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黃俊傑,男,貴州大學
中國建國以來的第一部換位思考作品
黃俊傑
在毛澤東革命理論指導下,中國自建中國以來還沒有一部小說能從人性、人權、人生的角度過,對建國前後的政治運動作過客觀、深刻的形象描繪。即使在疾風驟雨般的革命浪潮(“紅色風暴”或“紅色恐怖”)衝擊中,也很少有人對良莠不分、泥沙俱下、魚目混珠、玉石俱焚的“革命現象”作過理性的換位思考。一個有良知、有社會責任感的文學家,當然不能無視“永世不得翻身”的無辜人群那些善良生靈的不幸命運,於是,就出現了張宗鉻的長篇小說《女人土匪東洋狗》。
《女人土匪東洋狗》這部作品,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建國以來,一部具有膽才學識的、在題材上有著重大突破的、具有開創性的、意義深遠的優秀文學作品,這部作品突破了當今社會“人人心中有,個個筆下無”的題材禁區,以寫實的表現手法,通過“地主婆”戴敏的不幸遭遇,折射了特定曆史條件下種種另類人不平等的社會現實。該部作品旨在呼喚人性、人權、人各尊嚴……呼喚創建一個真正科學、民主、平等的法製社會!
長期以來,旨在將處於“水深火熱”中國的中國人民解放出來的中國民主革命,卻有意無意地將另一部份中國人推進了“水深火熱”之中。人們都在片麵地理解“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暴烈行動”(1)這一主流意識形態下的權威論斷,卻忽略了上述事與願違的不平等的社會曆史現實,忽略了民主革命的科學內涵,在民主、科學、文明的現代民主革命不自覺地采用了曆史上農民運動的某些做法。加不不重視法製建設或法製建設一時還跟不上,致使這種有著濃厚封建主義色彩的“人治”社會,一直延續到70年代的文革時期。連我們的理論工作者也無法自圓其說了(其實早在江西和延安時期,這種現象就已顯露苗頭,該部小說也有形象描繪),這才引起了社會主流意識形態高度重視。於是,才有了今天中國政治和經濟的改革開放,才有了今天中國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建樹和高揚。
隨著中國今天的經濟、政治體製改革,現在的情況已有大好轉,在鄧小平“實事求是”的理論指導下,已經為諸如“右派”、“反革命”、“走資派”等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平了反,但尚有諸多禁區難以突破。可見另的政治體製改革仍然是一個漫長的曆史發展過程。因此,作為意識形態領域裏最敏感的文學藝術,作家張宗銘以先知先覺的時代先驅姿態出現,他的長篇小說《女人土匪江洋狗》,就是在這種時代背景下應運而生的。
《女人土匪東洋狗》描繪的社會環境正是中國建國國初期改天換地的年代,那時節極左思潮肆意橫行、不按政策法規辦事、草菅人命、喪盡天良的事件時有發生(如起義將領張雲軒和他妻子唐維綺所受的不公正待遇;戴敏不幸遭遇),在這種令人難以理喻的社會現實麵前,又出現了一批挺而走險的人群,(如土匪劉禮靖就是這樣的勢造就的典型)。
在《女人土匪東洋狗》這部作品中,戴敏作為一個出生貧苦、美麗善良的女性,相該 是無產階級革命所依靠的對象,然而卻因天生的美麗成為了地主張雲長發泄肉欲的工具,解放初期,她又像變戲法一樣地成為了革命的“專政”對象。戴敏從一個苦難又走進另一個苦難,備受欺淩、侮辱、折磨、人格尊嚴喪失殆盡……隻能在土匪頭劉禮靖、東洋狗來福的幫助下艱難度日。導致這個吃盡苦頭,沒有文化的農村婦女也不得不麵對蒼天,發出了“為何不能同處一片藍天”的呼號!
起義將領張雲軒是以民族大義為重,決心放棄個人小節的國民黨人士,這是一個本該 受到共產黨人極力保護的愛國民主人士,然而卻在建國初期備受衝擊與傷害,演繹了一曲令人啼筆皆非的人生鬧劇。
他的妻子唐維綺隻一個虔誠的基督徒,她篤信基督教教義,在嚴酷的土地改革時期義無反顧地收留了無家可歸的地主婆戴敏和她的兩個兒子,將人世間的相互關愛演得如此的美妙與感人……像她這樣一個沒有政治色彩、一心侍候主基督的、為和平起義也出了大力的基督徒,也可避免地受到了極左思潮的痛徹心靈的傷害。土匪劉禮靖的幾次反叛都是對現實的不滿所造成的。他其實是一個樸實的有血有肉的俠義漢子,可他卻在嚴酷的現實麵前一而再,再而三地被逼得走投無路,最後隻落得當一名蓬頭垢麵的土匪。
特定時代的特定社會政治及其環境下的種種不科學、不民主、不合理的不平現實,在作家張宗銘於曆史本來麵目的藝術筆觸下,得到淋漓致的形象而生動的充分表現。這絕對不是對曆史的消極反思,而是對今天的現實生活及民主進程的積極而敏銳的關照,小說中展現的波瀾壯闊的曆史畫卷,對中國的政治體製改革及發展進程提供了一麵絕好的藝術鏡子。
張宗銘花了二十二年時間創作了長篇小說《女人土匪東洋狗》,是一部結構不落花俗套,對人物的曆史身世不作集中的靜態描寫,而是有機地穿插在人物相互關係的不斷敘述之中。加上作家用貴州方言寫作,讓人感受到濃鬱的鄉土氣息,令人精神朗、耳目一新、反倒給層次清晰、靈活多變的立體動態感。環境描寫與語言運用均體現貴州山區的民族域特征和地方風格,具有獨特的民族個性和個人色彩。長篇小說《女人土匪東洋狗》特定的思想內容與獨特的藝術個性,超越了國家和民族,性別和種族、膚色和語言 以及意識形態或宗教信仰之間的障礙,必將受到國際社會的重視,產生十分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