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時期,中國社會的苦難與血腥

我是中國貴州作家張宗銘。我的係列長篇小說,是中國第一部敦促共產黨人換位思考的作品,被文學教授推薦,連續參加諾貝爾文學獎角逐!
正文

—如何品讀三部係列長篇小說致張宗銘

(2009-09-15 00:01:26) 下一個


 

肖燕龍

 


宗銘
先生:

自《女人與土匪》問世以後,你又相繼推出它的姊妹篇《遠山蒼茫》、《孤兒與革命家》。“隔岸兩三家,出牆紅杏花”, 三部係列長篇小說儼然成為新世紀中國文壇的一道風景線。網上博客熱議,平麵媒體轉載,騷人墨客月旦藏否,“滿川風雨帶潮生”,都對這部誌在衝刺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品傾注了極大的熱情。

與之形成強烈反差的是,在主流傳媒和文化主管部門那裏,依然是“門前冷落車馬稀”,甚至在盤點改革開放時期我省長篇小說新成果時,也未安置她的一席之地。

為什麽會出現這種“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的狀況呢?竊以為,其源蓋出於人們在品讀作品的尺度上運用不當。本來作品的優劣是由其本身的內在價值決定的,“居高聲自遠,不是藉秋風”,但千百萬人的實踐畢竟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古希臘思想家普羅泰戈拉就說過:“人是萬物的尺度”,這是從整體性來談人的。實際生活中的人都是以“群”的形式存在著。每個人都是由生存和成長於其中的共同體的傳統塑造的,都是傳統的遺產承擔者。我們這個民族有著醇厚的文化遺產,其中政治文化對我們影響巨深。它為我們認識過去,現在和未來提供了一把宏觀的大尺度。因此,不管是擁戴或冷淡你的作品者,都在運用這把巨尺來度量它。用一種委婉的說法,雙方都把這部作品定位為“批判現實主義小說。”這令我很不安。

一種定位,就是對某一事物的本質的斷定。客觀地說,揭示這部小說具有的政治本質,也是有曆史和現實意義的。但如果把它的本質就定格在政治層麵,我認為就顯得膚淺,缺乏研究的戰略縱深,視野過於狹窄,對作者也顯失公平。因為在馬克思主義看來,事物的本質是多層次的,有一級本質,二級本質乃至更深層級的本質。(列寧:《哲學筆記》)高爾基說過“文學就是人學”,它自有其內在的規律即本質。因此在品讀這部作品時,首先應立足於文學,同時還可以運用諸如哲學、美學、史學、人類學、社會學、心理學、政治學的尺度,進行綜合、交叉、橫斷的研究,發掘其其更深刻的本質,不必定於一尊。

誠如是,則內可消除歧見,達成共識,外可展示中國形象,人文底蘊,說不定還能成為中國文學去擁抱諾貝爾文學獎的助推器。

“隻恐夜深花睡去,故燒高燭照紅妝”。我之所以在花甲之年重新秉筆,再作馮婦,目的就是拋磚引玉,拳拳期盼更多的有識之士來承擔自己的社會責任。須知,“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探幽尋微,任重道遠。

我認為你的這部作品,是一部反映人對美的呼喚與追求的作品,這既是人的本質,也是這部作品的靈魂。

美是什麽?這是兩千多年來一直困擾著人們的司芬克斯之謎,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因為同哲學上的物質概念相似,它不可能用“屬概念十種差”的方法來定義。如果套用列寧說的“物質就是作用於我們的感官並引起感覺的東西”,我們似乎也可以說,美就是作用於我們的感官並引起愉悅的東西。你的三部係列長篇小說就是這樣一個能引起人們審美愉悅的客體。

從經典馬列主義的角度看,小說敘述的是近代中國社會轉型期“剝奪‘剝奪者’”的淒美故事。以這類被打入另冊的、被肢解的人群為主角的作品,古今中外,本人還未見過,這本身就有極大的審美價值。有的人可能因此而斥之為片麵性,實際上列寧早就注意到片麵性也是辯證法的表現形式之一,因為全麵總是由各個片麵組成的。(《哲學筆記》)人們正是通過認識一個個片麵來逐漸趨向認識全麵的,但永遠也不可能達到絕對全麵。

你用獨特的視角聚焦於這類“草根遺民“,其美學特征在於:以同樣是鮮活的生命在社會大變遷中所遭受的種種屈辱、傷害、人生挫折為主要內容,在讀者中生發出對濫用權力、權利戕害同類的畏懼,感同身受的痛苦,對被株連的無辜者的憐憫、同情等直接反映形式。從“窮人吃香,富人遭殃”中領悟到被海涅稱為“哲學之王”的黑格爾用神秘語言描述的“絕對的光明等於絕對的黑暗”,原來就是中國老百姓所講的大白話:“燈下黑”。進而又對作為“宇宙的精華,萬物的靈長”的人類的本質力量進引了拷問:人難道就是一種損人利己的動物嗎?

其實人的本質就是自由地、自覺地創造生活。為達到這個目的,它必須通過本質力量的對象化來改善生存環境,提高生活質量。社會革命也是人的本質力量的對象化。由於人又是一種文化生物,人如何使自己的本質力量對象化,必然要受到過去生活所積澱下來的文化的限製。

在近現代西方的商業社會國家中,革命,指的是社會中發生的巨大而深刻的質變。如“產業革命”、“科技革命”,指向的都是生產財富的手段的進步。即使是引起社會轉型的社會變革,也采用談判、協商、妥協這類低成本的變革方式,因此有“光榮革命”、“天鵝絨革命”等稱謂。這是由其商業文化傳統決定的,目的是保護財富的累積。

中國的傳統文化以絕對的、排他性的道德為最高準則,在改朝換代時隻有一種絕對衝突的、崩潰和再建的模式。它采取疾風暴雨的方式,通過劇烈的社會動蕩,衝刷社會風氣,摧毀社會財富、一切另起爐灶。受這種傳統文化與政治慣性的影響,我們總把革命理解為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行動,容不得半點的文質彬彬,溫良恭儉讓。這種文明雖有其正當性,但也表明它骨子裏是缺乏寬容、妥協意識的,這就是你展開的三部係列長篇小說的舞台背景。

在你的小說中上演的這出悲劇裏,我們看到了異化起著關鍵的樞紐作用。

所謂異化,指的是主體經過轉化,成為外在的異已的東西。本來是自己所憧憬,為之奮鬥而創造出來的美好事物,竟然變成了異己的,統治自己、壓迫自己、剝奪自己自由的力量。而創造主體還得無可逃避地把自己體驗為客體、體驗為異物,體驗為自我的完全喪失。其實宗教、財富、權力都是人的本質力量的對象化,可是它們卻異化君臨人類的最高統治者了。

在表現人與自己的外化物的對立中,你用一個個藝術形象和各種表現手段,不僅將人生有價值的東西如真善美毀滅給人看,而且還用真實、誇張的手法,把無價值的東西如假醜惡撕破給人看,使人們在卑鄙與崇高、醜陋與優美、陰險與純真、凶殘與仁愛的對比觀照中享受了審美的愉悅,對生活中存在的偽君子與真小人,真君子與偽小人等異化現象也有了更多的感悟和理性認識。

在小說中你多次提出一個問題:為什麽以隻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後解放自己為天職的先進階級沒有兌現自己的承諾呢?為什麽會出現“曆史的必然要求和這個要求的實際上不可能實現之間的悲劇性的衝突”呢?

從認識論上講,這個理想狀態的實現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曆史自有他前進的步伐,盡管曆史前進的步伐是十分辯證的,可是辯證法往往要等待曆史很久。從哲學人類學的角度看,人創造文化,又被文化所創造,即使是偉人,“他對曆史有控製權,又依賴於曆史;他決定曆史,又被曆史所決定。”(M·蘭德曼:《哲學人類學》)他們也不能隨心所欲的創造曆史。

重要的曆史發展時刻,需要有社會精英非凡的擔當,“人必須以生命的現實來充實理想。”在你的作品中,我感到缺乏這種有大氣概的人物。在體製外,有的不是以生命來充實理想,而是以生命去殉理想,有的對命運逆來順受,扭曲自己以適應生存環境;在體製內,不少人有理性但缺乏擔當,或者明哲保身,或者在熬過來後又不願犧牲自己的地位和利益,不敢擔當或不能擔當,也不敢用生命去充實理想。這些也是造成社會悲劇的主體原因。

畢達哥拉斯指出,美的本質就是和諧。盡管他指的主要是客觀事物的一些物理和幾何的屬性,如色彩、線條、均衡,對稱等,是一種符號觀念意義上的含義,但這個命題本身確有方向性的指標意義。你在《遠山蒼茫》中虛擬的那個桃花源式的雙溪坪,就是人與自然,個體與群體,傳統和創造,曆史和未來,自由與必然等的和諧統一。當然這種和諧還是低層級的,不是高層級的和諧。

在讀完你的三部係列長篇小說之後,我的眼前幻化出這樣的意境:

風風雨雨把春天送去了,

漫天的飛雪又把春天迎接回來。

盡管凍結下百丈的冰柱,

懸崖上仍然有香豔的鮮花盛開。

花雖香豔不是為了同誰爭奪春天,

而是提醒人們春天到了莫再冬眠。

待到爛漫的山花開遍了原野,

梅子在萬綠叢中露出笑臉。

曆史已翻過了沉重的一頁,我們也有了堅持以人為本,敢於擔當曆史重任的新的中央領導集體,中國共產黨人作為悠久的中華優秀文化的傳人,他們是古老的;作為開創未來先進文化、先進生產力,引導人們建立和諧社會、和諧家園,乃至和諧世界的代表,他們又是年輕的。中華民族作為一個整體而不再分裂的民族,正以寬闊的步伐不可逆轉地走向世界。這是多麽令人神往的畫卷啊!這不正是你苦苦追求的嗎?中秋佳節將至,我以一尺素簡向你祝福,望你在追求美的曆程中繼續關注生活,寫出更多、更好的驚世之作。

                                                          肖燕龍08九月九日寫於貴陽
[ 打印 ]
閱讀 ()評論 (0)
評論
目前還沒有任何評論
登錄後才可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