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小城裏的吳家場，地接小弄堂，用的是井水。這裏的居民多是夫妻老婆店的小店主們，不是小香煙店，就是小饅頭店，加上男人逃到台灣去了的人家，再就是在某次政治運動中倒了黴的人家。兒女們生下來，取的名字是民民和朵朵，大寶三寶和六寶，大毛二毛和阿毛。吳家場不是陽光燦爛下的大院。生於斯長於斯，三寶阿毛們早已知道共和國給他們這類人等劃定了的位置。那“八九點鍾的太陽”其實從沒有包括了他們，他們在睡夢裏也說不出“這個城市屬於我們”那樣的話來。他們的未來之夢隻是“過日腳” -- “念書、做工、做生意，拿工資、賺銅鈿，還要結婚生子”。但隻要日子還算安生，他們歌於斯哭於斯，少小無猜，相濡以沫，這已是他們在這個國家所能得到的最幸運的存身之地。
吳家場是三寶阿毛們的伊甸園 -- 直到文革來臨，將它變成人間地獄。
武鬥的炮彈長了眼似地落進了洪老板蒸饅頭的爐子裏麵，但遭遇更慘的還是人。朵朵被硫酸破了相，十八歲的姑娘從此把自己關在家裏不見任何人；練體操的二毛，腿上中了一槍；本來左腿就瘸的大寶，連右胳膊也廢了；葉衛東玩槍走火，子彈穿過了妹妹葉建春的胸膛，當場斃命；幾年後，哥哥自己終於被沉重的負罪感壓垮，投水自殺；三寶的未婚夫王南在工農學的崗樓裏被炸死，扔手榴彈的也許就是民民，也許竟是阿毛；為報仇，三寶親手槍斃了民民，差一點還槍斃了阿毛；三寶自己又為此被判了死緩．．．．．．
吳家場沒人要過這個文革，隻因為偉大領袖要，他們就必須被卷進這一龍卷風裏麵來，撞得暈頭轉向，家破人亡。革命以最崇高的名義，激活並釋放出每一個人內心深處那最陰暗最具破壞力的魔鬼，令他們互相爭鬥與殘殺。究竟是誰殺了誰，“上麵”都無所謂，直到王南之死，因為他是軍分區王司令的兒子。阿毛的直覺準確無比：“別人能死，他死了事情就大了。”果然，王司令親自指揮，軍隊直接介入，設下埋伏，大開殺戒，但究竟死了多少人又是一個永遠的秘密。
在這個政治權力隻沿著從上到下一條單行道運行的共和國，吳家場人平時擁有的，早已是一種被侮辱與被損害的生存狀態，在文革中也隻能是被運動，被鬥爭，和被殺戮。
在這整個革命中，三寶阿毛們是十足的無厘頭，從來就沒有一天真正掌握過自己的命運。就連他們的領袖們如起重工出身的胡教練和大學生尤鋼也好不了多少，都隻是被人用了就扔的幾件道具。阿甘式逢凶化吉的好運，隻能到好萊塢電影裏去找。在中國的現實中，熬到塵埃落定，是死者長已矣，沒死的或坐牢或放逐。而眾人對這場噩夢的理解，也還是超不過吳家場人常說的那句話 -- “哪能搞的？”
讀更的的這部小說，我們不可能不格外注意到他的語言。作者對語言的自覺與經心，錘煉與打磨，令人很自然地想到老舍，趙樹理與汪曾祺。他的語言簡潔而富有表現力，行文靈動跳躍，有一種強烈的節奏感與韻律感。作品中多上海方言，但三寶阿毛們的低下社會身份使然，卻洗□了那一股自作聰明的油滑氣，我們或可暫稱之為“吳家場方言”。
俗氣的人名，對阿毛家住房、汪家香煙店和洪家饅頭店的日常生意和顧客眾生相那許多絲絲入扣細致入微的描寫，以及充滿市井氣的人物日常對話，強化了時代與地域色彩，傳達了生活氣息，但更重要的，是堅守與高揚了“道在百姓日用”的根本價值定位，本身即已是對官方價值係統的不屑與叫板。這一堅守與高揚，落實到了語言的層麵，也就充沛於小說的生命全體。
與吳家場方言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小說中代表權力與權威的文革官話：乍一聽，宏大而崇高，嚴謹而深奧，其實卻空洞而虛偽，混亂而荒謬。它活象是土匪的黑話，“天王蓋地虎，寶塔鎮河妖”，一字都錯不得，但細究起來卻並沒有任何真實的所指與內容，唯一用處隻是區別這個溜子和那個溜子而已。
文革官話與吳家場方言的雙重變奏，貫穿著《穿過十八歲的子彈》的始終，例子俯拾即是：
於是大字報就鋪了天、蓋了地，把這些牛鬼蛇神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揪出來了。
揪出來了就戴高帽子、掛牌子、澆墨汁，謂之批鬥。牛鬼蛇神揪出來了總歸要批鬥的，
不批鬥揪出來幹什麽。批鬥了又怎樣呢？暫時不知道。在遊泳中學習遊泳，在革命中
學習革命，一步一步來吧。至於戴高帽子什麽的，那是幾十年前湖南農民的創意，毛
主席說好得很。
不料就有幾個牛鬼蛇神簡直不太牛鬼蛇神，一點不負隅頑抗。革命師生還沒鬥幾
次，牛鬼蛇神倒是跳河的跳河，上吊的上吊，自說自話、自作主張，自行了斷了。
這一文學語言上的雙重變奏，實現了對官方文革意識形態的見招拆招，即時解構，當場顛覆。文革官話的宏大敘事，正是一個白癡講述的故事，叨叨不休，充滿了“喧嘩與騷動”，卻沒有任何意義。有意義的，倒是從頭到尾都在場的那個鄉間小兒，不放過每一個機會指指戳戳地說，“瞧，這皇帝是光著屁股的” -- 那惡作劇的嘻笑，和那揮之不去的吳家場口音。
地域的與言語的，也就是社會的與政治的，讀更的的文革小說《穿過十八歲的子彈》，信然。
２０１０年３月７日
原載：香港《明鏡月刊》２０１０年４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