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生命、期盼民主與法製的呐喊

—解讀張宗銘及其三部係列長篇小說

 

                                                                                                       梅  國 材 

 

隨著二十一世紀的到來，中國文壇上的一顆新星從地平線上冉冉升起，這就是貴州作家張宗銘及其經過三十多年精心打造的三部係列長篇小說《女人與土匪》（原名《女人土匪東洋狗》）、《遠山蒼茫》、《孤兒與革命家》（以下簡稱“三部係列長篇小說”）的問世。在這“三部係列長篇小說”中，作家以其聰敏的睿智，超人的膽識、獨特的審美角度，通過栩栩如生的藝術形象來揭示二十年紀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的中國社會問題，解剖這段曆史年代各個社會層麵人物的內心世紀。從選材的角度來講；打破了中國文壇的許多禁區，從表現手法來講；打破中國文壇的許多禁律。從這兩個意義分析，張宗銘的“三部係列長篇小說”無疑起到了一個裏程碑的作用。

張宗銘在發表《女人土匪東洋狗》之前是一位名不見經傳的作家，他默默在工人群體中筆耕不息險些被人遺忘。他用冷靜的態度在思考，在觀察、研究世界，他在積蓄力量，不鳴則已，一鳴驚人。張宗銘並不是追逐虛名的作家，更不是徒有虛名的作家，而是一名植根於生活底層、勤奮耕耘，最後以自己的實力和成果脫穎而出的作家。對此，我不得不引用評論家任海平先生，對《女人土匪東洋狗》中的評論。他說：“這樣的小說在今天出版，有著特殊的意義。因為處在今天這個市場經濟化的後現代時代，似乎沒有了文學想像力和浪漫主義情懷……很少有作家能靜靜地坐下來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神聖的文學創作事業,人性的關愛甚至在國內受到一些作家和批評家的嘲笑。這也使得我們不得不提出這樣一個問題：中國文學究竟出了什麽問題？或者說，我們的當代作家究竟出了什麽毛病？為什麽當代中國的文學新作層出不窮，但其作家卻總是與諾貝爾文學獎失之交臂？”

任海平先生接著說：“張宗銘以自己的創作實踐向我們表明，他本人就是這樣一個為數極少的白日夢者，或者說是一個有著古典情懷的現代烏托邦的創造者，因為他尤其擅長編織各種烏托邦式的夢境，隻有在那裏他才能寄托他對普通人的真誠關懷和對人類未來的純潔的希望。”

任海平先生對張宗銘及他的作品給予了極高的評價：“作者在創作中已經超越了個人的悲傷，進到了一個關心整個人類命運的崇高境界。可以說，幾乎沒有哪位當代中國作家像張宗銘那樣如此地關注人類共同的災難並對人的心理世界予以了如此深刻的洞察和揭示。他也許屬於新一代浪漫主義作家，他／她們以自己柔弱的聲音和強有力的文學力量來呼喚人間真誠的愛，這一點尤其體現在這部小說中。”

張宗銘的“三部係列長篇小說”盡管情節發展的線索清晰，但是由於時間的連接線長，空間的跨度大，社會背景廣闊，人物之間的關係錯綜複雜，要想準確地解讀它還有一定難度，例如：關於它的主題，評論界就有很多不同的說法，見人見智隻好由它去罷，這都是由於藝術鑒賞主體性的特征造成的，西方的一句諺語說得好，“有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對藝術鑒賞主體的差異性，魯迅也曾經說過：同一部《紅樓夢》，“經學家看見《易》，道學家看見淫，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流言家看見宮圍秘事。”對張宗銘“三部係列長篇小說”的多種理解是正常的，正因如此，更顯現他的小說存在的價值和魅力。

    張宗銘的“三部係列長篇小說”分別以張雲軒、鄢正甫、戴敏、亨利、方美英……幾個家庭的生活為線索，圍繞這些家庭引出眾多家庭的悲歡離合、生離死別、錯綜複雜的情感糾葛，展現中國現代史上兩次權力再分配的重大曆史題材的純文學作品。作家沒有將著眼點放在硝煙彌漫、刀光劍影的場麵，而是聚焦於劫後餘生的芸芸眾生的蒼桑。描寫他們生活的艱辛，做人的尷尬和無奈，揭示他們內心的矛盾和痛苦，以及災難降臨時的忍辱負重的人格個性。俗語說得好。“神仙打架，百姓遭殃”。我想，張宗銘的“三部係列長篇小說”是以生動的人物形象來揭示這句俗語的哲學內涵，對這句俗語進行詮釋的，他真正地做到了。

評論界有許多人評為：對中國現代史上兩次權利再分配的曆史，張宗銘為什麽不像一般作家熱衷於選擇那些萬馬奔騰、波瀾壯闊、震撼山嶽、席卷風雲的場麵去描寫，而是另辟蹊徑，選取一個個小家庭特別是處於生活底層的小家庭來描寫呢？社會學家回答說：“因為家庭是社會的細胞，透過這一細胞，可以看到整個社會。”哲學家說：“一個國家是由千萬個家庭組成的，而每一個家庭又是由鮮活的個體組成的，如果抽掉這些鮮活的個體，那麽這個國家也就成了一個空洞的概念了。”如此種種，都各有各的道理。還是用作家自己的話來回答這個問題。他在光明日報出版社出版的《遙遠的星空》這個散文集中感慨地寫道：“而今，中國社會的改革開放，一走就走了二十幾年，不是魯迅扯雞罵狗的舊中國時代了；也不是郭沫若、巴金這樣的作家生怕打成‘右派’和‘反革命’的時代了！是我這樣的作家，今天敢拿出自己的作品翻譯成英文，向世界推廣和傳播的時代了，更是中國作家，敢於向諾貝爾文學獎發起衝擊的時代了。

“我的幾部長篇小說上上下下加起來竟寫了三十年的時間……我曾經對一個國際友人說，我一生有三大願望：一是能完成中國社會從開國（注：指中華人民共和國）到文革（注：指文化大革命運動）結束這段曆史時期的幾部長篇小說，讓今天和以後的中國人明白我們的共和國曾經有過那麽一段令共產黨人，乃至貧苦人民都極其傷懷的曆史；二是在我有生之年，能讓我親耳聽到——哪怕是雲岩區（注：貴陽市的一個縣級區）區長的承諾、他的施政方針……讓他來吸引我，把我手中的這張本不可少的選票，填上他的名字；第三個願望呢，是我做夢都在想，得諾貝爾文學獎……”

再明白不過了，張宗銘的這一段獨白清楚地說明他的小說聚焦於社會芸芸眾生的原因，充分體現他關注生命、渴望自由、追求民主、期盼法製、謳歌和諧社會的理想和願望。如果說真有一把開啟張宗銘其人其作的鑰匙的話，那麽他對國際友人的這番談話就是這把鑰匙。

張宗銘既不是一個具有先賦人際關係的作家，也不是拾人牙慧、人雲亦雲的追趕時尚的追風作家；更不是聽命作倀的禦用作家；而是一位有良知、具有獨立人格個性的作家。他用冷靜的目光審視世界，他用極大的熱情擁抱生活，從而形成了他自己獨特的人格魅力。正因如此，當他的第一部作品《女人土匪東洋狗》發表以後，立即引起轟動效應，短短的一個多月，引來了數百篇評論，不管是褒還是貶，都說明了張宗銘是中國文壇上不可忽視的重要作家，是人們關注的重要作家。

張宗銘學曆不高，但是他的學力卻引起社會的廣泛重視，他含辛茹苦的生活經曆使人潸然淚下，他勤勉的學習態度勘稱青年的楷模；他在逆境中忍辱負重、奮然崛起的毅力受到人們的欽佩；他將自己的情感全力傾注於受苦受難的芸芸眾生的行為，迎來了人們對他的尊敬和厚愛。他的“三部係列長篇小說”是以悲劇形式奉獻給讀者的，我們可以從他小說的主人公的悲劇性的命運感悟出人生的許多哲理。

魯迅說：“悲劇將人生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在悲劇的美感中顯示出認識與情感相統一的理性力量。我在評論《女人土匪東洋狗》而寫的《人性的呼喚》一文中，也曾經這樣寫道：“我們批判過去，希望過去不要再來”。我想這大概也是張宗銘的寫作動機之一吧。

對於張宗銘的“三部係列長篇小說”，我們可以從下麵兩個方麵去理解：

一、關注生命，同情弱小，呼籲人性，謳歌和諧社會

中國現代史上的兩次權力再分配，造成了中國社會的動蕩，使許許多多的無辜生靈遭受塗炭。大地在燃燒，萬物均在劫火中曆經磨難，原有的社會失去平衡，舊的傳統（不管是壞的還是好的傳統）被打破了，不管是願意還是不願意，人們均要以最大的沉受量去適應新的社會和新秩序。張宗銘的“三部係列長篇小說”塑造的數十個人物形象從表麵上看似乎很複雜，其實我們大致可以將他們分成兩種類型：

一類是心懷叵測的“革命者”，他們靠投機取巧輕意地就獲得了權力和利益。他們用手中的權利踐踏生命、踐踏人性、以勢壓人、欺強淩弱……這一類人，以靠心狠手毒當上鄉長的李青山；革命勝利後就急於另娶新歡、橫刀奪愛的、個人利益高於一切的解放軍團長陳家根；心術不正，口蜜腹劍、見風轉舵的秘書曹發德；以及被階級鬥爭觀念燃燒而迷失了人性的市保衛部部長的韋貴喜……為典型代表。這些新貴從表麵看他們的官職都不高，但是他們是黨的基層幹部，他們最容易接觸群眾、是共產黨人數最多、能量也最大的“地方官”。他們欺上瞞下、魚肉百姓，為了自已的利益，無視黨性，政策、法規……對他們的身邊的同誌和上級，也會下毒手！

在《遠山蒼茫》這部長篇小說中，有這樣一段滅絕人性的描寫：邊遠山區一個上任不到三天的鄉長，根本沒有一紙公文，便對跪在他腳下接受鬥爭的地主和兵匪，輕意地發出了處決的命令……

在《孤兒與革命家》中，有一段十分精彩的描寫：身為市公安局長的韋貴喜，階級意識濃烈。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位階級意識十分濃烈的部長，抱養的女兒恰巧是他最仇視的惡霸地主的女兒；而他的親兒子卻在階級鬥爭的陰影中苦難地掙紮著！但是，當他知道他抱養的女兒懷孕後，得知對方的家庭是“惡霸地主”後，濃烈的階級仇便使他唆使造反派頭目，對自己的失落多年的親生兒子方宇動用了私刑，並使他喪失了生殖能力……做了使自己斷子絕孫的憾事！

在《孤兒與革命家》中，作者還濃墨重彩地描寫了鄢正甫的秘書曹發德，敘寫了曹發德一朝權力到手，便設計非法拘禁自己的老上級鄢正甫，並欲殘害這位老實而令人尊敬的老上級、老首長……

 “三部係列長篇小說”除了對這些視生命如單芥，滅絕人性的無情揭露以外，還運用對比的手法塑造了一群謳歌和諧社會，為生存而抗爭、呼喚人性、化敵為友、消除仇恨的人物形象。

這一類人物以共產黨人省政治部部長鄢正甫、起義將領張雲軒、虔誠的基督徒唐維綺、命運坎坷的忠直漢子楊永春、被命運捉弄、從一個苦難走向另一個苦難的地主婆戴敏、被命運殘酷捉弄的水族女人方美英、偷吃禁果的苗家姑娘阿彩、不遠萬裏從英國來的傳教士亨利……就是這麽一大群擁有正義感、關愛生命，熱愛生命、待人為善的人群，才使張宗銘的“三部係列長篇小說”變為呼喚人性，張揚權利、呼喚法製的作品，成為一部謳歌和諧與進步的長篇巨著！

在《遠山蒼茫》中，作家不惜濃墨重彩描繪英國傳教士亨利。他本是石油大亨的兒子，由於不滿列強對中國的欺壓與剝奪，憤然拋棄自己的石油王國，毅然來到貴州邊遠山區進行傳教，宣揚上帝的仁愛精神，與山裏人結成生死與共的情誼。

有許多評論家說：“亨利使人震撼”。這種震撼不是因為他的決定，而是他在貴州邊遠山區的所作所為，他不圖任何回報；他為迷信的山區帶來科學；為拯救生命而疾呼；為化解人與人之間的矛盾，他用自已的行為而贏得山民的尊敬……在邊遠的貴州山區雙溪坪，建立美好與和諧。他的無私奉獻，不僅感動雙溪坪的人，受到雙溪坪人民的尊敬愛戴，而且，也使受命到雙溪坪來驅逐他的省委重權人物——鄢正甫也深受感動。在《遠山蒼茫》中，有這麽一段畫龍點睛的描寫：

在漆黑的夜色中鄢正甫獨坐在波乜河邊沉思默想——“啥叫忠誠？啥叫犧牲？啥叫無私？啥叫奉獻？……其實人們要看的隻是行動，是表裏如一”。

必需指出的是，鄢正甫的反思，是因為我們在農村使用“清匪反霸”、“合作化運動”等不當政策而引發的，通過對比，鄢正甫終於“大徹大悟”了。小說通過鄢正甫的大徹大悟深化主題：強權出不了真理，暴力終究是行不通的，隻有人性的複歸，不同種族，不同宗教信仰，不同社會層的人以禮相待，和平共處。建立一個和諧的社會才是終極目的。

二、 “人治”社會是中國進步和發展的最大阻礙

張宗銘的“三部係列長篇小說”運用對比的手法，先抑後揚，揭露“人治”社會的諸多危害及造成的損失，也描寫了許多由“人治”社會造成的形形色色的許多暴力及違法行為。但是，作家不是用“以眼還眼，以牙還牙”“冤冤相報”的方式去解決，而是以“人性”、“人道”的方法去解讀。作家在其作品中高歌正義，通過正義的力量使暴力者省悟，通過正義的呼聲深刻的教訓使暴力者懺悔、自新……這些采用引導，認清是非，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淡化矛盾、以創造和諧環境、和諧社會的方法，正是張宗銘比一般作家的高明之處。例如在《遠山蒼茫》中的土匪頭劉禮靖，在傳教士亨利和雙溪坪山人的影響下，終於棄惡從善；剛參加土改工作的學生杜進、彭正陽，因為蔑視生命和權利而濫殺無辜，本應以命抵命，但是，亨利認為他們的犯罪是因階級仇恨而生成的，是因錯誤的引導造成的，他為他們真誠的禱告和祈求、以及混血姑娘靈姑和蠱女阿歡在仁愛感召下的救助，終使雙溪坪的山民和受害的家屬原諒了他們，將“神判”時投下的死簽換成了“賠簽”……這樣的淡化矛盾的方式，這樣的在邊遠的山區擁有的古老的民主與法製，就連共產黨人鄢正甫也由衷地欽佩。

在《孤兒與革命家》一書中，階級鬥爭意識十分強烈的韋喜貴，作家讓他知道被他殘害的“階級敵人”正是他失落多年的親生兒子以後，他後悔莫及、無地自容、終於大徹大悟！最後，他主動請求原諒，甚至去營救被造反革派非法拘禁和迫害的原省委領導人鄢正甫。我們不能簡單地將韋喜貴的行為，簡單地看成是一種贖罪，而應該將這看成是法製觀念在這一類人身上的萌芽。

在社會生活中，人民大眾特別是生活在層低的人民大眾是一個龐大的弱勢群體，張宗銘的小說以大量的篇幅關注他們，描寫他們深受“人治”迫害的種種悲慘的命運，反映他們比任何階層的群體都更期望受到法製的保護。這一條主線，也始終貫穿在“三部係列長篇小說”之中。

張宗銘無愧是中國文壇上冉冉升起的一顆明亮的新星，他的可貴之處是憑自己的良知去寫作，這種創作的方法很可能遭來一些非議（當然是指文革以前，但以後也會有一些思想僵化的既得利益者）。但是，我們可以肯定地說，張宗銘的“三部係列長篇小說”是經得起時間考驗的。我們曾經讀過一些紅極一時的文學作品，也被強迫去電影院（注：在電影院打考勤）去看一些紅極一時的樣板戲，但是隨著時間的流逝，這些紅極一時的作品和電影的內容漸漸的淡化了，甚至有的連書名或片名也記不起來，留下的僅僅是失去自由選擇讀書和看戲的痛苦回憶了。張宗銘的“三部係列長篇小說”則不同，它不虛美、不隱惡，它是作家良知的表露，它是生活中真、善、美的自然寫照，它是生活中假、醜、惡的真實錄影，它像一麵鏡子，形象地逼真地再現那一段曆史的黑白。它不像我提到的那些紅極一時的文學作品，隨著時間的變化而變味、發臭，成為了一堆堆的文化垃圾。

張宗銘的“三部係列長篇小說”像一瓶醇酒，時間越長，味道越甘美。我相信這瓶甘美的醇酒，不僅是中國人喜歡品嚐的，也是屬於國際友人喜歡品嚐的。中國需要更多的像張宗銘這樣有良知的作家，需要更多的像醇酒一樣甘美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