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與中國的“暫住精英”

　　在過去二十年中國社會的變化中，有一個重要的現象至今尚未得到足夠的注意與研究：即一個由政治精英，經濟精英與知識精英聯盟、共治與分享的格局之形成並取代此前的“寡頭統治”，這一精英聯盟在本質上的脆弱性與短暫性，以及這一“暫住精英”的統治對中國社會的嚴重傷害與威脅。

　　一九八九年的事件中，知識界的全部，私營經濟界（個體戶們）的全部，以及幾乎全部的中下層幹部加上相當部分的高級幹部都先後加入了反對派的陣營，或至少對其抱有深切同情。這顯示出當時的政治改革訴求確實具有極為廣泛的社會基礎。在隨後的東歐與前蘇聯巨變的大環境中來分析，中國當局之得以度過危機並生存下來，實有相當的偶然與僥幸的性質。但那種隻由政治精英中占極少數的最高層及其家族獨占一切經濟、政治、社會資源的“寡頭統治”格局，已無可挽回地被全社會所拒斥。如不迅速改變這一格局，則下一次政治危機很快就又會來臨。而幾十萬野戰軍開坦克進城大開殺戒的方法，顯示的不是當局的強大而是它的極度虛弱　――　它喪失了政治，經濟，道義等其他一切功能與手段，隻剩下以國防軍鎮壓手無寸鐵的市民的最後一項選擇。即便在中國，此次是萬不得已的絕望之舉，下一次則更可能是自殺之舉　――　所謂“一之為甚，豈可再乎”。當局從此一危機中吸取的教訓，是必須將蛋糕迅速做大，容忍那些具有較大能量與影響力的社會階層參與對經濟、政治與社會資源的更多分享，以首先換取他們停止對政權合法性的挑戰，然後進一步換取他們的合作。　

　　此後十九年，是政治精英，經濟精英與知識精英之間經一係列互動磨合而逐漸結成聯盟，共同維持政權發展經濟，並一起分享資源的過程。中國在政治上孤立於世界民主潮流之外，在經濟上則義無反顧地融入了全球化的進程，成為向西方提供廉價消費品的世界工場。“寡頭統治”之結束與三大精英群體聯盟、共治與分享的格局之形成，對中國社會諸方麵的發展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首先，這一格局使現政權的生存成為可能。一九八九年事件使該政權的合法性在廣大民眾心目中喪失殆盡。若無精英們其後大規模倒戈，政權的長期維持已不可想象。精英的向背，在八九以後的曆史時刻起了決定性的作用。此後的中國，是三大精英聯盟共治分享下的中國。雖然政治精英在其中的主導地位無可置疑亦不容挑戰，但經濟精英與知識精英的作用絕非可有可無。這一新的統治格局下的暫時穩定，帶來了可觀的技術進步與經濟發展。 　

　　一個國家由其政治、經濟與知識精英以聯盟方式共同管理，並非中國此時獨有的現象。這一聯盟在今日中國的獨特性，在於它是在官方意識形態已經徹底破產（以“三個代表”理論之出現為最終標誌），政權的曆史合理性已經完全喪失的情況下，這三類精英純粹為追求各自的私利而建立的一種短暫的聯盟。政治合法性與道德正義性的根本缺乏，對未來的徹底絕望，決定了此一聯盟隻是一種唯利是圖的權宜之計。日暮途窮的危機感，象一個鬼影一樣追趕著這些精英群體的成員們，促使其行為日益短期化，甚至末日化。他們的全部目的，是盡快地搜刮盡可能多的財產，在末日來臨之前逃之夭夭。他們人在中國，心與秘密賬戶卻早移至海外，或已辦妥多國護照或綠卡，或早已將配偶與子女安全送出打前站，――　他們是今日中國的“暫住精英”。因為是“精英”，他們有能力控製、配置、使用、出賣與分享這個國家的所有資源；因為是“暫住”，他們對斯土斯民已不再懷有任何長期的責任感。“暫住精英”這樣一種特殊身份，決定了他們的一切統治行為，也應當成為對其進行分析的一個關鍵概念。
　　
　　　先從經濟方麵來看。“暫住精英”身在中國，但為自己設定的生活標準卻必以今日歐美發達社會為參照。他們在飲食、服飾、住房、交通、娛樂以及奢侈品消費等等方麵，現在就必須立即達到歐美中上階層的實際水準，最好還要超過。改革開放以前那些幹部及其家屬們簡單的“人上人”的相對優越感，已不再能滿足他們。他們要的，是在實際可比水平上，足以令那些已經去了或留在西方社會的國人相形見絀，自愧不如的物質生活標準。隻有這樣，才稍可彌補他們因各種原因不得不暫住中國的遺憾。同時，他們於此越短越好的“暫住期間”，還必須迅速積累起巨大的財富，足以使他們將來到了西方社會後還能維持至少是中上水平的生活。他們自知不具備在西方自食其力的經濟生活能力，必須“計劃經濟”，未雨綢繆，從中國搜刮一切帶去。
　　
　　　然而以中國的人均資源占有率與目前經濟發展水平，“暫住精英”的這一經濟索求唯有通過剝削與犧牲大眾一途得以滿足。“讓少數人先富起來”，因此不能不變成“隻讓少數人富起來”，“不讓多數人富起來”，甚至“多數人必須窮下去”。貧富兩極的劇烈分化與貧富矛盾的惡性激化，於是而不可避免。“暫住精英”之所以不顧一切地將中國以“世界工場”的角色推入全球化過程之中，不僅因為這是一種簡單而迅速地增加自己收入的方法，更因為它可以長期維持勞動力的廉價，壓製真正的內需增長，將億萬農民工限製在半合法的社會地位上，壓抑中產階級的成長與壯大，推遲中產階級壯大所必然會帶來的一係列政治與社會變化（已為南韓與台灣等地所證明），強化“暫住精英”對社會的控製，確保他們對資源的占有份額，並以代受環境汙染、供應廉價消費品與提供低息貸款（購買大量美國財政部債劵）等方式來換取西方世界的姑息與合作。許多飲鴆止渴式的倒行逆施，之所以能夠在中國大行其道，隻有從此“暫住精英”極端自私而短視的考量，才能得到理解。 　

　　　這就將我們的分析引到了資源與環境。以中國遠低於世界平均水平的人均可耕地與淡水占有率，而偏要成為世界工場。即使其他原材料與燃料可以全部進口，耕地、淡水與空氣卻無法進口。其結果隻能是資源的迅速枯竭與環境（土地，水源與空氣）的嚴重汙染。“暫住精英”並非見不即此，而是已經打算好在末日來臨之前拔腳走人。他們在內心深處早已拋棄了這片土地，在乎的隻是在離開前盡可能多地榨出現錢來。 　
　
　　再如社會環境的毒化。腐敗盛行，民怨沸騰，而“暫住精英”卻無動於衷。他們麵對自己非法掙得“第一桶金”的原罪，沒有任何自贖（如建立慈善基金以消解民眾的清算要求）的努力。麵對日益激化的社會抗爭，反而更赤裸裸地依賴暴力來維持統治。警察、法院、城管、信訪辦……一切政府機構的行為都日益流氓化與黑社會化。這表明他們根本就沒有打算在中國為自己留下任何後路。三十六計走為上，他們將在最終清算到來以前離開這個國家。中國民主改革之主要障礙，與其說更多地是在於大眾之民智未開，不如說在於此“暫住精英”之“大智若愚”。
　　
　　　自荀子以來，中國曆代統治者通常是將自己與被統治者的關係看作“水”與“舟”的關係：水可載舟，亦可覆舟，統治得當則舟行水上，統治失當則舟覆人亡。魏征“載舟覆舟，所宜深慎”的警告，極為唐太宗所認可。即使僅為王朝私利計，統治者在主觀上還是希望各項政策必須有所節製。否則官逼民反之時，巨浪覆舟，他們自己也插翅難逃，隻有一個遭受沒頂之災的命運。（１）具體操作過程中因失誤而失控而至王朝滅亡，多是始料之所未及，而非有意為之者。 　
　
　　　融入經濟全球化而拒絕政治革新的中國，麵臨著一個前所未遇的新挑戰：掌握其命運的統治精英在思想和感情上已不再與它認同，在長遠戰略上已將它拋棄，而其一切統治行為都服務於一個短視的目標：以盡快的速度，榨取一切利益，無論對國家造成什麽傷害亦在所不惜。他們雖然身在此舟中，卻自信能夠及時鑽進平台上那一架隨時可以起飛的飛機裏。巨浪覆舟之際，也將是他們騰空而去之時。孟子曰“民無恒產，即無恒心”，由此可知一個強大的中產階級對社會穩定之至關重要。這一“暫住精英”卻是因失恒心而求巨產。就每一個體成員而言，唯願這一不得已的“暫住期”越短越好，其搜刮榨取因此而呈末日之瘋狂；但就此“暫住精英”之整體而言，原有成員之瀟灑離去正好為後來者樹立榜樣並騰出空間，前赴後繼，再接再厲，“暫住期”將一再延伸，直至難以為繼時嘎然而止。這一“暫住精英”越想走就越糟蹋，越糟蹋就越不得不走。資源的窮盡、環境的破壞與民間仇恨的積累，都使得斯土斯民對他們再無任何吸引力，反而日益成為一種威脅。不僅貪官卷款而逃，大亨移資海外，就連以發揚光大民族文化傳統自詡的“當代大儒” 如中國社科院哲學所中國哲學研究室主任鄭家棟者流，亦不甘落後。鄭不僅早已將一妻一子移民美國，自己也已辦妥美國綠卡，更屢趁赴美講學（中國儒學）之機，偽造證件，收取高額費用，每次攜帶一名中國婦女以其“妻子”的身份進入美國並滯留不歸，至２００５年被捕時已達六人之多。 “八仙過海，各顯神通” 的具體方式，重複表現著同一主題：“暫住精英”對中國的統治、榨取與拋棄，及其令人擔憂的加速度發展。
　　
　　　但最後的大崩潰總是在無人預料到的時刻突然來臨。壓斷駱駝脊背的那最後一根草可以是任何事件。 比如一次較大規模的環境災難，造成的損害跨地區跨階層，傷及千萬老人婦女兒童，起因是當權者的貪婪、無能與腐敗，處理過程中又加上了消息封鎖、警察暴力與更多的腐敗…… 終至民怨爆發而不可收拾。那時候，“暫住精英”中的許多成員將會突然發現，自己已錯過了哪一架最後離去的飛機，手握滿把鈔票而麵對著憤怒並絕望的億萬國人。
　　
　　　在全球化的今天，“暫住精英”不僅是中國前所未遇的一個難題，而且直接威脅到世界其他許多國家與地區的經濟繁榮與社會穩定。如何解決這一挑戰，也需要中國和世界一起來探討與努力。



１.　元順帝於元亡後逃回蒙古高原，忽必烈家族的殘元政權得以苟延殘喘三十年後滅亡；清亡時以遜位換得一份優待條件；都隻能看作是當時特殊曆史條件下的例外而非常規。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２７日俄亥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