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若幹年後，當人們回顧２００８年美國總統大選時，他們將會發現巴奧巴馬的獲勝標誌著許多重要的曆史性變化，其中之一，就是反智主義 (Anti-intellectualism ) 在美國政治生活中的一次重挫。
按照Richard Hofstadter 在其《美國生活中的反智主義》一書中的定義，反智主義是“對理性生活和那些被認為是其代表的人們的一種反感與懷疑，是一種一貫貶低這種生活之價值的傾向”。(1) 在實際生活中，它可以表現為各種各樣的對知識，科學，文學藝術，教育，思辯精神，理性態度和知識分子的反感，敵意，貶低與排斥，以及對作為其對立麵的觀念與態度的過度推崇。
不同的政治製度對反智主義有不同的應用。中國傳統社會裏的焚書坑儒與文字獄，１９４９年以來的知識分子改造，反右，文化大革命，五七幹校之類，其實都可以看作反智主義在政治生活中的實踐方式。就連當今中國在對嚴肅的學術探討（例如文革與大饑荒研究）的無情打壓的同時，對瘋狂的物欲與惡俗的大眾娛樂的默許，刺激與鼓勵，其實亦不外是古羅馬“麵包加馬戲”的統治術在新形勢下的活學活用。它是一個已經失去了曆史合理性的製度下，統治者對被統治者的一種“贖買”、麻醉與思想閹割。
美國早期移民多為歐洲的“無產階級”，它在哲學上更多地屬於英美經驗論而非大陸理性主義的傳統，它的社會生活中強烈的宗教性不時導致對科學知識（如進化論）的拒斥，它的民主運作也時有民粹主義因素混雜其中。凡此種種，使反智主義成為美國社會中一種重要的社會思潮，並在其政治生活中有時起時伏的表現。大致而言，麥卡錫主義在五十年代盛行一時，標誌著反智主義的一個高潮，科學藝術文化界裏大批知識分子受到各種形式的迫害。從肯尼迪當局開始，反智主義又開始衰落。但就最近幾次總統選舉來看，共和黨敢於推出象奎爾，布什和佩林這樣“一蟹不如一蟹”的總統副總統候選人，說明反智主義仍有相當的市場。“牛仔”布什得以連續擊敗高爾與凱利，證明了這一思潮作為一種政治武器的有效性，也使其在今年的總統大選中又一次為共和黨所應用。
反智主義在共和黨今年的競選活動中的表現方式，包括汽油稅暑假，小鎮代表美國論，對水管工喬的追捧，反精英的挑動，以及挑選佩林為副總統候選人。
麥凱恩首倡的汽油稅暑假，要求聯邦政府於陣亡將士日（５／２６／２００８）至勞工節（９／１／２００８）期間停征汽油和柴油稅。即便需求不因此猛增且生產商亦不乘機提價的話，每一消費者平均能省下最多不超過３０美元。但這一措施將使各州政府失去９０億美元的收入，從而導致約３０萬築路建橋業的工人在夏季失業。麵對所有經濟界學者異口同聲的批評，麥凱恩堅持推銷這一典型的收買選票的把戲，誘使選民為眼前的蠅頭小利而犧牲長遠利益，並完全逃避對美國嚴重的能源問題的充分正視與全麵解決。
小鎮代表美國論，在選舉後期選情落後的情況下，由佩林在其多次演說中發揮到到高峰。佩林堅稱隻有那些偏遠小鎮才是真正的美國，那裏的居民才是愛國的美國人。其實無論在人口分布，對經濟的貢獻以及文化的發展各方麵，小鎮早已不能代表美國社會的主流。正如最後選舉結果所表明的，那裏的選民在價值觀念與政策取向上更多地傾向於較為保守的共和黨。他們與任何地方的選民一樣具有憲法賦予的權利，但利用他們來打壓經濟文化更為發達，大學與研究機構更為集中的都市地區的選民，完全是一種反智主義的伎倆。
對水管工喬的追捧，是一種誘使質樸的大眾以不加思考的身份認同替代嚴謹的政策考量的企圖。你大可放棄自己的思想，讓喬為你思想，就因為他是和你一樣的“普通人”。然而喬對於奧巴馬稅收政策的反對，不僅違反他目前作為一個年收入約４萬美元的水管工的實際利益，而且還違反他一旦“美國夢成”後的利益。如果網上現有資料基本準確的話，他任職的公司有八個雇員，年經營總收入約為５０萬美元。即使整個公司現已為他一人所有，扣除成本後的所有應納稅收入也不見得有２０萬，即奧巴馬的“加稅線”。說什麽奧巴馬的政策將使他放棄對美國夢的追求，簡直不可思議。年收入１００萬卻因不願多付４萬左右的稅就幹脆回去重當水管工，這樣的企業家誰見過？要求一個嚴重衰退的經濟中千千萬萬的普通人為了有朝一日萬一致富後不加稅而寧願放棄目前的減稅，就如要求非洲饑民付現錢買你的減肥丸一樣，未免欺人太甚。
反精英的挑動，在前兩屆大選中屢試不爽。布什在與高爾的首次辯論中，行為活象街上一個不可理喻的楞頭青。高爾於束手無策之餘，禁不住連連歎氣，立即被對方抓住把柄，指為居高臨下的精英派頭。嚇得本來就不很風趣的高爾下次辯論時幾乎連大氣都不敢出了。凱利會說法語，而以高雅精致的文化自豪的法國人又偏偏是美國公眾嫉恨取笑的對象，一頂“精英”帽子罩下去，緊箍咒一般牢不可脫。嚐到了甜頭的共和黨今年依法炮製。奧巴馬是哈佛畢業，自是“精英”沒商量，至於他貧寒的家庭出身，暫且按下不表。支持民主黨的媒體被指為“精英”，更是題中必有之義，至於為什麽CNN是“精英”而FOX 就不是，無法亦無需解釋。精英的指認，如標簽如咒語，不是訴諸於理性的思辯與討論，而是在理屈詞窮時訴諸於人性的弱點如狹隘與嫉妒等等。不管爭論的是什麽話題，一聲“他是精英”，當下言語道斷，思維路絕。就象中國人打升級撲克，壓不過了就抽出那張花花綠綠的小醜往桌上一拍，“大鬼斃了！”但同一張王牌今年大大失靈。不僅媒體中如Chris Matthews, Keith Olberman, Rachel Maddow 等輩有恃無恐，纏鬥不休， 中間派選民也不再像前兩次那樣，逢“精英”必反，因專注於別人的臥室而忘記自家的餐桌。
但今年大選中反智主義的集中表現，無過於共和黨挑選佩林為副總統候選人。盡管經過一段時間的隔離與惡補，與Charles Gibson 和katie Couric 的幾次訪談仍然充分暴露出她在知識、智力、好奇心與視野上的貧乏。不僅６０％的選民得出她不能勝任的結論，連眾多有影響的保守派人士亦無法接受。例如，David Brooks 就指出：象布什一樣，佩林所持有民粹主義偏見使她不僅蔑視自由派的觀念，而且蔑視一切觀念本身。更有甚者，她也象布什一樣，對自己在國家事務與曆史理解方麵的欠缺，專以傲慢與固執來彌補。他因此而稱佩林為“共和黨的一個致命癌症”。就連一開始支持她的 Kathleen Parker 也不得不痛苦地改變看法：“佩林以滔滔不絕的說話阻止別人開口。她重複同樣的詞語，用死木頭塞滿空間。除去空話後就沒有多少內容剩下。（Palin filibusters. She repeats words, filling space with deadwood. Cut the verbiage and there’s not much content there.）”。她譏諷道：“假如廢話能換錢，佩林一人即可拯救華爾街（If BS were currency, Palin could bail out Wall Street herself.）”。由於 Parker 自己也是保守派，“我收看她的（電視）訪談時就象是一個屏住呼吸的焦慮的家長，手指準備好當實在太痛苦時就隨時按下無聲 鍵。不幸的是，這一情況經常出現，直到耗盡我的反射功能（I watch her interviews with the held breath of an anxious parent, my finger poised over the mute button in case it gets too painful. Unfortunately, it often does. My cringe reflex is exhausted. ）”。佩林之能被選中，說明共和黨對反智主義的執著何等嚴重。殊不知八年前布什得以上台，乃是在性醜聞與彈劾風波引發的“克林頓疲倦症”以後，不少人傾向於反其道而行之，找個“非克林頓式”的。巧舌如簧的羅德學者不行，就讓那個語無倫次的C 學生假牛仔試試。豈知試下來的結果，是四千餘人戰死伊拉克，數萬人傷殘，股市狂跌，赤字瘋漲，房子被封，工作被炒……當年高爾一歎氣，大家反感。撫今追昔，一人歎何如萬家哭？今年流行全國的是“布什厭倦症”，但若進一步深加考察，布什八年的反智主義實踐及其失敗就是重要原因之一。如越來越多的論者所指出，布什其人，不僅知識貧乏視野偏狹，而且嚴重缺乏智力上的安全感與好奇心，因而導致對一切抽象思維與理性探討的不加掩飾的敵意與蔑視，聽不進不同意見而動輒求助於“誰是老板？”式的權力打壓。看世界如小孩看電影，我們好人對他們壞人，好人聽上帝召喚，壞人受魔鬼驅使，凡不是無條件支持我們的，就是反對我們，是壞人。對恐怖主義，唯有軍事消滅一途，無所謂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與宗教的綜合理解與措施。對經濟，除減稅與取消政府管理與規則以外，別無他法。石油不夠，唯有打井。至於什麽全球氣候暖化，我不懂的就不喜歡，我不喜歡的就不存在。
作為布什八年反智主義實踐的見證人兼受害者，美國選民痛定思痛，已開始自覺或不自覺地對這一思潮進行檢討與排斥，從而使它開始失去曾有的信用與市場。“識時務者為俊傑”，共和黨本應自我調整以適應這一新的形勢。但它反而罔顧國內國際形勢之嚴峻與麥凱恩本人之高齡，欲將佩林這樣一位女性版的布什強加於今年的選民，其不智亦甚矣。更有甚者，在大敗虧輸之後，不少人仍以佩林提名後曇花一現的轟動效應作為其應於四年後再獲提名的根據。但短期內自我感覺良好而終至於不可救藥，不是中國人所謂“飲鴆止渴”又是什麽？然而自我反省精神之缺乏，本身即是反智主義的症狀之一，夫複何言。
在奧巴馬身上，人們看到的是一種與反智主義截然相反的觀念與態度。他在伊戰發生以前就對這一“愚蠢的戰爭（a dumb war）”的明確反對，他於演講與辯論中在有關種族，愛國主義與經濟危機等問題上表現出來的理智、冷靜與深思熟慮，他對自己整個競選班子與競選過程的領導管理中顯示出來的嚴謹細致的風格……都使他在媒體，知識界，專業人士與大學生中間贏得了廣泛的認同與支持，成為他最終獲勝的重要原因之一。值此美國重要曆史關頭，選民們以投票方式作出的這一選擇，其實亦代表了對他此後組閣與執政方式的期待。
1. Richard Hofstadter, 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63. P7.
２００８年１１月１６日俄亥俄
按照Richard Hofstadter 在其《美國生活中的反智主義》一書中的定義，反智主義是“對理性生活和那些被認為是其代表的人們的一種反感與懷疑，是一種一貫貶低這種生活之價值的傾向”。(1) 在實際生活中，它可以表現為各種各樣的對知識，科學，文學藝術，教育，思辯精神，理性態度和知識分子的反感，敵意，貶低與排斥，以及對作為其對立麵的觀念與態度的過度推崇。
不同的政治製度對反智主義有不同的應用。中國傳統社會裏的焚書坑儒與文字獄，１９４９年以來的知識分子改造，反右，文化大革命，五七幹校之類，其實都可以看作反智主義在政治生活中的實踐方式。就連當今中國在對嚴肅的學術探討（例如文革與大饑荒研究）的無情打壓的同時，對瘋狂的物欲與惡俗的大眾娛樂的默許，刺激與鼓勵，其實亦不外是古羅馬“麵包加馬戲”的統治術在新形勢下的活學活用。它是一個已經失去了曆史合理性的製度下，統治者對被統治者的一種“贖買”、麻醉與思想閹割。
美國早期移民多為歐洲的“無產階級”，它在哲學上更多地屬於英美經驗論而非大陸理性主義的傳統，它的社會生活中強烈的宗教性不時導致對科學知識（如進化論）的拒斥，它的民主運作也時有民粹主義因素混雜其中。凡此種種，使反智主義成為美國社會中一種重要的社會思潮，並在其政治生活中有時起時伏的表現。大致而言，麥卡錫主義在五十年代盛行一時，標誌著反智主義的一個高潮，科學藝術文化界裏大批知識分子受到各種形式的迫害。從肯尼迪當局開始，反智主義又開始衰落。但就最近幾次總統選舉來看，共和黨敢於推出象奎爾，布什和佩林這樣“一蟹不如一蟹”的總統副總統候選人，說明反智主義仍有相當的市場。“牛仔”布什得以連續擊敗高爾與凱利，證明了這一思潮作為一種政治武器的有效性，也使其在今年的總統大選中又一次為共和黨所應用。
反智主義在共和黨今年的競選活動中的表現方式，包括汽油稅暑假，小鎮代表美國論，對水管工喬的追捧，反精英的挑動，以及挑選佩林為副總統候選人。
麥凱恩首倡的汽油稅暑假，要求聯邦政府於陣亡將士日（５／２６／２００８）至勞工節（９／１／２００８）期間停征汽油和柴油稅。即便需求不因此猛增且生產商亦不乘機提價的話，每一消費者平均能省下最多不超過３０美元。但這一措施將使各州政府失去９０億美元的收入，從而導致約３０萬築路建橋業的工人在夏季失業。麵對所有經濟界學者異口同聲的批評，麥凱恩堅持推銷這一典型的收買選票的把戲，誘使選民為眼前的蠅頭小利而犧牲長遠利益，並完全逃避對美國嚴重的能源問題的充分正視與全麵解決。
小鎮代表美國論，在選舉後期選情落後的情況下，由佩林在其多次演說中發揮到到高峰。佩林堅稱隻有那些偏遠小鎮才是真正的美國，那裏的居民才是愛國的美國人。其實無論在人口分布，對經濟的貢獻以及文化的發展各方麵，小鎮早已不能代表美國社會的主流。正如最後選舉結果所表明的，那裏的選民在價值觀念與政策取向上更多地傾向於較為保守的共和黨。他們與任何地方的選民一樣具有憲法賦予的權利，但利用他們來打壓經濟文化更為發達，大學與研究機構更為集中的都市地區的選民，完全是一種反智主義的伎倆。
對水管工喬的追捧，是一種誘使質樸的大眾以不加思考的身份認同替代嚴謹的政策考量的企圖。你大可放棄自己的思想，讓喬為你思想，就因為他是和你一樣的“普通人”。然而喬對於奧巴馬稅收政策的反對，不僅違反他目前作為一個年收入約４萬美元的水管工的實際利益，而且還違反他一旦“美國夢成”後的利益。如果網上現有資料基本準確的話，他任職的公司有八個雇員，年經營總收入約為５０萬美元。即使整個公司現已為他一人所有，扣除成本後的所有應納稅收入也不見得有２０萬，即奧巴馬的“加稅線”。說什麽奧巴馬的政策將使他放棄對美國夢的追求，簡直不可思議。年收入１００萬卻因不願多付４萬左右的稅就幹脆回去重當水管工，這樣的企業家誰見過？要求一個嚴重衰退的經濟中千千萬萬的普通人為了有朝一日萬一致富後不加稅而寧願放棄目前的減稅，就如要求非洲饑民付現錢買你的減肥丸一樣，未免欺人太甚。
反精英的挑動，在前兩屆大選中屢試不爽。布什在與高爾的首次辯論中，行為活象街上一個不可理喻的楞頭青。高爾於束手無策之餘，禁不住連連歎氣，立即被對方抓住把柄，指為居高臨下的精英派頭。嚇得本來就不很風趣的高爾下次辯論時幾乎連大氣都不敢出了。凱利會說法語，而以高雅精致的文化自豪的法國人又偏偏是美國公眾嫉恨取笑的對象，一頂“精英”帽子罩下去，緊箍咒一般牢不可脫。嚐到了甜頭的共和黨今年依法炮製。奧巴馬是哈佛畢業，自是“精英”沒商量，至於他貧寒的家庭出身，暫且按下不表。支持民主黨的媒體被指為“精英”，更是題中必有之義，至於為什麽CNN是“精英”而FOX 就不是，無法亦無需解釋。精英的指認，如標簽如咒語，不是訴諸於理性的思辯與討論，而是在理屈詞窮時訴諸於人性的弱點如狹隘與嫉妒等等。不管爭論的是什麽話題，一聲“他是精英”，當下言語道斷，思維路絕。就象中國人打升級撲克，壓不過了就抽出那張花花綠綠的小醜往桌上一拍，“大鬼斃了！”但同一張王牌今年大大失靈。不僅媒體中如Chris Matthews, Keith Olberman, Rachel Maddow 等輩有恃無恐，纏鬥不休， 中間派選民也不再像前兩次那樣，逢“精英”必反，因專注於別人的臥室而忘記自家的餐桌。
但今年大選中反智主義的集中表現，無過於共和黨挑選佩林為副總統候選人。盡管經過一段時間的隔離與惡補，與Charles Gibson 和katie Couric 的幾次訪談仍然充分暴露出她在知識、智力、好奇心與視野上的貧乏。不僅６０％的選民得出她不能勝任的結論，連眾多有影響的保守派人士亦無法接受。例如，David Brooks 就指出：象布什一樣，佩林所持有民粹主義偏見使她不僅蔑視自由派的觀念，而且蔑視一切觀念本身。更有甚者，她也象布什一樣，對自己在國家事務與曆史理解方麵的欠缺，專以傲慢與固執來彌補。他因此而稱佩林為“共和黨的一個致命癌症”。就連一開始支持她的 Kathleen Parker 也不得不痛苦地改變看法：“佩林以滔滔不絕的說話阻止別人開口。她重複同樣的詞語，用死木頭塞滿空間。除去空話後就沒有多少內容剩下。（Palin filibusters. She repeats words, filling space with deadwood. Cut the verbiage and there’s not much content there.）”。她譏諷道：“假如廢話能換錢，佩林一人即可拯救華爾街（If BS were currency, Palin could bail out Wall Street herself.）”。由於 Parker 自己也是保守派，“我收看她的（電視）訪談時就象是一個屏住呼吸的焦慮的家長，手指準備好當實在太痛苦時就隨時按下無聲 鍵。不幸的是，這一情況經常出現，直到耗盡我的反射功能（I watch her interviews with the held breath of an anxious parent, my finger poised over the mute button in case it gets too painful. Unfortunately, it often does. My cringe reflex is exhausted. ）”。佩林之能被選中，說明共和黨對反智主義的執著何等嚴重。殊不知八年前布什得以上台，乃是在性醜聞與彈劾風波引發的“克林頓疲倦症”以後，不少人傾向於反其道而行之，找個“非克林頓式”的。巧舌如簧的羅德學者不行，就讓那個語無倫次的C 學生假牛仔試試。豈知試下來的結果，是四千餘人戰死伊拉克，數萬人傷殘，股市狂跌，赤字瘋漲，房子被封，工作被炒……當年高爾一歎氣，大家反感。撫今追昔，一人歎何如萬家哭？今年流行全國的是“布什厭倦症”，但若進一步深加考察，布什八年的反智主義實踐及其失敗就是重要原因之一。如越來越多的論者所指出，布什其人，不僅知識貧乏視野偏狹，而且嚴重缺乏智力上的安全感與好奇心，因而導致對一切抽象思維與理性探討的不加掩飾的敵意與蔑視，聽不進不同意見而動輒求助於“誰是老板？”式的權力打壓。看世界如小孩看電影，我們好人對他們壞人，好人聽上帝召喚，壞人受魔鬼驅使，凡不是無條件支持我們的，就是反對我們，是壞人。對恐怖主義，唯有軍事消滅一途，無所謂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與宗教的綜合理解與措施。對經濟，除減稅與取消政府管理與規則以外，別無他法。石油不夠，唯有打井。至於什麽全球氣候暖化，我不懂的就不喜歡，我不喜歡的就不存在。
作為布什八年反智主義實踐的見證人兼受害者，美國選民痛定思痛，已開始自覺或不自覺地對這一思潮進行檢討與排斥，從而使它開始失去曾有的信用與市場。“識時務者為俊傑”，共和黨本應自我調整以適應這一新的形勢。但它反而罔顧國內國際形勢之嚴峻與麥凱恩本人之高齡，欲將佩林這樣一位女性版的布什強加於今年的選民，其不智亦甚矣。更有甚者，在大敗虧輸之後，不少人仍以佩林提名後曇花一現的轟動效應作為其應於四年後再獲提名的根據。但短期內自我感覺良好而終至於不可救藥，不是中國人所謂“飲鴆止渴”又是什麽？然而自我反省精神之缺乏，本身即是反智主義的症狀之一，夫複何言。
在奧巴馬身上，人們看到的是一種與反智主義截然相反的觀念與態度。他在伊戰發生以前就對這一“愚蠢的戰爭（a dumb war）”的明確反對，他於演講與辯論中在有關種族，愛國主義與經濟危機等問題上表現出來的理智、冷靜與深思熟慮，他對自己整個競選班子與競選過程的領導管理中顯示出來的嚴謹細致的風格……都使他在媒體，知識界，專業人士與大學生中間贏得了廣泛的認同與支持，成為他最終獲勝的重要原因之一。值此美國重要曆史關頭，選民們以投票方式作出的這一選擇，其實亦代表了對他此後組閣與執政方式的期待。
1. Richard Hofstadter, 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63. 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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