匪、東洋狗》所以涉及到解放初期“清匪反霸”存在左的問題。我認為,對這樣的問題,應該有一個實事求是的馬克思主義的態度。
   
工人作家張宗銘的長篇小說《女人、土匪、東洋狗》,這是描寫建國初期,透過貴陽張家大院的變遷,敘述了如起義將領張雲軒和他的妻子唐維綺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起義將領張雲軒是一個以民族大義為重,決心放棄個人小節的國民黨愛國人士,然而,他在解放初期,備受衝擊和迫害。而妻子唐錐綺也為和平起義出了大力。但是,因為她是一個虔誠的基督教徒,也因為她收留了無家可歸的地主婆戴敏和她的兩個兒子,由此而受到痛徹心靈的傷害。
   
出生貧苦,美麗善良、貧窮的戴敏,被地主張雲長當成肉欲的工具,受盡了各種欺侮和折磨。她本來是革命的依靠對象,突然又變成了“專政對象”。最後,她隻能在土匪頭子劉禮靖和東洋狗的幫助下艱難度日。
   
劉禮靖原本是一個樸實有血性,俠肝義膽的人,幾次被現實所逼迫,在走頭無路的情況下,淪落成一個蓬頭垢麵的土匪。

為什麽會導致這樣的情況出現?隻要認真總結經驗,答案是非常清楚的。工人作家張宗銘的長篇小說《女人、土匪、東洋狗》從藝術的角度客觀地反映了這個問題。小說在2003年春夏由中國文聯出版社出版了。這部經過二十多年的辛勤勞動和思考的作品,在中國文壇上引起了強烈的反響。也引起了思想界軒然大波。
    2004
年一月,北京圖書傳播研究所,出資舉辦了張宗銘的長篇小說《女人、土匪、東洋狗》,研討會暨記者招待會。後來光明日報、中國青年報、中國文化報、中央電視台等主要新聞單位以及各省市不少雜誌發表、轉載對該作品的評論文章。在中國新聞網、人民網、北京新聞等諸多網站發表了正麵的評論文章,法國新聞社用華語向世界華人介紹了這部作品。2005年一月澳門中華出版社又再版了這部作品,中國新聞出版署信息中心主辦的《全國書目》2005年第5期刊登了“中華出版社推出張宗銘的長篇小說《女人、土匪、東洋狗》將角逐2005年諾貝爾文學獎的消息。
   
但是,也有對張宗銘的長篇小說《女人、土匪、東洋狗》在政治上表示有不同的看法,說法種種:
   
有人說,“張宗銘的長篇小說《女人、土匪、東洋狗》是在為地主翻案!”也有人說,“《女人、土匪、東洋狗》是對共產黨的土地改革和清匪反霸,鎮壓反革命的否定!”
   
黨的三中全會後,我們的國家,再也沒有了像文化革命那時“帽子滿天飛,棍子遍地打”的文字獄了。但是,也仍然還存在極左思想影響的殘餘,在有些地方還有反映。由此使一些人對該作品在思想性方麵“拿不準確”而表示緘默。這也是不奇怪的。在藝術性方麵也有不同意見也是自然的。我不想對這篇小說在藝術上作更多的評論。當然,評價一部文藝作品的藝術性,也不是大統一,應該也是多元性的,仁者見仁,智者見智,關鍵是怎麽去看這部作品的主題?
   
馬克思調查了二十一個月寫出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一文中,一針見血地指出工人運動中存在的粗暴行為和野蠻行為的過左的思想。在陳獨秀、王明的影響下,左的思想在中國革命的曆史進程中,總是忽隱忽顯、長時期地影響著中國的革命,直到文化革命達到了頂峰,教訓極其慘痛!
   
一個政黨的存在,她不是憑空的,抽象的,而是由具體人組成的。就馬列主義的政黨而言,她的組成也不是抽象的,而是由群眾中有威信,有思想的人組成的。由於接受先進思想的不同,那麽對一種政治體製的建立,必然地受到組成這個政黨人員素質的影響。作為中國共產黨,她所製定的政治路線和政策,同樣也會受到是否掌握科學發展觀思想的影響,也就是馬克思所說的“無產階級所接受的社會主義思想和共產主義思想愈多,革命中的流血、報複和殘酷性將愈少,……”

這就是說,這種接受馬克思主義多少,直接會影響著左的思想的徹底根除。現在那種越左越革命的“紅色風暴”已不複存在,但是,左的思想影響其他陰影未必徹底根除。對張宗銘的《女人、土匪、東洋狗》這篇小說,有的人“拿不準確”而表示緘默和不置可否的情況,也應該說是正常的。

在百花齊放的今天,非要“拿準了”各種花才能開放的曆史已經結束!我們在百花齊放的春天裏主張主旋律,但是主旋律不是隻要一種聲音,沒有多、來、米,那有發、梭、啦?天下從來就沒有隻靠一種音調成曲的。對於張宗銘所描寫的《女人、土匪、東洋狗》應該說它也是一個曆史,也是一種聲音。作為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應該承認這一客觀現實。曆數我們的革命運動,濫殺無辜存在,利用革命運動進行正如馬克思所說的向個別複仇的事實存在。把土改、清匪反霸中存在左的現象作為教訓來寫,我認為不是不可以。指出一個指頭的錯誤並不於等否定九個指頭,否定某一錯誤,不等於否定全盤!所以,什麽“否定”啦、“翻案啦”等等並不成立!
   
張宗銘是一個地道的工人。初中一畢業,他就握上了電焊槍,一直到下海。他仍然是憑借著自己的雙手勞動吃飯的極其普通的一個勞動者。他對名利是一個無所求的人,他是一個有思想的人,生活在工人階級隊伍的他,讓他養成了說老實話的習慣。二十多年前,當他的一篇《人生劫》小說發表受到批判後,無論政治氣候有任何改變,並沒有改變他對一個世界的根本看法。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後,解放思想,撥亂反正“實踐是檢驗真理標準”的大討論,如春風吹遍了大地,冰雪消融,中國,一個已經被極左思想凍結的方方麵麵開始解凍,複蘇。這給張宗銘又注入了新的活力。不必說,文化藝術在這個時候的活躍是曆史以來的鼎盛時期。在這樣的形勢下,一大批“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應運而生,但是,直率地說,這些作品雖然或多或少也有帶有懺悔的成分,但是根本上的懺悔還談不上。諾貝爾文學獎的評委瑞典皇家文學、曆史、博古學院副主席馬悅然先生在談到那一階段中國的作品時說,真正的懺悔文學作品還沒有。他說,“特別是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所發表的所謂的“傷痕文學”作品。傷痕文學的作者都屬於文革中被迫害的人所發泄的情緒,是最猛烈的憤怒,可是羞恥感的表現是比較少的。而什麽是“懺悔”?它的概念是什麽?馬悅然先生說:“‘懺悔’的主要意義就是‘負罪’感。如果我的理解在文學當中,它就是通過文化藝術反映中國社會人類所發生的反人類的罪惡的一種反思,一種科學的離間,一種犯罪感。
   
我看張宗銘先生的長篇小說《女人、土匪、東洋狗》所描寫的是一個社會現實,“懺悔”也好,“負罪”也好,應該是說他不是造成這個“現實”的集團和責任人。從馬怡然先生的定義看,《女人、土匪、東洋狗》這本小說,不是作家所發泄的情緒,也不是處於個人報複的‘最猛烈的憤怒’。而是對中國還沒有一個人敢於接觸的現實題材的挑戰。是對中國所發生的種種政治災難的思考,也是建立一個什麽樣的政治體製的一種思考。一個普通的工人,也是一個普通的居民,在他的頭上他沒有任何的政治的皇冠,他也不需要為了保護它的利益而謹小慎微,亦步亦趨。他和廣大的人民一樣地渴望小康生活,但是,他不需要為了一切向錢看,或者像有的作家去迎合作潮流,注解政治,拿出自己的醜惡給人看,甚至不顧及中國的的倫理道德,兜售黃色下流的垃圾。他卻反其道而行之,以一個作家的社會責任,來審視身邊所發生的一切,站在反人類罪惡的立場上,反思在中國社會上發生過災難。為建立一個和諧的社會,而盡自己一個公民的責任。這就是在中國沒有一個作家像張宗銘花費了二十多年的心血,不計任何功利而勤奮耕耘的根本原因罷了。這也是他勇敢地提出了“人人心中所有,人人嘴上所無”的問題,所被稱讚的地方。
   
中國的現實,在思想意識上,是一個長期受到傳統影響很深的國家,不適宜多元化的社會,喜歡一種聲音,喜歡一種旋律,喜歡唯上,喜歡唯書,就是不唯下,不唯實,喜歡看馬克思主義的經典,喜歡看上級是怎麽說的,喜歡看眼色行事,如果不是,結果就很難想象。因此,我在這裏評價張宗銘先生的長篇小說《女人、土匪、東洋狗》,就不得不去引經據典了。不得不去尋找馬克思!
   
馬克思在“青年在選擇職業時的考慮”一文中說:“宗教本身也教誨我們,人人敬仰的理想人物,就曾為人類犧牲了自己——有誰敢否定這教誨呢?”《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7
   
《英國工人階級狀況》,這是馬克思調查了二十一個月後隻寫出兩萬多字的調查報告。馬克思在調查了工人階級深受資產階級的壓迫和剝削,生活十分痛苦的情況後說:“工人階級“對宮廷的宣戰,給茅屋和平”的恐怖行動必將到來。“革命是不可避免的。”馬克思又說,“但是,革命可以進行得比我在這裏所描寫過的溫和些。這與其說將取決於資產階的發展,倒不如說是將取決於無產階級的發展,無產階級所接受的社會主義思想和共產主義思想愈多,革命中的流血、報複和殘酷性將愈少。在原則上,共產主義是超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敵對的。共產主義承認這種敵對的在目前的曆史意義,但是否定它在將來,還有存在的必要。共產主義正是以消除這種敵對為目的,所以,隻要這種敵對還存在,共產主義就認為,無產階級對他們的奴役者的憤怒是必然的,是正在開始的工人運動的最重要的杠杆。但是共產主義比這種憤怒更進了一步,因為它不僅僅是工人的事業,而是全人類的事業。沒有一個共產主義者想到向個別複仇的……因此,英國工人階級所接受的社會主義思想愈多,他們現在的憤怒,就愈快地成為多餘的(如果這種憤怒今後仍然表現在以前的那種暴力行動中,那它無論怎樣也不會含有什麽結果),在他們反對資產階級的發動中粗暴行為和野蠻行為也就愈少。” 馬克思還說:“假如能夠在鬥爭開展以前使全體無產階級共產主義化,那麽鬥爭就會很和平地進行……使共產主義能夠在有利的情況下逐漸克服革命中的野蠻成分並預防九月的重演。”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0卷第586
   
這就說明,雖然革命鬥爭是暴力行為,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階級的鬥爭,但是,它不是不讓你講人道主義。共產黨還講“寬大政策”,還講“既往不咎”,還講“出身不由自己選擇”,還講“一個不抓,大部不殺”,還講“區別對待”,還講“不準誅連”,還講“信仰自由” ,還講“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還講“起義有功”等等。我們的土地革命,清匪反霸運動毫不疑意是正確的。是鞏固新生政權所采取的必要措施。但是在這場運動中,我們革命隊伍中確有少數人缺少或者根本沒有接受社會主義的教育,他們抱著個人主義的目的參加了革命,就不能不發生作家張宗銘所寫的《女人、土匪、東洋狗》的一切。我們且不講有些人最不愛聽的人道主義,就是按照共產黨的規矩要求他們也沒有去做到,所以說,《女人、土匪、東洋狗》所寫的,並不是如上一些人所以說的“張宗銘的長篇小說《女人、土匪、東洋狗》是在為地主翻案!”“《女人、土匪、東洋狗》是對共產黨的土地改革和清匪反霸,鎮壓反革命的否定!”、“《女人、土匪、東洋狗》是在為地主、反革命和一切剝削階級鳴冤叫屈!”反而是對共產黨的革命隊伍少數人沒按照共產黨的規矩辦事的人的“個別複仇“、“粗暴行為和野蠻行為”的鞭打,是對給土地革命抹了黑的那些假革命的人的批判!除了這些還有別嗎?
   
我想引用馬克思的這些重要論述的目的就是想說明,在無產階級的革命中,不僅僅它在對自己內部會發生極左的殘酷的鬥爭,而且在對敵人鬥爭中也會發生正如果馬克思所說的“個別複仇”、“報複和殘酷性”、“粗暴行為和野蠻行為”。這不是無產階級的革命行為,粗暴和野蠻不是革命!相反它就是“工人中的激進行為與資產階級的激進主義攜手拜進的。” 張宗銘的《女人、土匪、東洋狗》所描寫的張雲軒和他的妻子唐維綺,美麗善良的戴敏,就是土改、清匪反霸中,那些激進行為與資產階級的激進主義攜手拜進的的犧牲品。也是在貴陽解放初時期的土地革命和清匪反霸鬥爭中的一個客觀事實。這是從來沒有人寫過和敢於接觸的現實題材。它可以說是一部呼喚人性的作品,是一部鞭靼暴力,宣傳無產階級必須“使全體無產階級共產主義化,那麽鬥爭就會很和平地進行……使共產主義能夠在有利的情況下逐漸克服革命中的野蠻成分並預防月九月的重演。”的好作品。
   
當然,在創作《女人、土匪、東洋狗》小說時,張宗銘並沒有翻過馬克思主義的經典。他說他也根本不知道馬克思會有這麽重要的論述。隻是把自己看到、或者聽說發生的事,用文學的形式反映出來。所想不到的是,《女人、土匪、東洋狗》所揭露的事實和所描寫的人和事,竟應驗了馬克思的論斷。張宗銘寫這本書不是為了“千字鬥米”,也不需要給他戴什麽花環,如果要回到文革時期,查“三代曆史”,他不存在也不是為了階級報複。從總結曆史經濟教訓出發,他盡了一個工人階級一員的責任,把社會發生了什麽,他聽到了什麽,看到了什麽,然後如實地寫出來,難道我們還有什麽苛求和責難的嗎?……
   
我衷心地祝賀《女人、土匪、東洋狗》這一本小說申報諾貝爾文學獎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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