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張曉明譯本）中指出：“信仰，是指沒有經過論證就接受的信念。它的存在既有必然性也有合理性。如果一個社會缺少一種共同的信仰，它就不會有共同的行動，也不會欣欣向榮，甚至根本就無法存在。”當今的中國社會正是處於這位大師所警告的信仰危機。筆者在上文（看了西方看東方）提出了中國的宗教——國學應該是治理當代中國社會的良方，也是抵製基督教擴張的唯一思想武器和領導第三世界的普世價值觀。有人問，“國學？國學了兩千多年，為什麽現在有奇效？”這是一個非常合理的問題：它基於這樣一個“共識”，即儒教是導致近代中國落後的思想根源；既然是落後的思想，儒教怎麽能指導現代中國人走向更先進的未來？國學真的是中國落後的根源嗎？
好像筆者問了自己一個難題。首先說明，本人與研究國學的隔了好幾座山，除了黨史外沒學過多少曆史，高中學的文言文也忘得差不多了，但我們這些生於60年代，懵懵懂懂活過文革後期、批林批孔時代的人對儒家的（封建）思想多少有些耳濡目染，記得“克己複禮”就是當時被批的最體無完膚的一個。40年過去，意識形態世界翻了個個，儒教（及三教一體）成了我們的國學，我想孔老二應該含笑九泉，原諒我們這些不肖子孫們砸了他的廟。在諸多的孔子學說中，克己複禮是的一個重要概念。
》克己複禮
出自《論語·顏淵》：“顏淵問仁。子曰：克己複禮為仁。一日克己複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這段話的意思是說，弟子顏回請教如何才能達到仁的境界，孔子回答說：努力約束自己，使自己的行為符合禮的要求。如果能夠真正做到這一點，就可以達到理想的境界了，這是要靠自己去努力的。顏回又問：那麽具體應當如何去做呢？孔子答道：不符合禮的事，就不要去看、不要去聽、不要去說、不要去做。顏回聽後向老師說：我雖然不夠聰明，還是決心按照先生的話去做。由此看來，克己複禮是達到仁的境界的途徑。
曆代學者都認為，克己複禮是孔門傳授的切要之言，是一種切實、重要的修養方法。然而對於克己複禮的含義學者卻有不同的闡釋，這裏的“克”，在古漢語中有“克製”的意思，也有“戰勝”的意思。宋代偉大的理學家朱熹認為，“克己”的真正含義就是戰勝自我的私欲，這裏的“禮”不僅僅是具體的禮節，而是泛指天理（朱熹的理學在西方學術界被譽為Neoconfucianism），“複禮”就是遵循天理，朱熹把“克己複禮”的內涵大大擴展了。朱熹還指出，“仁”就是人內心完美的道德境界，其實也無非天理，所以能戰勝自己的私欲而複歸於天理，自然就達到了仁的境界。朱熹以及其他理學家的闡釋，使克己複禮上升為一個普世的哲理。 這些天理，不正是克製當今中國社會道德滑坡，如毒奶粉等商業和造假醜聞、還有未引起足夠重視的性解放、和日益增長的離婚率等的良藥嗎？
從《論語》中的記載來看，孔子說的“克己複禮”更側重於一種具體的學習和修養方法。這裏說的“禮”，泛指當時社會生活中實行的各種禮儀規範，學習禮儀，正是孔子教學的重要內容。具體說來，禮在古代是社會的典章製度和道德規範，作為人與人交往的準則；禮是國家、社會、家庭等一切行為的標準和要求，以各種禮儀去達到彼此尊重及合情合理的管治；作為倫理道德規範，禮包含了考、慈、恭、順、敬、和、仁、義等內容。
值得注意的是，孔子在《論語》裏強調的，不隻是指應當按禮儀規範去待人接物，也是指不符合禮的事就不要去做。也就是說，學習禮，不僅僅是要依禮而行，更重要的，是要隨時警惕自己不要去做失禮的事，所謂“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要做到這四勿，就必須克己，也就是要隨時注意約束自己，克服種種不良習性和私心，這其實也正是今天我們常說的戰勝自我。我們都說像毒奶粉之類的商業醜聞是缺乏誠信表現，筆者認為愚昧、私心和貪婪應該才是真正的根源，因為這些為事人可以對他們的家人和朋友做到誠實和信任（誠信）。
當然，孔子強調隨時注意不失禮，並不是希望弟子都變得過分循規蹈矩、謹小慎微。孔子認為：禮的本質是仁愛。如果人們都能夠依禮行事、非禮不行，那麽他們就會在不知不覺之間提升自己的人格而成為一個仁者。也就是說，克己複禮是為仁。這其實並不是什麽高深的理論，隻有在實踐中才能真正體會和領悟，因此顏回對老師說：我雖然不大聰明，但會依照先生說的去做。不知當代中國社會有多少人在這樣做，或有多少人真正理解克己複禮的含義？
由此可見，儒教是定義和製約道德言行、教人做君子的宗教哲學，跟政治、經濟體製和社會製度算得上風馬牛不相及。儒教不是也不可能是中國落後的思想根源。必須指出，很多封建思想觀念如“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等應該與正統的儒家思想徹底分開。
如果我們不談清朝後期到新中國的成立前這段充滿戰亂和磨難的中國近代曆史——儒教被打倒的近代史，從49年統一、建國以來到改革開放前夕——儒教繼續被打倒的現代史來看，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下的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公有製才是導致中國社會落後的思想根源，想必這應該是實實在在、合情合理的共識。是鄧小平“不管白貓還是黑貓，抓到老鼠就是好貓”的“合理的不公正”（即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哲學思想，（從本質上——不一定在表麵上）終結了馬克思主義對中國社會的思想統治。我們每一個活著的和今後出生的中國人，都應該永遠感謝鄧小平。
》以德治國
最近讀到一篇好文章題為《為什麽需要道德》，文中社科院房寧教授講了這樣一個曆史故事。中國曆史自漢以來是儒家傳世，儒家所倡導的以德治國是曆史上政治理念的正宗，但實際上，主張以法治國的法家在曆史上曾先得機。春秋戰國時期，社會思想“百家爭鳴”，在先秦，儒、法兩家在眾多的社會思潮流派中嶄露頭角，形成儒法爭鋒的勢態。從秦孝公采納商鞅意見實行變法後，秦國徹底批判並否定了儒家的“德治”思想，把“法治”作為治國的惟一指導原則。經一百多年的努力，秦統一了中國，建立了曆史上第一個強大的中央集權國。秦的崛起和統一中國，是法家治國理念占據中國政治實踐的高峰期。之後，秦王朝的奠基人嬴政自稱始皇帝，希望由始而至萬世。然而，祈求萬世的秦朝僅僅統治了15年。
自秦朝滅亡、漢代建立後長達一百多年的曆史段，政治家、思想家們進行了多次總結秦亡教訓、探討治國方略的討論。其中，以西漢初年陸賈、賈誼的思想與論述最為突出。陸賈二人總結了先秦失敗的原因和教訓，闡述了以德治國的重要意義，使儒家借助漢朝統治者的政治力量，登上中國思想的統治寶座，使以德治國理念成為兩千年中國王朝社會占據主導地位的統治思想。
陸賈遂就《新語》12篇，賈誼著有《新書》56篇。其中，賈誼的《治安策》在陸賈的現象認識基礎上，對秦朝在短期內由盛轉衰進行了係統而深刻的研究，探尋國家興衰的規律，總結出了主要教訓，並提出了相應對策。房教授認為賈誼當時提出的秦亡三訓，即使在今天看來也不無啟迪。曆史上對於治國方略中的法治與德治的權重取舍，孔子、孟子、荀子等都做過論述，孟子論述過法治與德治的互補作用，“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還強調：“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瞻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賈誼正是以孟子這種觀點來分析強大一時的秦王朝迅速由盛轉衰的曆史原因。
房教授指出，“如今以法治國並不是維護社會穩定運行的全部機製。徒法不能以自行，法不責眾，一個社會法律製定以及法律實行的基礎是，廣大社會成員在道德倫理上的認同——法律是可以強製執行的道德，道德是不能強製的法律。”不過現在令人奇怪的是，好像我們不是對自己的曆史、古訓視而不見，就是不相信祖先的經驗和智慧。有時真的懷疑達爾文的進化論了：人類除了繁衍、生存和財富（還有知識？）的積累，人的智商好像是退化了不成？
》歐洲式的民主法製
話說回來，現在不會有多少人相信儒教能治國，因為儒教一直被誤讀和誤用為封建皇帝統治人民百姓的工具，所以儒教被認為是落後的，應該被淘汰的。西方式的或者是中國式的（如果我們能琢磨出來的話）民主法製才是先進的。有位英國學者Mark Leonard寫了本書叫《為什麽歐洲領導21世紀》（Why Europe will run the 21st century）。Leonard是歐盟對外關係委員會總監，前歐洲改革中心外事部主任，他認為當今美國是靠軍力來保持它唯一的超級大國地位，按自己的形象建立一個世界秩序。歐洲則代表了一個係統，該係統通過政治和經濟的獨立性得以保障，運用法律而不是（美國式的）獨裁權力來解決國際矛盾。Leonard的思想代表了一批西方學者的觀點，也代表了一批中國（正在研究歐洲民主模式）的學者。
歐洲真的能成為21世紀的世界盟主嗎？讓我們用另外一本書《色的翻譯》（Lust in translation）來做一比較分析，作者Pamela Druckerman原是華爾街日報記者，她走訪了24個國家，研究各國男女如何偷腥（美其名曰婚外戀）。當然此地引用的內容與該主題無關，書中有一段作者采訪前英國首相John Major的婚外戀情人，前英國衛生部部長Edwina Currie，Currie對作者說了這樣一段耐人尋味的話，“在我們（英國人）看來，美國人就像天真的青少年（teenagers）：充滿熱情和精力，熱血沸騰，但實際上不清楚該怎麽辦。歐洲更成熟，老練而不動聲色。這就是為什麽當Major站起來說‘讓我們回歸基本，崇尚家庭價值’時，全國人民就說‘好啊，我們同意，不過先讓我們查一查你上星期天下午都幹了些什麽（與情人幽會）？’”
這就重新回到了我們在上文中討論的主題：領導世界的不可能隻是法（律），法隻是一個體製，（在硬實力如經濟、軍力的基礎上）軟實力、普世的價值觀，即先進的宗教思想才是成為世界領袖的前提。歐洲雖然有悠久的基督教文化傳統，但歐洲社會的日益世俗化是不爭的事實，在很多國際問題上歐洲日趨“看破紅塵”或隻能跟在美國屁股後麵，就像一個閱曆資深的教授在運動時隻能跟在學識淺薄的青年學生後麵一樣。美國為什麽是這個世界的精神領袖？就是因為美國有頭腦充血、組織嚴密、政教（實質）一體，至死不渝地追求社會公正的宗教狂熱者（理想主義者）。有了自由平等民主這個普世的價值觀，美國還將是21世紀的領袖。
有意思的是，Leonard的新作《中國怎麽想》是筆者所知迄今為止第一位西方學者想真誠地了解中國成千上萬（社會科學方麵）的學者精英們在想什麽——其他西方學者大多認為中國學者們都被“洗了腦”（故觀點無價值——當然這是西方學者的無知罷了）。他點出了一個中國國內的學術趨勢：在討論如何幫助中國和平崛起的同時，研究如何麵對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的衰落。我想我們的精英們對美國這個社會可能還了解不夠。撇開意識形態不談，就拿經濟方麵這次的金融海嘯來說，還是沒想通它對美國有多大損害：破產的本來就是付不起美國夢的美國窮人，多造的樓房建在美國，金融公司丟的大部分是外國人的錢，美國政府現在低價收購（救市）是再好不過的投資，之前趁火打劫暴富的是美國的銀行家（注意：他們一半的收入都被美國政府收稅了）。此外，伊拉克戰爭成本高達每秒5千美元，那也花的是中國的外匯，據說戰後美國所得的石油利益是伊戰成本的13倍。
》美國的黑人教會
美國的黑人教會與中國的社會發展有何關係？有的。設想一下，如果中國全盤接受基督教（按照有些學者所建議），中國社會將是什麽樣的一個社會？通過以下美國黑人和美國華人基督教教會的比較，相信我們會“看到”一個清晰合理的圖像。此外，了解美國黑人教會也是認識美國宗教的一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記得幾個月前，媒體挖出了奧巴馬個人所屬教堂的牧師Jeremiah Wright（被成為奧巴馬的精神導師）傳道時的錄像，暗示Wright是個徹頭徹尾的反美份子。他“憤怒”的講道有這樣的話“No, no, no, not God bless America! God damn America — that's in the Bible — for killing innocent people.”Wright說的對還是不對不是我們討論的主題。奧巴馬深思熟慮了好幾天才發表了一篇感人肺腑的關於美國種族問題的演講，在譴責Wright言論偏激的同時，奧巴馬說他不可能背棄（disown）Wright（黑人），就像他不可能背棄他的外婆（白人）。順便說一句，奧巴馬的母親是白人故他有一半的白人血統，但所有美國人都把他當作不折不扣的黑人。（白人認為他不是純白，黑人把他當純黑而引以為榮。）難怪左派神學家Jim Wallis把種族歧視定義為美國的“原罪”。有一種說法，隻要你帶有哪怕1/8的黑人血統，那你就被“染了”（tinted）。
其實，熟悉解放黑人神學（Black liberation theology, BLT）的人對Wright的“罵道”並不會感到奇怪。BLT起源於1966年，當時51位黑人牧師在紐約時報買了一整版廣告，呼籲采用激進（aggressive）的方式根除種族歧視，這可以說是黑人渴望、爭取平等權益運動的一個大手筆，與此同時BLT從聖經中找到了靈感——黑人基督教神學的一個突破。芝加哥大學神學院教授Dwight Hopkins說，“BLT把耶穌描繪成brown-skinned的革命者（美國黑人也稱自己是brown-skin）。耶穌說，他的使命是根除貧困，給被壓迫者帶來自由和解放。大多數（白人）基督教牧師往往忽略聖經中的那一章（新約Luke福音第4章）”。Hopkins認為Wright用的“damn”隻是文字遊戲，直接出自聖經，有特殊的希伯萊原意，它意味著上帝對一個剛愎自用的國家的神聖譴責，因為這個國家背棄了基督教的教條和真理：公正、和平、和諧（reconciliation）。
筆者從NPR《Fresh air》找到了年初對BLT奠基人神學家James Cone的采訪，可以幫我們對BLT有更好的理解。Cone寫過好幾部關於基督教神學的著作，現任曼哈頓神學院的高職教授。他認為BLT的理論基於“上帝的存在表現於他介入了人間對正義（公正）的鬥爭中，上帝與受折磨的人民（community，窮人、弱者群體包括黑人）休戚相關，上帝成了人民（community）的一部分”。Cone的神學靈感來自馬丁路德金的“愛你的敵人”和另一位已故黑人領袖Malcolm X的“愛我們自己”的思想，Cone認為在這個白人至上的權威社會，黑人被定義為負麵和邪惡，被“教育”成恨他們自己而互相殘殺。他的神學理論的使命就是教育黑人在成為基督徒的同時，還認識到自己又是不自卑（unapologetically）的黑人。敬請領略宗教的威力，試想金博士不是基督徒，或者當時他不用基督精神來和平示威種族迫害和種族歧視，他會成功嗎？他能得到包括總統Linden Johnson在內的白人的同情和支持嗎？為什麽黑人要上教堂？因為在教堂，他們不再是別人的傭人、不再是別人的清潔工，在教堂他們可以是教會的祭司，他們可以是牧師，他們都是上帝的選民，在教堂他們找到了做人的尊嚴。“Be somebody in church while the society treats you as nobody.”
金博士60年代的民權運動不僅給黑人（和少數民族）帶來了應得的權益（從這個角度講，作為少數民族的華人應該敬他為神）。也真正地使美國成為這個世界追求社會公正的精神領袖。（當然如Wright所示，美國政府已經背棄了基督教的思想原旨。）“種族歧視是美國的原罪”，美國要達到（憲法意義上）名副其實的種族平等，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如今有的美國黑人還是把自己看成是當年在埃及被奴役的希伯萊人，指望有一個像摩西這樣的救星。讓我們來看奧巴馬是否能勝任和不負這個眾望。
》美國的華人教會
讓我們來比較一下美國的華人基督教教會——同樣是認識美國宗教信仰的一個重要分支。筆者去過幾次教堂，還參加過幾次家庭祈禱。總的給我的感覺（請批評指正）是，華人教會的工作主要處於“啟蒙”階段和做社區慈善。記得有一次請的一位很有口才的牧師，講的是為什麽大科學家牛頓後來去研究神學了。家庭祈禱一般是談自己如何從不信到信的傳奇經曆，和有關“不唱聖歌就覺得每天上班都沒勁”之類的切身靈性感受。上星期從紐約基督徒短期宣傳訓練中心出版的《真理報》，讀到一篇李牧師的文章《不作靈性的瞎子》，李牧師用自己轉化的經曆來闡述關於上帝的真理，他用了這樣一個巧妙的比喻：讓不信上帝的人相信，就像跟一個瞎子解釋月亮的存在。不知李牧師這種“謙卑”的傳教法轉化了幾個不信者？
筆者絕對沒有對華人基督徒有任何批評之意，看到最近有幾篇關於鼓勵華人參政的文章（明顯受到08大選奧巴馬參選的鼓舞——值得鼓勵），我們似乎可以把這兩件事聯係起來。從上述對美國黑人教會的分析，我們不難看出華人參政和想要在美國政壇“有所起色”，成為一股政治力量，必須具備以下幾個條件：第一，在美參政，必須信教而且必須信基督教。筆者查了一下曆史上和現在在美參政的華裔（參議院議員鄺友良Hiram Fong，眾議院議員吳振偉David Wu，華盛頓州州長駱家輝Gary Locke，和勞工部長趙小蘭Elaine Chao等），無一例外，他們均為基督徒。第二，參政者必須得到華人教會的支持，同時華人教會必須有參政的意識和行動，而且教會必須有自己的宣傳媒體（像《真理報》這樣的中文報紙是遠遠不夠的）等。顯然，華人教會需要做的工作太多。說句不好聽的話，如果說黑人教會是在搞研究和發表，那麽華人教會在神學方麵還處於幼兒園或學前班。
第三，華人教會必須得培養自己的神學家，這一點可能是華人最難做到的。不是說華人沒有或不可能有自己的神學家，而是我們不可能產生（像黑人一樣）自己的基督教理論。沒有自己的神學理論，就不可能明確自己種族的身份或族性（identity），（美國能成為世界的精神領袖就是借助於新教神學理論的發展和創新。）我們的使命是什麽？華人要追求什麽樣的社會公正？無論是從白人或黑人的基督教文化角度來看，華人最多隻能當他們的“配角”。（請指正）華人給人的感覺是，其在美國的成功就是成為主流社會的一員，換句時髦的話就是blend in，而從來就沒想過stand out。
上述文化比較與中國的儒教和以德治國有何相幹？有的。我們可以相信這樣一個結論或共識：基督教不是我們祖傳的，即使全盤接受它的健康思想，也不可能振興中華民族，更談不上弘揚偉大高尚的東方文化，充其量我們隻能跟在美國後麵，當它的追隨者。
》儒教同樣適用於統治者
我們以克己複禮為例討論了儒教的偉大，也談到了以德治國——曾經——是中國曆史的光榮。以德治國，崇尚儒教，不可不朝拜一下著名的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梁漱溟先生。梁先生有中國最後一位儒家之美稱，也是一個精通東西方文化、博采眾長的大師，他把孔子、孟子、王陽明的儒家思想，佛教哲學和西方柏格森的生命哲學糅合在一起。梁先生把人生看成一個不斷滿足意欲的過程，提出以意欲為根本，又賦予中國傳統哲學中“生生”概念以本體論和近代生物進化論的意義，認為“宇宙實成於生活之上，托乎生活而存者也”。科學地把東西文化劃分為西洋、印度和中國三類，稱“中國文化以意欲自為調和、持中國其根本精神”，有別於向前看的西方和向後看的印度文化；中國文化以孔子為代表、以儒家學說為根本、以倫理為本位，是人類文化的理想歸宿。認定“世界未來的文化就是中國文化的複興”，認為隻有以儒家思想為基本價值取向的生活，才能體驗人生的真味。梁先生反對階級鬥爭的理論，認為應該通過恢複“法製禮俗”來鞏固社會秩序。八十年代後期，九十多高齡的他仍著文和演講，繼續宣傳中國傳統文化複興的思想，不愧為現代新儒教的奠基人物。
縱觀曆史， 儒教成就於定義和規範中國社會個人道德和行為哲學，也奠定了中華民族的性格與價值觀。與此同時，我們應該認識到，儒教也同樣適用於製約統治階級（層）——他們也是人嘛。周恩來就是我們家喻戶曉的典型的儒教信徒。為什麽近代中國就出了一個周恩來？因為儒教在清朝後期就招到唾棄，因為在上世紀初我們被來自西方的共產主義理論所迷惑而打倒了孔家店，因為在文革時我們響應毛主席階級鬥爭的號召破四舊、砸了孔廟，因為我們盲從荒唐的毛澤東式的公正，因為30年前改革開放後我們被西方的普世價值觀即現代基督思想所誘惑和毒害。溫家寶總理最近說過：“社會主義民主與法製不是背離的，民主、法製、自由、人權、平等、博愛，不是資本主義所特有的，這是整個世界在漫長的曆史過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
中國怎麽辦？崇尚儒教，從娃娃抓起，多培養出幾個梁漱溟和周恩來。中國多出幾個君子和聖人，還愁民主法製不到位？還愁絞盡腦汁、搞不拎清什麽是中國式的社會主義民主？做君子、抑私欲、製權欲。如今有多少個中國母親知道如何教她的孩子“做一個好孩子”？有多少個中國母親不在教“做一個精明的孩子”，而在教“做一個誠實、不怕吃虧的‘傻’孩子”？別說感化一個貪官太難，改造我們（被耽誤了的）自己也已經是mission impossible，但我們完全可以教育好、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
鳳凰衛視邱震海先生在《開卷八分鍾》介紹一個世紀前由一位著名的西方傳教士所作的《中國人的德性》時說，“讀這本書，準備三天三夜睡不著覺”。書中結語，亞瑟史密斯指出，中國人最缺乏的不是智慧（應該說是太多的精明或小聰明），而是勇氣（最適合於當今民主改革的執行者們）和正直的純正品性（仁）。這個評價，雖然曆經百年，如今依然準確無誤地診斷出當代中國人道德綜合症的病根；這個評價，我們老祖宗的在天之靈也不會不同意。
》結語
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中指出：“要過上快樂的生活，就得學會節製自己的感情；要想擁有持久的幸福，就得放棄許多片刻即逝的享樂；要想更好地保護自己，就要學會永遠克製自我。”這正是年輕西方文明和古老東方宗教的同工異曲之處。克己複禮，合情合理，全民崇尚儒教、普及國學是振興中華的最佳國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