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就應當讓人性有光照 --—作家張宗銘先生“肅反”係列長篇小說解析

 

 

漢心

文明是人類在應對各種自然與社會難題時熔煉出的精神救贖，是人的命運遭遇困境時生發的情感體貼和心靈共勉，也可以說，它在本質上都內涵著直抵人性深度的同心同德、相互珍惜，從而形成互利共榮的愛與協力。因此，就文明的屬性而言，雖則有其生成環境或話語表達上的不同而出現某種差異，出現另類景觀或別樣的特質，如囿於觀念（如極端權力或宗教意識形態）等誤導而產生理解上的偏頗，或者因地域、族群和各自經驗與情境的不同而表征某種文化與道德相對主義，從而造成彼時彼地正確與錯誤的定義和分野，但基於“天不變則道不變，道不變則德性不變”的客觀事實，舉凡文明所體現的基本精神都應當具有同一性，都應當具有“循天理至良知”，直抵人的意誌、情感和心理層麵的普遍關懷與大愛，比如都強調克己忍耐、悲憫蒼生的主體自律，都反對持強淩弱、禍己害人的叢林主義。

 總之，無論何種文明，隻要能夠入住人心並在特定處境之中生根發芽，能得到共同體多數人的維護而且能夠發揚光大，其成因中就一定有順應天時地利的蒼生顧戀和人性體恤，就必然有適於其各生態持續發育與繁榮的活性因子。因而便會自然形成適應其生長發育的光熱水土，並且在機能上具有強烈的排異性。所以，它們本能地拒絕幹預、抵製侵權，更是近乎頑固地抗拒著出於政治統轄的“國家社會主義”改造。基於文明本身的屬性和社會功能，無論其依賴於何種不同的生發路徑和曆史傳承，抑或囿於如何迥然相異的宗教、國家背景和主義觀念，其無疑都要讓人活出尊嚴、活出意義，活出置身天地之間應然的氣派和風采。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就應當有對一切文明主體的尊重，就應該承認，凡是能夠長期承傳的社會關係和文化習俗，就都有其合理性，就一定有其值得肯定的文明內涵，且都蘊蓄著關於美和善的人性品質，從而讓我們抱一份端肅與愛惜去檢讀那些曾經有過的人間情事。倘能如此，便可以從中品味到倫常人情內涵的悲歡離合，領略出人為的曆史“塌陷”之處也有別樣的世道風情。於是，我們便能透過冷硬的意識形態話語去觸摸、去感受那些鮮活的人事，去叩問那些曾經被協迫、被改造，被羈押著參與“公共事務”，從而輪番演出一係列“荒誕主義”政治把戲的人物悲情。

     基於這個維度，作家張宗銘先生所著反映中國“肅反”運動的係列長篇小說《女人和土匪》、《遠山蒼茫》等，無疑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全新而頗具開拓性的敘事文本，關於發生在上世紀五十年代中國公共領域的暴力主義和血腥記憶，我們或許有過諸多曆史學和社會學意義的審視與詮釋，也不乏基於政治和策略考量，避重就輕“走過場”式的檢討和反思性文論，但通過藝術化描述並將個人和家庭的命運置諸宏大曆史，進而全景式展開各色人等與中國一係列政治事件之間，詭異而頗富戲劇性的離合關係，張宗銘先生的文學努力應當具有某種先鋒性特質和意義，至少，僅就個人的閱讀經驗而言，能真切到可以反芻曆史的敗壞之處，讓人觸摸那些罹難者灼熱的心跳，從而領略到耽於殺伐的“政治江湖”之中，竟然也能留存著如許優美，如許爛漫的人性光亮，還真是荒疏太久了的感覺。或許，緣於作家本來就與那段並不“如煙往事”有親近感，有直接的心理和情感體驗，並置身於一係列乖謬而頗具反諷意味的情景之中，才使得其作為親曆者和敘述者，常常能以全新的視角引領讀者逆向審視我們的曆史，檢索曾經有過而且至今依然銘心刻骨的帶血影象。

     回望家國沉冤喋血的曆史！反思那些激情燃燒的歲月，或許，由於我們太迷信破舊立新的社會革命，太膠著於國家主導的“幸福”想象，並為此虛擬了一係列令人眩目，讓人興奮的主義和政治圖景，因而才如此屬意於高度組織化的國家主義整編改造，從而心甘情願地領受威權主義的剝奪和“改造”，還以為這樣便可以問鼎江山廟堂，可以在“美麗新時代”當家作主。蓋緣於此，我們才自動放棄了主體的認知和個人化的選擇，讓思想枯萎、讓頭腦簡化，並長期沉湎於“詩性政治”預設的各種光榮與夢想，然後不念親情、罔顧倫理，動輒在人與人之間設困局，搞內訌“挑起群眾鬥群眾”。如此一路折騰、一路忍氣吞聲,讓暴力和複仇的心性頤指氣使、泛濫成災。其結果是要麽“播下龍種收獲跳蚤”，將人性導向黑暗與罪惡的淵藪; 要麽“等待戈多”而又一次次被戈多所嘲弄。正如奧地利作家茨威格在檢討“納粹主義”時所看到的那樣，“所謂國家意誌，民族主義等宏大主題，由於其語義指涉含混而且沒有明確的主體，因此最容易被極權主義挾政治正確和國家光榮的目標，對公民實施合法性傷害，這種後果必然產生對個人的整合兼並，乃至精神和肉體上的消滅，其危險性在於它們都有一種簡潔而內含豐富的表述，再加上言辭內在力量的煽惑鼓動，因而便可以隨時轉化為災難性的行動”。

  正是導源於人性都有傷害取樂的癖好，都蘊蓄著破壞性的本能並快意於暴力抒情。因此，當一種基於仇恨與宣泄的主義或目標淩駕於人們的頭腦，並獲得國家行政許可，那些平日裏庸俗無聊的人們似乎在一夜之間，便都可以為了某個神聖的目標而不在乎等級貴賤和身份差別，以及和平社會中養成的秩序感和道德自律。這時候，所有人都仿佛一下子感覺到自己終於被國家重視起來，都可以因此而超越平凡而問鼎英雄的事業。於是，平常潛伏著的卑瑣、畏怯，以及迫於法理和道德約束之下假扮的教養和端莊，似乎都可以轉化成構陷異己、攻伐對手的壯舉。這時，人性中平素壓抑的破壞性元素就會被擴充、被激活，被明確而光榮的主題所召喚。不僅如此，還因為“熱鬧而喧囂”的生活會讓人覺得特別有意義，有引人注目的價值感, 如此, 即便是胡作非為、乘火打劫, 人們也會以為可以法不責眾，可以淡出罪孽而無需顧慮良心追討，更何況還有目標“正當性”的支持而享有司法豁免權。這既可以滿足人們激情表達的需要，又能獲得國家認可。這時候，任何形式的冒險蠻幹都伴隨著“成就感” 的催化而讓人得意忘形，從而將人們集體綁定在國家意誌主導的目標上。於是，殺戮不僅滿足了人性喜歡呈強好勝的樂趣，同時還使庸常乏味的生活有了浪漫而又奔放的新鮮體驗。所以，有學者指出：文治武功一旦有“集體主義”的”魅力”的支持，就必然會促使人們積極投身於社會化暴力事件而且有恃無恐。

     麵對一係列被曆史強迫，被政治極端主義激發全民參與，並在相當長時期內導致中國社會深陷於相互傾軋，彼此尋仇的“殘酷遊戲”，導源於權力輪班引發的曆史“坎陷”, 就政治層麵而言，或許始作俑者僅僅站在所謂“講政治”的高度，因而看不到（抑或不願看到）基於權力鬥爭和政治“洗牌”必然對社會的傷害。綜觀那些高歌浪進的曆史情景，對於習慣於陰攻陽伐在鬥爭中處於強勢的“贏家”來說，或許，浴血政治彰顯的破壞性抒情和革命英雄主義著實讓人心花怒放，但狂飆突進的暴力渲泄之後留下的社會悲情又何止萬千！那一次次對中國社會無所不用其極的全麵“整肅”所造成的倫理摧殘自不待言，而長期性的暴力意識形態教育對人欲惡習的放縱和寬恕所造成的異化和誤導，則足以給傳統中國文明依存的精神血脈造成致命的硬傷！不過還好，張宗銘先生的文學敘事似乎不想太多觸及那些“革命遺產”造成的惡劣影象，也不局限於對那些刺心紮眼的社會罪孽和人間苦情，作簡單的政治與曆史學疏理。因此，我們在他其幾乎冷態，抑或不動聲色的敘述之中很少看到作家激情澎湃地為受難者鳴冤叫屈;也沒有流於一般的說故事或人物排序,從而展示深陷於權力恐怖主義之下的眾生苦相和社會惡行, 而是直抵一個個明確鮮活的人性主體，彰顯其豐潤的內心和情感質地, 然後以細膩的筆觸著力於其原生態的本相描述, 盡量不讓險象環生的權力之爭和政治病毒與其主人公有太多“交叉感染”。即便是處於權力中樞而且身份明確，因而其立場儼然應該毫不含糊的“大人物”鄢正甫等，一係列本來應當有革命家或革命追隨者（如楊永春等）“純潔性”特質的人物，他們盡管也有被協迫而不得以參與坑人、整人的“遊戲”，但他們都似乎本能地抗拒著政治全能主義對其人間本相的篡改和整飭，以近乎冥頑的“排異功能”捍衛著其做人的基本倫理和道德自律，盡量將政治置於個人主體之外，從而以其戲劇化的“騎牆主義”哲學，著力於在天使的拯救與魔鬼的試探之間尋求平衡。

  麵對反智運動甚囂塵上造成的人性大麵積坍塌,作家以其孩童般的純真一次次發問，我們何以總是耽於惡劣的想象虛構對手？為何要無中生有製造人間情殤？是什麽樣的政治或主義一定要驅策同胞相煎、與人為敵？要將如此深重的曆史悲情，宿命般鬱結於那些與“宏大主題”毫不相幹的倫常人物？他們可都是良民、順民！都無意於問鼎公權，而且疏離於政治事務，但卻又都難逃劫數而被圍獵、被吞噬，被卷入洶洶而來的“權力火湖”而不能自拔！盡管他們和她們一路退讓，一路忍氣吞聲且僅僅自足於飲食男女之間平安度日，但還是無法置身事外，無法擺脫權力暴戾主義咄咄逼人的協迫追討，從而成為那個沉淪時代的一係列悲劇事件的承擔者！透過作家文本講述的陳年舊事，再一次走近那些似乎荒老的曆史遺存，凝目於殘存的瓦礫之間淡褪了的斑駁血痕，那些漸漸靠近的影象依然是那樣親切而且曆曆在目，我們隨著作家一路鋪陳講解，似乎都能屢屢觸及到作者傾情眷顧的人物富有質感的人性體溫。他們和她們，如革命家鄢正甫，雖然被置於波雲詭譎的權力中樞而且執一方牛耳，其投身政治變革的曆史也不“純潔”，而且頗有反諷意味，但他卻沒有因此深陷於權謀江湖而修得圓融老道，從而異化為慣於上下棋手、見風使舵的冷血政客，而是介乎傳統中國人基本倫理與政治原則之間保持某種平衡。因此，他總能處變不驚、氣定神閑地遊弋於人間與魔道糾結的臨界點，從而以其過人的政治謀略，盡其所能地做到在“權力洗牌”上不作為”或少作為，將紛至遝來的“整肅”擴大化可能帶來的人道災難降到最低點。無論是基於統戰意圖與張雲軒的互動“合作”，抑或是屈從於政治大局的“肅反”與張氏分化, 乃至不得已去逼迫，他都盡其所能地持守人倫常情，並力求讓冷硬的權力“劍走偏鋒”，從而少傷或不傷及無辜。尤其在應對“雙溪坪造反事件”如此具有重大影響，乃致可能傷筋動骨、驚動高層的“逆天大事”，其在息事寧人、“平叛鎮反”上所表現出的從容淡定和運政能力，則是我們以往乃至當下的政治人物都難以望其項背的。也正是作者匠心獨運並調度了一切與鄢正甫相關的各種元素如身份、處境、情感和意誌等全方位填充組合，才使得這一軸心人物的政治作為與處世態度具有邏輯和常理上的親切感和可信度。

     對投誠將軍張雲軒，作家似乎一直避免將其政治化，並淡出他作為軍人應有的英氣和幹練，而是著力於其文人優雅氣質的渲染，以便突顯中國傳統書香人士含英咀華、怨而不怒的謙謙品格。尤其將軍夫人唐維綺，作家似乎特別心有所儀，因此傾注了太多的柔情並用溫婉調和的色素與筆法，再輔之以詠歎調與敘事曲相互配置的合弦調性，既融入了拉斐爾式古典主義端莊聖潔的慈祥儀態，又包涵了浪漫派超塵脫俗的詩性美，從而賦予其潤澤而飽和的女性魅力，並將這種柔性與其家風遺脈、宗教信仰和知識內涵混裝組合，全麵而又飽含熱情地展現其賢良淑德的品性，張揚其天使般晶瑩的高貴氣質。對於唐維琦，作者雖然也投以足夠的同情與憐惜，並關注她作為將軍夫人的特殊身份，從而以相當多的劇情描寫她被權力係統圍追堵截，被肅反擴大化輪番折騰的一係列暴烈事件，但作家更屬意的是她作為基督徒的虔誠、忍耐和對真理的絕對順服，以及那種植根於靈魂深處堅如磐石的聖潔品性，那種身臨絕境也要“頂風”敬拜的信仰精神。如此的敘事和安排，不僅彰顯了基督徒的絕對良善與瀆神主義者的絕對專橫之間在本質上的不兼容和衝突感，同時也塑造了唐維綺等這樣一些雖然忍辱負重、屢遭逼迫，但卻依然透著美好人性，並始終如一地實踐著耶穌基督為人子祭獻的精神，傳遞著普世之愛的“文明典範”。即使她們出於無奈而被拋擲於險情密布的曆史岔口惡道，她們也依然頑強地掙紮著，抵製著反智主義對人類基本價值的侵害，堅韌地捍衛著做人的尊嚴和足夠的教養，從而以其謙卑、善良和極致的忍耐，見證了聖潔的人類之愛，彰顯了明媚的人性之光。作家之所以這樣的組織與敘事，一方麵不僅強化了唐維綺命運的悲劇氣氛從而讓人扼惋、讓人長太息兮以掩涕，並給予人以錐心的悲憫之痛。同時還能由此指控極端主義人道傷害難逃其咎的曆史罪愆；另一方麵，也給予那些深陷苦難、備嚐煎熬而幾近絕望的人們一種盼望，一種直抵心靈深處的慰藉和救贖，從而為“土匪”劉禮靖、地主婆戴敏等這類被“鐵定”不可寬恕、不能赦免，必須下地獄的“階級敵人”一線生機和希望，為他們能夠突出重圍並最終在《遠山蒼茫》中“入夥”雙溪坪，與草根人物岑林山、幹柴棍等，共同構建“另類的和諧世界”設置了邏輯上的可能性，從而使遠避塵囂的“雙溪坪”與紛亂省城之間，無論在敘事結構和人物命運的關係上, 都形成了合情合理的有機連接。

     我們在前文中在說過，任何人類文明形態在本質上都內涵著直抵人性深度的同心同德和相互珍惜，都有符合其在特定環境之中生長、發育，相互依存的社會與自然倫理機製。因此，隻要是人組建的社會，就應當順服天理人道，回應人與萬物生息交感的自然啟示。從而追本溯源去洞察，去營造人與人，人與社會及自然關係的最佳結合狀態。正是基於這一祈盼，作家才不想讓人絕望，不想讓權利屠場的幽魂魅影遮蔽人性對光明與美善的期待。或許，是基於作者內心的仁慈和“不忍”，因而一定要給在社會“肅反清場”中折騰得家敗人亡、血本無歸的落魄者留一條“退路”；抑或是舉凡優秀的作家都得有源自蒼生體貼的人道情懷，有為人尋找希望的理想規劃，因而總是要給那些被社會罪孽推殘致傷(如英國傳教士亨利)，被惡劣的衛道禮俗拋棄的”零餘者”（如阿彩）留點盼頭，由此喚起他們活下去的信心和耐力。所以，在作者的事敘和藝術構想中，無論他們如何疲於世道傾軋，如何數度橫遭劫難並一次次身陷絕境, 但作者都對之抱以深度的同情, 並著意“引領”他們逃出名利喧囂的城市，遠避浴血火拚的“主流文明”，從而一路走近“遠山”，走入不惹紅塵俗念的《遠山蒼茫》之中。

    至此，作家出於浪漫主義“規劃”的人道救贖和美好願景，在雙溪坪便一幕幕展開。圍繞著基督徒亨利與阿彩的戀愛傳奇和婚姻生活，雙溪坪“土著”岑林山、幹柴棍、楊老金……以及靈姑等，他們避居南國渺遠深山，執守著與世無爭的“惰性”與冥頑，或依天循命逐水草而居，或代代相傳在林木深處養兒活女，由於得益於“造化”經年累月的涵養滋潤，沐浴於天賜恩澤化育而成的風花水月，雙溪坪人都是那樣澄澈清白，那樣靈秀而又蘊蓄著本真, 並一例透著少有的“土氣”與野生性。由於遠離塵緣俗道，因此他們都能心領神會並自足於天人合一、物我交融的陶醉與忘情，雖也有呈強鬥狠得理不讓人的糾結與紛爭，但都能迅速化解而且一笑抿恩仇，即便是屢遭權災匪患的無端侵犯和騷擾，雙溪坪人也仿佛能得天助, 所以, 總是一次又一次地逢凶化吉拒敵於寨門之外。這時候的雙溪坪，英國傳教士亨利的普世之愛與本土鄉俗禮製（如神判等）之間，雖然由於文化觀念上“狹路相逢”而有隔閡，有理解和對接上的困難和障礙，因而也曾有過幾則戲劇化的對抗性情節，但因為雙方都立足於尊重生命，懂得謙讓和寬恕等，最後都能將矛盾化解並逐漸消除歧異而走向合作。如此一來的雙溪坪，不僅成為各種受難者消災避禍、頤養天年的世外桃源，也成了消解“外邦”仇恨和各種社會罪孽的人道樂土。正因為如此，則無論是被驅逐、被獵殺，從而試圖負隅頑抗作困獸尤鬥的舊官僚、舊軍人，以及一切有傷害性劣跡的人（如土匪強盜），甚至連曾經被革命裹挾而手刃婦嬰、弑父殺兄也不會心慈手軟的“土匪” 劉禮靖 (後化名阿鬆)等，一幹被暴力驅遣、被數十年噬血政治長期摧殘，從而人格心性徹底病變的人物，也都得益於雙溪坪人一以貫之的蒼生顧戀和人性體恤，從而日漸恢複其人性棄惡向善的良知本相, 明白了彼此兼容、惺惺相惜的憐憫與關切! 總之, 透過發生在雙溪坪的一係列有關“社會與人類文化學”事件的解讀，我們似可以感覺到，在作家的人生取向和文化理念之中，人性在本質上沒有善惡之別，文明沒有孰優孰劣之分。隻要我們都能心存敬畏，理解並承認客觀上文明的多樣性，從而突破狹隘的國家主義和意識形態決定論，消除“普世之愛” 光照人間、普渡蒼生的精神與情感障礙。由此，我們便會少一些指令性、剝奪性的專橫主張，多一些溫和的交涉與對話，從而不排斥、不歧視，不居高臨下對任何人進行“整肅和改造”。我們便能修得通情達理然後謙卑處世，學會寬容，並承認各自不同的文明形態都有價值、有意義，從而在理智與情感上肯定每一個人都具有其不可替代、不可篡改的唯一性。正是基於對普世價值的堅守，英國傳教士亨利和草根英雄岑林山、土匪劉禮靖，以及革命家鄢正甫等, 雖然側身於上世紀五十年代的中國, 但卻能夠在鐵血政治大排序、大清洗的間隙, 尋一處清淨世界合作演出“殘酷時代”少有的人道主義溫情劇，讓苦難中國山民與“日不落帝國”有了一場文明的“對話”。如此, 無論是基於曆史事實 ,抑或是作家的浪漫主義文學虛構，我們都願意從作家演義的一係列雙溪坪“人道救贖”事件之中，看到那些落荒而逃的主人公有這樣一個歸宿。這或許是耶穌基督與遠東荒老“遺民”的一次曠野“約會”，是上帝之愛對中國“草根”人群的一次溫情的眷顧，其中蘊蓄的文化意義和“精神元素，昭示了“文明衝突論”和極端意識形態的傲慢與偏見。至少，這當中隱含了一個不言而喻的事實：即“大愛無國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