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西方看東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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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教導我們，“存在即自然”，基督教成為西方文明的基石不是偶然的，有它自然和必然的道理，它對世界文明進步的貢獻是不可磨滅的。現在全世界大約有15或20億人信奉基督教，基督教對當今國際社會和人們思想生活的影響就規模而言也是不可低估的。正如James Twitchell教授在《挑選上帝》（Shopping for God）中指出，“基督教在羅馬帝國時期就成為一個製度（institutionized），到了歐洲基督教成為一個文化，到了美國，基督教才成為一個產業（enterprise）”，美國在繼承、演變、發展和普及基督教方麵是當之無愧的領袖和傑出的企業家。
在前一篇文章（認識美國，從宗教信仰出發），我們從宗教意識形態的角度對美國社會、外交政策和它的民主做了一個初步的介紹，現在讓我們繼續就宗教這個主題對美國的文化作進一步討論。為了對美國的宗教有一個較全麵的認識，首先讓我們來走馬觀花一下上文未提到的美國的宗教左派；其次，結合上文的內容闡釋美國式民主背後真正的宗教含義；再次，用中國人較熟悉的的美國通俗文化（體育和電影）為例來揭示基督教思想對美國通俗文化的潛在影響與關係；最後，同樣從宗教的角度出發和以東西方文化比較的方式分析中國社會，並對當今中國社會的一些問題提出一些不成熟的對策。
》美國的宗教左派
在諸多的宗教派係中，美國有一個所謂的宗教左派或基督教左派（the religious left or Christian left），他們的現代思想和理念在神學家Jim Wallis所著的暢銷書《上帝之政治》（God's politics）中有精彩、感人和較全麵的體現。Wallis從聖經和基督教的原教旨出發，重溫了耶穌治病救人、扶危救困的神跡，教育人們愛人如愛己，以基督毫不利己、全心為人的精神為榜樣，致力於糾正社會弊病（如種族歧視和貧困）和為社會公正和和平而奮鬥。他認為這才是基督教的真正使命。從基督的反戰思想出發，他尤其嚴厲地抨擊了布什的教條和伊拉克戰爭，認為布什對伊戰的假設前提就是錯誤的，這個前提即美國代表了一個史無前例的善的力量，對一個美國政府擅自定義的邪惡而戰。基督教左派崇尚和平（外交）、反對武力，認為美國應該致力於解決國內諸多的社會問題（沒有必要也無權幹預他國內政）。戈爾巴喬夫曾經說過，“耶穌是最早的社會主義分子”，應該是對基督教左派思想的讚揚。
在美國，基督教左派（一般指民主黨）和右派（一般指共和黨）的主要分歧在於是否支持或反對墮胎和同性婚姻。不知從何時開始，好像支持生命（反對墮胎）和反對同性婚姻的基督徒才是貨真價實的基督徒，因此每當民主黨共和黨發生有關道德方麵的口水戰，民主黨似乎總是給人“低人一等”的感覺——這也是為什麽民主黨一般不願意在公共場合談自己信仰的原因之一。基督教保守派的領袖Rick Warren在9月份一個電視直播的宗教大會上分別采訪了08總統候選人奧巴馬和麥凱恩，他最舉國矚目的問題是，“人權始於何時”？麥凱恩的回答當然是“受孕的那一刻”。而奧巴馬的回答是，“不好說（beyond my pay grade）”。從科學的角度（根據學者Richard Dawkins）來說，生命應該始於“胎兒開始有意識”，當然這是一個無論是在宗教界還是科學界都值得討論的問題。關於同性戀問題，NPR的《話說信仰》有次采訪4位左派的宗教人士，一位教士講到了他認識的一位年輕人，年輕人想自殺因為他認為上帝犯了個錯誤（造了同性戀的他）。教士認為如果基督教不接受這樣好的年輕人，還有什麽道德上的意義可講？另一位著名的左派代表為哈佛大學神學家Peter Gomes，針對被保守派譴責的同性戀問題，在《不光彩的福音》（The scandalous gospel）中指出：耶穌會歡迎同性戀。Gomes認為美國人應該超越聖經，在這個充滿敵意、折磨和不公正的世界重新找到福音。
相信大部分讀者會對Wallis和Gomes等宗教左派的思想觀點持同情、讚許的態度。遺憾的是在美國政治和意識形態占主導的是宗教右派，美國宗教界的左派沒有像右派那樣有曆史和嚴密的組織、不太熱衷於參政或表達政治觀點，更主要的是在政界、媒體、企業界等遠沒有保守派那樣有關係（控製）和影響力。
》美國的道德和民主的本質
基於保守主義鼻祖、空軍上將、宗教領袖、參議員和1964年總統候選人Barry Goldwater的思想體係，基督教的保守主義神學思想在裏根行政期達到了高峰，冷戰的勝利進一步加強了保守主義在美國政治文化的主導地位，共和黨一直把自己標榜為站在美國社會道德的最高點，因此美國人在國際社會把自己標榜為道德燈塔也就很自然了。那末，宗教（明確地說基督教）是否應該（已既成事實）是美國社會道德的唯一來源？美國哲學家Susan Neiman在她的新作《道德清晰度》（Moral clarity）中，用聖經中著名的罪惡之城的故事來說明人的道德不是來自上帝、也不是來自聖經，她對號稱擁有道德清晰度的布什行政非常尖刻，稱他們早已觸犯了“十戒”中的9戒（不貪戀人妻的第十戒除外），她稱4年前選布什連任的那一半美國人都是鼠目寸光（cannot see beyond the tip of their nose）。她認為社會道德的定義應該借鑒啟蒙運動時哲學家們的思想，啟蒙運動給人類指明了4個新的價值觀：追求幸福的權利（筆者理解為不信上帝控製一切）、尊敬（他人和自然——與儒家道家相同）、希望和思索（reason；不盲從）。
美國推銷的所謂普世價值觀即平等、自由和民主到底是什麽？平等也許比較容易理解和接受，但自由是個比較複雜的概念。美國人總是把美國和西方稱為自由世界，但可以這麽說，大部分去過美國或在美國生活過的中國人都會認為在中國要比在美國更自由，這不僅僅隻是出於文化環境的緣故。當然美國人所謂的的自由更包含了基督教教義中被救贖“重生”的含義。美國人也常說，“自由不是免費的（Freedom is not free）”。至於民主，一般的說法民主就是“少數服從多數”，但有時事情並非如此簡單，要是多數人的觀點不對（或不道德）該怎麽施行民主？美國南北戰爭前夕，大多數（州）美國人認為奴隸製沒有問題——因為聖經認可奴隸製，我們隻能想象當時林肯總統麵臨的（道德上的）挑戰。
那麽，美國民主真正的含義是什麽？它就是所謂的（社會）公正，自由平等民主的深一層含義都是公正。林肯當年就是運用了公正的道義，並巧妙地利用聖經（矛盾）的內容來定義、論證和說服北方：奴隸製就是（基督教新定義的）邪惡。上文我們提到了美國式民主就是現代的基督教思想，因為追求（社會）公正是基督教教條中（最主要）的一個。回顧一下西方的文明史，最初猶太人耶穌向猶太教示威是追求公正；16世紀馬丁路德發動的宗教改革，直接導致產生了路德、加爾文和安立甘的三大新教（Protestantism）並與天主教的分裂是追求公正；17世紀為逃避宗教迫害的清教徒們乘帆船五月花抵達新英格蘭是追求公正；美國對英國的獨立戰爭是追求公正（反對英王的不公平稅收政策）；美國的南北戰爭是追求公正（即上述的南北兩方對奴隸製不共戴天之認識）；美國參加二戰是追求公正（對日本偷襲的報複；實際上，日本偷襲珍珠港後，羅斯福總統從未對意大利和德國向國會請戰。美對日宣戰後三天，意、德向美宣戰）；60年代馬丁路德金領導的民權運動是追求公正（反對種族歧視）。如今，美國政府把他們的人權外交政策也標榜為追求公正，這也是美國政界領袖們就美國對中東和非洲等地區一些衝突的幹預經常表達的一種斷論。麥凱恩曾經說過，“美國就是基督之國”，基督思想主導了美國人的意識形態，基督思想定義了美國式的民主。美國的憲法實際上並沒有明確規定“政教分開”。
在上文我們已對美國的外交政策有不少討論，來說明對公正絕對化的不足和有害之處。在國際社會，各國各民族由於文化的差異對公正有不同的理解和定義，一味追求自我（一方，往往是強者）定義的公正，不尊重或無視另一方（往往是弱者）的文化，必然會導致像美國那樣的單邊主義外交政策。美國人為了實現他們所謂的社會公正，換句話說，隨意按基督教主義來定義邪惡，最後必然導致武力衝突的悲劇（當然對大部分美國人來說不是悲劇是道義上的勝利）。伊戰是一個最新的例子，美國人為了追求絕對的社會公正，推翻被布什等定義為魔鬼的專製政府，不惜犧牲生命（4千多美軍和超過1百20萬的伊拉克平民——美國人稱之為附帶損害collateral damage），再來看看美國支持生命的保守派認定墮胎甚至幹細胞研究是謀殺，試問，這是絕對的公正還是虛偽的人道？由此可見，對不同國家不同民族，公正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美國人現在追求的絕對公正其實是不公正的。
在9月底CNN主播Fareed Zakaria采訪溫家寶總理時的一個問題是，“現在中國持有約1萬億美元的美國國債，這使（有些）美國人感到不安。你是否可以保證中國政府不會以此作為對付美國的一個武器？”對中國人來說，這個問題沒有任何意義的公正，充滿了對中國的敵意。它隻是代表了美國人一個典型的複雜和虛偽的心理：把中國當成不可缺少的生意夥伴，又把中國看成是冷戰後不可缺少的最大的敵人，唯恐中國挑戰並取代美國的霸權。歸根到底是美國人（西方人）對中國文化的無知或者是對中國人公正的無視。也許美國人是對的，為什麽中國要把中國看成邪惡的美國當朋友呢？這太不公（平）正。
》美國的通俗文化和宗教思想
追求公正（和公平）這個意識形態主題不但主宰了美國的宗教和政治，它也深深地融入了美國的通俗文化和美國人的日常生活。我們用通俗文化的兩個特例體育和電影，就基督教思想對美國通俗文化的決定性影響作一個探討。
》》體育
大家對美國的體育比較熟悉，都觀察到這樣一個有趣的現象：足球可以說是全世界最受歡迎的體育比賽，唯獨美國除外。無論是從參與普及率還是從觀眾欣賞度，足球在美國進不了前三名。美國人最喜歡的球賽是美式橄欖球、棒球、冰球和籃球，足球隻是小學生中普及的球類項目之一，到了高中、大學，足球就被其它球類項目所淹沒。雖然專業足球大聯盟搞得咋咋呼呼、球員水平也不錯，但球員薪水、讚助商投資、觀眾數量、和電視轉播均與其它體育比賽不可同日而語。問問一般老美，“為什麽你們不喜歡足球”？他們也說不出個所以然，“比分太低？難做廣告？裁判權力不大、不能隨時暫停比賽？”在非美國人看來，（即使英國人都說）一場零比零的足球賽可以踢得非常精彩，比賽沒有暫停也可以在電視畫麵上做廣告，不能暫停不是更能考驗教練的戰術水平和球員的創造力嗎。
美國人不喜歡足球，是因為他們認為足球比賽的結果往往不公正（Soccer is not a fair game），因為（足球比賽經常發生）一個弱隊可以打敗一個強隊，這是美國人很難接受的邏輯，而世界上其他人都說因為“足球是圓的”——甚至認為弱隊打敗強隊也是一種魅力——生活本來就不公平的。在美國，為追求比賽的絕對公正，如NBA的季後賽采用七場四勝製，其主要目的就是要保證強隊最後勝出。當然，多場比賽是對球員體能和意誌的考驗，多場比賽帶來的票房收入也是美國人追求公正的額外經濟效益。
美國人在球類比賽項目上追求絕對的公正，還體現在對“電視重放”技術的大力應用。電視重放（video technology）由於打斷比賽的連貫性和削減美麗足球的“魅力”一直未被國際足聯采納，在美國體育界，電視重放裁決已經司空見慣。看過美式橄欖球比賽的人都注意到，每每遇到一個裁判沒看清或幾個裁判有爭議的比賽片段，裁判一定會跑到一個他們專用的電視機前，反複觀看該片段的慢鏡頭重放。為減少光擾，電視機屏幕前還搭上了一圈黑布，裁判很像一個翹著屁股忙著拍集體照的攝影師。但最不可思議的是，全場觀眾居然耐心等待、無一人抱怨。這還沒完，等半天裁判搞清那片段中誰對誰錯後，還要通過球場擴音喇叭，麵向觀眾主席台，大聲宣布判決結果。
來比較一下最近結束的歐洲杯足球錦標賽，複賽第一場德國對葡萄牙。德國球星巴拉克在葡萄牙後衛費雷拉爭頂起跳後，輕輕推開了他一下，然後自己輕鬆地頂進了一個漂亮的頭球。裁判沒看見推人，進球有效，葡萄牙教練再抗議也是徒勞，因為這就是足球。如果國際足聯之前采用“電視重放”，也許進半決賽的不是德國隊。很自然地，巴拉克的照片充滿了第二天的媒體頭版，一個騙子居然成了一個英雄。此時此刻，我們可以理解美國人不惜追求公正的動機。
》》電影
好萊塢的電影是美國通俗文化的代名詞，它對中國（和世界）的通俗文化、大眾文化的衝擊是前所未有的，好多學者們把這種現象叫做文化侵略，因為它對每個普通中國人尤其是對青少年潛移默化的心理影響的深遠度是很多學者們都不忍估計的。現在讓我們從宗教思想的角度來對此作一個分析。
08年夏天，一部叫《功夫熊貓》的美國動畫片在中國及全球非常上座，就像好多好萊塢大片，為好萊塢掙得了上億的票房收入。美國人這種用你的曆史、用你的文化，賺你的錢，同時有成功出售他們的價值觀的手法，的確叫人羨慕。我們對《功夫熊貓》的反映比較複雜，有罵娘的、有讚賞的，有抵製的、還有感歎的，為什麽我們拍不出這樣的片子？央視九台的新聞《對話》曾經對此作了專欄討論，節目主持人邀請了兩位嘉賓，一位是劇作家兼導演，一位是外國語學院教授。教授的觀點是中國的動畫片製作技術欠佳，一旦這方麵的硬件到位，高水平的片子就會自然產生。而劇作家認為軟件更重要，沒有好的本子，就沒有好的片子。不過，我們到現在還沒有寫出來。
為什麽我們寫不出像《功夫熊貓》這樣的本子？答案可能有好多，主要是文化的差別。翻譯成中文的《功夫熊貓》看上去是一部地地道道的中國片：中國的人物、中國的故事、中國的功夫、中國的山水，連原聲片中的好多人物的英語還帶中國腔。但此片的中心思想是的的確確的美國貨，除了上述的追求公正以外，如果觀眾熟悉基督教推崇的七個美德，就不難看出《功夫熊貓》解釋了其中的三個：信仰（無條件相信）、希望和勇氣；此外，《功夫熊貓》還再一次對所謂的“美國夢”做了一個藝術詮釋，隻要有夢想、勤奮、有信仰，就一定會成功，英雄出生沒有高貴低賤之分，不管你是掌勺的，還是個胖子。
世上沒有任何文化可以抵擋好萊塢的魅力，為什麽？因為好萊塢的文化有很多積極向上的好的因素。不過，像《花木蘭》一樣，《功夫熊貓》其實是一個特例，好萊塢最典型的影片要數超級英雄電影了（如蝙蝠人、超人、蜘蛛人等）。我們不難發現故事中超級英雄總是有一個超級壞蛋作對，整個故事就是英雄與壞蛋的鬥爭，救贖軟弱無辜的百姓，而且故事結局總是英雄以很暴力的方式戰勝壞蛋。不要以為這種模式是美國人呆板或像孩子似的幼稚，其實這是由美國的基督教文化所決定。正如上文所述，如果隻用兩個字來概括基督教的文化，那就是“善”與“惡”，基督教哲學就是關於善與惡永恒的鬥爭：上帝對撒旦、天使對魔鬼、正義對邪惡、英雄對壞蛋。美國人對正義戰勝邪惡的不二信仰決定了好萊塢電影孩童般的理想結局。就是《功夫熊貓》的結局（龍勇士戰勝豺狼）也逃不了這個俗套，因為這樣的結局為絕大部分人所接受，也就是說，正義戰勝邪惡是一個公正的結局。
》》基督教的天命論
這種正義（善）戰勝邪惡的故事模式起源於美國基督教的天命千禧年論，天命千禧年論也可以簡稱為天命論，是一個關於含有一係列事件的世界末日預言，第一件事就是關於真基督徒的升天（rapture）——所有真基督徒們將奇跡般地在地球上瞬間消失，留下的人（非貨真價實的基督徒、異教徒和不信教者）要經曆一個為期7年的充滿戰爭和自然災難的苦難期（tribulation），期間，地球上會出現一個撒旦附身的反基督（antichrist），他提倡一個世界政府、同一個宗教，對任何反對者格殺勿論。7年後，基督將重新輝煌地回到地球，慘烈地打敗撒旦並開始1千年地球的和諧統治，即所謂的千禧年。其實這個關於基督再臨（第二次降臨人間）的千禧年論，可以分為前千禧年論派（Premillennialism）、後千禧年論派（Postmillennialism）和非千禧年論派（Amillennialism），前論說基督在千禧年前再臨；後論說再臨在千禧年之後；非論則否認有所謂的千禧年，主耶穌的國度不是現世的，而是永世的。雖然前論並不是基督教信仰的主流，但由於它“扣人心弦”的情節，得到了信徒們及大眾和好萊塢的青睞。用史學家Eugen Weber的話，“在過去至少2200年，猶太人和基督徒的傳人被天啟和千禧年深深地著了迷，因為它揭示了世界和人類的命運”。據史學家們的共識，千禧年論產生於猶太人或基督徒曆史上的苦難時期，因為天啟向他們保證，不管苦海如何無邊，上帝已經把希望放在未來。
在新約中，千禧年論記錄在啟示錄20:2-7，約翰“看見”（had a vision）一個天使把魔鬼撒旦綁起來扔進了一個無底洞關了一千年，在這一千年，耶穌和基督的烈士們統治了地球。前論實際上也被有些學者看成是宗教極端主義，它甚至對美國的政治都有決定性的影響，如懷疑全球化、輕視聯合國是基督徒對7年苦難期聯想的結果。史學家認為它與近代史上的一位神學家John Nelson Darby（1800-1882）有關，基於早期基督徒關於最後的審判及基督徒升空的想法，Darby采用了一個在聖經中找不到的詞“升天”（rapture還含有狂喜的意思）。到19世紀後，一套詳細的天啟事件包括升天、7年苦難、輝煌顯身和最終的千禧年才在神學中出現。在美國，千禧年已成為提倡聖經的真理性和正統基督教的主要理論。
》》從西部片到《夜俠》
20世紀以來，受千禧年論宗教思想的指導，美國社會先後形成了兩個最具代表性的通俗文化模式：西部片和連環畫（comics）。他們的共同特點包括：前所未有的普及率和影響度；都是關於救贖的故事；善與惡的抗爭；和通過暴力解決問題。西部片的模式一般是發生在前線，總是文明和原始短兵相接的地方。未開化的野蠻人反抗代表法律、秩序和禮儀的文明人的武裝力量，這個力量為農民（移民）、鄉村女教師和未來所有的美國人而戰。結局不言而喻因為人人都知道文明的力量勝出。有意思的是，在好多西部片中，好人帶白帽壞人帶黑帽。現代中國的年輕人可能錯過了西部片或不太了解美國的連環畫，但基於連環畫、由好萊塢開發然後國際化的超級英雄電影係列是我們所非常熟悉的。其實這些好萊塢大片（包括星球大戰和007之類的大片）都是換湯不換藥的西部片，因為他們除了把英雄（有時和壞蛋一起）賦予了（從連環畫引進的）非凡的超自然能力、加上一些誇張的服裝（往往還帶鬥篷）和花哨的兵器外，主題還是救贖、善與惡的鬥爭，最後暴力解決問題（鏟除邪惡）。當然戰場也從縣、鎮發展到了全國、全世界、甚至宇宙空間。大家熟悉的有《超人》、《蜘蛛人》、《蝙蝠俠》、《鋼鐵俠》等等。
讓我們就最新的08年7月上映的蝙蝠俠的《夜俠》（The dark knight）做進一步分析，因為它是迄今為止公認為最精彩、最上坐、宗教思想最深刻、最有道德爭議的一部大片。《夜俠》強調了這樣一個基督教深信不疑的真理：世上有純粹的、絕對的、不折不扣的邪惡（魔鬼——影片中的小醜），他們的目的隻有一個：讓人間變成地獄（watch the world burn）。魔鬼不講任何條件、不對金錢（甚至女色）感興趣，所以根本不可被談判或妥協，必須不惜一切代價加以消滅。影片用“白馬騎士”（white knight相對夜俠dark knight）檢察官來說明代表正義的法律、警察在邪惡小醜麵前束手無策，隻能以失敗而告終，軟弱、無辜和無能的百姓隻能求助於英雄蝙蝠俠。影片重新對傳統的英雄作了定義，蝙蝠俠說自己不是英雄，因為他本人就是個違法者（outlaw），因為他手上沾了無辜人的血，因為他（像美軍一樣）虐待囚犯，因為他（像FBI一樣）搞違法竊聽……為了保持（被小醜腐蝕的）“白馬騎士”的英雄形象，他甚至自願擔當所有白馬騎士的罪名，“要麽當英雄而死，要麽活下去看著自己變成壞蛋”。在片尾警察局長說的話，聽起來就像在給美國政府（外交政策）的所作所為，作不能再高明的辯護：“（蝙蝠俠）是真正的英雄，是我們所應得的英雄……是我們的保護天使，是我們的不眠救星，是我們的夜俠”。蝙蝠俠真的是現實世界所應得的英雄嗎？他無視也不信任法律，利用自己超級的能力和權力，為自己所定義的正義（self-righteousness）而戰，一個恰如其分的美國式正義的化身。
我們完全可以說那隻是胡編亂造的電影罷了，有必要小題大做嗎？不可低估基督教思想在通俗文化中的滲透，因為像好萊塢大片這樣的美國通俗文化已經成為人們重要的娛樂和日常話題，我們在不知不覺中已經接受了其中的思想和價值觀。在美國，通過通俗文化和有組織的宗教之間的相互融入，正規的宗教就這樣成型美國（然後是世界）通俗文化，兩者的相融反過來更強調、改善了正規宗教的一些理論和假說。Pittsburgh神學院教授John Nelson早在1976年著作《Your God is alive and well and appearing in popular culture》中就提出一種與傳統宗教並存的所謂美國的“文化宗教”。與有組織、有計劃、有儀式的傳統的宗教相比，文化宗教不是那麽一目了然，但同樣滲透進了美國人的生活。Nelson認為，通俗文化如在家裏客廳看電視，就是一個對美國文化宗教的崇拜（禮拜）經曆。所有的宗教都有一套信仰和價值觀體係，美國文化宗教提供的這一套不是美國人所轉信的（converted），因為他們從小就認為那是真理，這也是作為美國人的一部分，而且他們學得太好，以至於他們對此堅信不渝。每當他們看電視、讀流行雜誌和小說、聽流行歌曲、看電影和專業體育比賽，他們都在不斷鞏固這一套美國文化的信念和價值。他們事實上在上美國文化宗教的禮拜，一星期15到20小時。現在，我們這些非美國人不也正是在照著他們做嗎？
》中國文化的個性和美德
上文我們談到了美國文化是一種陰陽製約的平衡，陽（素）代表了科學、自由和個人主義，陰（素）則代表了宗教和保守主義。基督教在美國社會對物質社會發展方麵起到了意識形態製衡的作用，就讓我們把這個從美國社會觀察分析總結出來的模式叫做陰陽模型。如果用這個陰陽模型來分析中國，中國社會的陽與美國社會（或其他社會）的陽應該相似，即促進社會物質發展的科學技術、市場經濟、私有化、商業化和個人主義等，類似於文獻中所謂的“資本主義精神”。中國社會的的陰就是我們所熟悉的傳統（宗教）文化：儒家、道家和佛教（或稱三教一體）。應該說儒家（教）的思想在中國曆史上一直占主導地位。
中國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在此我們隻能鬥膽作一些膚淺和高度選擇性的分析。與西方的公正相對而言，中國人或文化（的個性）更講究情理、講究合理，所謂合情合理，用曾仕強教授的話叫做“合理的不公平”，這無疑適用於企業管理，也適用於社會。“合理的不公平”是曾教授對中國曆史和哲學的研究、對社會觀察的體會而形成的企業管理哲學。孔融讓梨是中國人家喻戶曉的故事，從絕對的公平來講，孔融做得不一定對，從倫理道德情義來講他做得合理。相信讀者可以找出更多更合理的實例。當然我們不是說中國人不應該追求公平（正），但首先需要對自己的文化有充分的認識理解，協調好公平和合理的關係或者合理的不公平，不能全盤接受美國式民主裏麵的公正。
話要說回來，合理的不公平，那什麽是理？而且我們還有一句話，“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我們的祖先是不是有意要把我們搞糊塗？我想他們是要告訴我們世上沒有絕對的公正，好多事情並不是非白即黑、非善即惡，而是陰陽相交、錯綜複雜，任何事情都不是絕對的善（所以中國人不信全善的上帝），任何事情也不是絕對的惡。
關於中國社會的道和德，有一個曆史事實很說明問題，那就是被稱為與四大發明並駕齊驅的中國第五大發明——科舉製度。科舉是中國古代讀書人（不管貧富貴賤）所參加的人才選拔考試，從公元605年的隋文帝到1905年的光緒經曆了1300多年。科舉製度打破了封建社會的階級和等級觀念，被公認為社會進步起到了巨大的、不可磨滅的貢獻。更重要（往往被忽略）的是科舉製度在客觀上對帶動全民族尊重知識、崇尚儒家美德、改善社會風氣，起到了積極的不可估量的作用，可以說，科舉製度在那1300多年的中國曆史段，為整個社會健全了一張全方位的道德之網，是一個道德和利益（中舉做官）完美結合的典範。可惜這張網絡也隨著科舉製度被清朝政府的廢除而變得支離破碎，但從清朝到至今，儒教文化卻奇跡般地在中國的一個個普通家庭中生存了下來，足以證明它頑強的生命力（尤其是經曆了文革的10年浩劫），如今的國學熱真實地反映了普通中國人對傳統文化的信念和信仰道德的渴望。
還有一個在中華民族曆史上反複重演的事實，即所謂對異族的同化或漢化。都說儒教文化的中庸之道是中華文明得以生存的根本，中華民族在曆史上屢次被外族征服，但結果總是外來民族被中華民族同化或漢化，這除了說明中華民族文化的頑強生命力，我們現代人（在全方位羨慕西方文明的同時）有沒有真誠地問過自己：也許中國文化有一種神秘的高尚性？因為外來者多半是被漢族稱為蠻夷的不開化民族，往往被高尚深邃的中國文化（儒家道家佛教的美德）所折服和感化？
30年前中國打開國門，開始了史無前例的經濟改革開放。開放引進了市場經濟和私有化，西方式的自由主義、個人主義、金錢萬能主義等等的現代文化也像洪水決堤一樣湧入。用陰陽模型來解釋，放寬的經濟政策、人的私欲、發家致富的心理和政府支持使中國的經濟發展像脫了韁的野馬，但作為製約社會發展的陰素（意識形態、道德規範）卻被相對淡化，發展經濟、改善人民生活一直是政府的工作重點（因為我們窮夠了）。仁義禮智信早在清朝和民國時期就被唾棄，又遭到了文革時期毀滅性的打擊，隨著西方現代資本主義價值觀的侵入，人們的本土信仰（和其指導下的道德規範）也隨之被輕視或丟失殆盡，如今全社會的道德滑坡可以說是水到渠成。
中華民族從信仰危機自然發展到了道德危機。有觀點認為這是由於中國法製（如食品法）不全。沒錯，不過，法是懲罰性的，有了法又怎麽樣？不懂法、有法不依、知法犯法的事情比比皆是，法律治不了道德（敗壞），真正限製人言行的是道德規範，而信仰是道德的源泉。
》東西方宗教思想的區別
祖先給我們留下了5千多年的文化遺產，太多，多得似乎我們現在還理不清，尤其是在近代以來西方文明的強大衝擊下，我們更是迷失了方向。正如甘陽教授所言，別說外國人就是中國人也不明白中國文化是什麽。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我們不妨再從宗教的角度來看中國、從文化比較的角度來做一下分析。我們還是以西方文化的領袖基督教文化為焦點。
基督教文化也可以簡單地看作為關於神的文化（以神為中心、以神為本），即一切信仰教條、道德規範都圍繞著神即上帝。人生來有罪，隻有接受上帝、耶穌的教導才能得到救贖（贖罪），以耶穌的愛和他所作所為作為自己人生的準則，最後進天堂極樂世界。東方文化可以濃縮為占主導的儒家思想（仁義禮智信），儒教文化是關於人的文化，即我們常說的以人為本。好像祖先早就認識到上帝並不存在，中國的宗教是崇拜祖先崇拜自然。祖先給了我們生命和智慧，崇拜祖先天經地義；自然給了我們賴以生存的環境和追求幸福的場所，崇拜自然也順其自然。孔子在學生問他關於陰間時答道，“未知生焉知死”充分表明了古人以人為本的人生哲學。用最簡單通俗的話來說，中國的宗教（西方人的定義稱儒教為哲學而不是宗教）文化就是“做君子”，儒教就是一個教人做君子的哲學和宗教學說。在2千多年的中國曆史中，儒教成就了一個控製中國社會的意識形態的價值觀和道德規範，成為君子或成為聖人（用佛家語言即成仙）是人生的最終目標，多麽讓人向往，聽起來多麽高尚！我想這也許是蠻夷們被同化的主要原因吧，因為他們的道德（要是有道德和文化的話）在儒教麵前顯得多麽渺小！
從人之初性本善到做君子成仙是中國人的人生哲學，是中國人做人的一個不斷努力不斷完善的過程，這種思想與西方的基督教思想不同，還可以說是相抵觸的。已經領略了它的原罪說與性本善的天壤之別，東方人的成君子和成仙也不可能為基督教思想所讚賞甚至理解。從字麵上理解，仙就是神，而基督教（與猶太教、伊斯蘭教）斷定神隻有一個那就是上帝，有罪的（東方）人怎麽能成為神？
當然表現在倫理和價值觀方麵的東西方衝突，還是集中在西方的絕對公正和東方的合理的不公正（西方人顯然不清楚這一點）。實際上，和平共處的主權外交應該含有合理的概念（如對人權的不同解釋；很多場合人們隻是照搬了美國的人權定義）。可以說，很多外交上的衝突源於價值觀的不同，也就是宗教文化的不同。要達到外交上的妥協、價值觀方麵的相互尊重，對各自（東西方）文化的合理理解自然是重要之重要。
從當今的國際局勢看，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文化可謂霸道和咄咄逼人，而東方文化則顯得羞怯和溫文爾雅（而且鮮為人知），這與東西方文化的特征有關。眾所周知，基督教文化是一個公認的擴張性（aggression）文化，引用美國神學家David Bosch在《改革中的傳教》（Transforming mission）書中的話來說，“哪兒有殖民，哪兒就有基督教傳教”。對於在西方讀過15、16世紀世界史的人來說，殖民主義和傳教主義一體化是天經地義的。所有天主教或新教統治者都一致認為征服他國不隻是擴展他們的政治霸權，被征服和被殖民的人們也必須被（傳）教化（missionized）。“傳教和殖民不可分割：殖民就是傳教，傳教就意味殖民”。央視有一個叫《大國崛起》的紀錄片非常生動精彩，但在敘述當時葡萄牙、西班牙帝國對亞洲的擴張時忽略了一個比香料更重要的事實，那就是傳教，把帝國主義霸權擴張的動機隻放在香料上是不成熟的，就連當年哥倫布跨洋遠征，尋找他想象中的印度，其主要的目的也是傳教，正如他的日記所述，“我是上帝的使者，上帝在聖約翰末日預言中告訴了我們一個新的天堂和王國（earth），……並為我指明了它的方向”。隨著人類社會的進步，殖民主義已成為曆史，殖民已被全球化所代替，全球化就是按美國人所定義的全球民主化。因此，實現美國民主就是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延伸和基督思想的擴張。
》中國的通俗文化和宗教思想
與美國的宗教文化一樣，中國的宗教在通俗文化中也有滲透和影響，在此我們用美國人看中國電影作為例子。電影是一種現代藝術，對一般美國人來說幾乎是了解東方的（唯一）有效途徑，因為在美國關於中國的新聞多半是片麵（和負麵）的報道。順便說一句，美國人了解現代中國人的另一途徑就是讀像哈金之流寫的書，在《A free life》中，中國人被寫成是由於撒謊成習慣而不會說真話的人。
也許是受早期香港電影的影響，中國文化在美國人眼裏不是武打就是吃飯，這是成龍的大片《上海正午》的導演Tom Dey所言，因此在影片中，一幫子中國人出現時場景往往是他們在吃飯。同時，我們必須承認美國人對東方文化的好奇和探索心理，回顧一下近幾年的電影史，真正在美國上座的中國影片沒幾部，最突出的要數《臥虎藏龍》。美國人對該片的興趣不僅僅在於裏麵的武打，更在於引人入勝的故事和它揭示的深奧難解的文化。譬如，為什麽李慕白在生命的最後一刻才對秀蓮表達他的愛情？為什麽焦龍在沙漠上的英雄加美人經曆以後卻有更高更遠的向往（如對李慕白的教條）？讓他們百思不解的是為什麽焦龍在似乎領略了江湖人生的道理後反而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實際上，焦龍跳崖給觀眾的感覺是升天。）這一切似乎都與西方的文化相悖。再有，故事中的壞蛋與好萊塢模式有本質的區別，碧眼狐狸原來也是個受害者，她對焦龍的愛和恨又是那樣的真實、叫人唏噓哀歎。我們中國人何嚐能理解故事中深刻的儒家和道家的思想？李慕白為什麽要掛劍退出江湖（當然更吸引觀眾的結局是他最終還是不能擺脫江湖恩怨，所以也就不能到達道家的境界）？按照西方人的邏輯，李慕白應該像蝙蝠俠那樣去除暴安良，為自我定義的正義而戰鬥到底。中國的文化就像影片中的竹林，不靜跌宕、深不可測。
儒家的做君子和道家的無為其實是相通的，是一脈相承的哲學思想的兩個境界，如果世上每個人都能克己為人，朝道德完人和聖人的方向努力，這個世界就能達到一個和諧共處和無為的境界，這也許就是中國人以人為本的文化精髓和美德，也許就是中國人同化任何外族人的高尚情操，這也是現代中國人應該不遺餘力推崇的宗教意識形態，這也應該是東方宗教克製西方宗教（擴張的美國式民主）唯一的思想盾牌，這也應該是中國引薦給人類世界的普世價值觀和進一步提高自己國家地位和領導第三世界的軟實力。
》中醫的啟示
最近觀看了60集電視紀錄片《黃帝內經》，深有感觸，覺得中西方文化的區別完全可以用中醫和西醫的區別來比較。在藥理方麵，西醫采用人造的化學藥品，而中醫則采用天然的藥草；在對人體結構分析方麵，西醫是基於對屍體的解剖，而中醫更基於對活體研究的經絡。如今隨著世界文明的不斷西化，中醫也逐漸在丟失這場從上世紀初開始的抗爭，西方人不承認中醫，連中國人也對中醫喪失信心。
近幾十年來隨著中醫在對一些西醫束手無策的絕症、慢性病和傳染病方麵出乎意料的成就，潮水似乎已經掉頭轉向。在治療癌症方麵，西醫都采用化療、放療等手法企圖殺死癌細胞，結果往往是摧毀病人的免疫係統，把人也殺死，所謂“西醫讓你明明白白地死”。中醫則通過提高病人的免疫力或抵抗力來治療癌症病人，很多時候“中醫讓你糊裏糊塗地活著”。在當年抗擊非典傳染病，中醫更是顯示了威力，用國際健康組織的話，“中醫治療很奇妙，值得推廣”。現在我們認識到，中醫的治療原理與西醫截然相反，西醫是殺（病毒、病邪）——聽上去不很耳熟嗎？而中醫是驅趕，所謂“正氣內存邪不可幹”。病邪、病毒是自然、天、宇宙的一部分，“存在即自然”，為什麽要殺它呢？而且很多情況下人也殺不死它，因為病毒會演（病）變。中醫的天人相應說是中華民族文化的核心機密，天人合一的一個經典體現。
錢學森先生說過，“中醫的理論和實踐，在我們真正地理解了總結了以後，要影響整個現代科學技術，要引起科學革命”。中國的國學又何嚐不是如此呢？
》日本的啟示
一般的共識是，日本是最善長學習並接納外來先進文明的國家，現代日本文明被學者們看作為漢唐文明和西洋文明的雜交複製品。一個荒蠻的民族，就因為虛心學習接納當時世界最先進的文明成果，一躍成為這個世界的“一等民族”，學生日本超過了老師中國，成為當今世界第二大經濟大國。為什麽日本民族（與中華民族相比）在學習外來先進文明的過程中，能做到虛心誠懇全心全意的全盤接受？也許神學家Motohisa Yamakage的著作（2007年英譯版）《神道的本質》（The essence of shinto: Japan's spiritual heart）可以給我們一些啟示。
不像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佛教或儒教，日本的神道沒有創始人（相對摩西、基督、穆罕默德、釋迦牟尼或孔子而言），神道也沒有教條（即教育信徒做什麽即美德和什麽不能做即罪惡），但神道有一個其他宗教鮮有的特點，即積極演變、樂意接受外來文化和思想，這不能不說是日本民族虛心誠懇全心全意的學習接受中國古代的儒家思想和現代西方的價值觀的宗教根源。加上日本的教育普及率和國民的勤奮天性，日本成為強國不是偶然的。但是，除了在經濟發展方麵“青出於藍而勝於藍”，未來日本能否像美國一樣成為這個世界的領袖？筆者認為不太可能。從宗教思想角度來看，神道沒有教條也就沒有自己的思想，也就不可能提出自己的價值觀，即沒有我們現在所說的軟實力。軟實力可以體現在很多方麵（包括企業管理），在近幾年的企業業績方麵，我們已經看到了像日產汽車和索尼這樣一流跨國公司的衰退，這些往日的巨頭隻能靠聘用西方的執行長才能起死回生。沒有軟實力，就沒有企業界所謂的有機增長。日本的經濟奇跡似乎已經到了強弩之末，按照曆史的規律，日本的（企業）文化似乎需要再一次外源刺激。
不過，日本宗教文化在曆史上（民主化的同時）成功地抵製了天主教的擴張，保持了民族的本色——按西方定義，日本是一個無神論的國度，基督教神學界普遍認為神道不是宗教，隻是迷信——同時幾乎完美和諧地融合了東西方的文明，這一點值得我們好好研究。
》中國怎麽辦
從某種意義上講，中國的經濟改革開放引進了發展社會動力的陽素（催化劑），但沒有引進製約社會道德的陰素即宗教信仰，以至於中國社會陰陽失調。那末，引進基督教是否就可以解決中國的社會問題？從上述對東西方宗教的本質比較分析，我們已經看到兩者的不同和相抵觸性，讓我們再從曆史的角度來否定這種可行性。
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教史可以寫一本書，讀過曆史的人也許了解，基督教早在公元635年唐朝時期就進入中國傳教，當時叫景教。後來到清朝時期天主教和新教一直有過很多嚐試，最聞名的要數19世紀中葉以失敗而告終的洪秀全太平天國運動。為什麽基督教在曆史上沒有在中國紮下根？原因很多，主要是中國有悠久的曆史和深遠的宗教文化傳統。有的國家或文化如菲律賓等，在強大的西方文明基督教前不堪一擊被完全（傳）教化。曾仕強教授曾詼諧地說過，如果當時他們把上帝譯成老天爺，中國人就全信基督了。美國神學家、宗教學者Philip Jenkins在他的暢銷書《下一個基督世界》（The next christendom）也提出，基督教應該向佛教學習，順應儒家和道家的文化，才能為中國人所接受。但從曆史上來看“順應”的難度不小，Jenkins舉了一個1692年的例子，當時康熙是世界上最有權力的統治者，清王朝帝國有1.5億人口，相當於整個歐洲（包括俄國）。康熙在歡迎基督教的“聽證會”上聽取了教士的傳教後這樣問道，“如果這些都是真的話，那為什麽上帝等了1600年才告知我們？為什麽（聖經）忽略了我們，而隻提到了蠻夷？”不知現在的文化基督徒對康熙的問題有沒有一個滿意的答複？當然，Jenkins的目的是探討基督教傳教的藝術，督促基督教應該學習佛教、順應中國的本土文化。
從上述討論得知，兩個原則上相互對立的宗教很難做到協調共處，也許是基督教未能在中國曆史上得到推廣的原因之一吧。從橫向的國際社會來看，受中國古典文化深度影響的國家如日本也沒有被（天主教）基督化；台灣政府雖然也實現了美國式的民主，但宗教思想還是保持了民族文化的本色。
從我們的陰陽模型來看，中國有必要加強信仰方麵的工作和教育，這個信仰就是中國的宗教（三教一體）或我們通常所說的國學。中國重振國學的意義重大，第一，也是當務之急，滿足大眾對信仰的饑渴、提高民眾的文化素質和道德素養，改善社會風氣、提高中國的軟實力。
第二，隻有崇尚、發展自己的宗教，弘揚自己的文化，使大部分公民都做到有信仰、講道德，才能更有效地抵製基督教的思想意識形態擴張。祖先已經用曆史向我們證明可以用自己的宗教文化抵製殖民主義和基督教的擴張，我們隻要照著做就是了。共產主義本來就是西方的產物，它不是基督教的對手，也沒有在西方得到發展，我們沒有理由相信它會在東方得到實現。老祖宗為我們留下了5000多年燦爛的文化遺產，曆史證明東方文化至少可以與西方文化分庭抗禮，我們為什麽不用它呢？
第三，在構建和諧社會的主題下，闡釋中國文化的價值觀，並為其未來的國際化作努力，提高中國的軟實力，將來與東方的宗教文化和價值觀抗衡的還將是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價值觀，提高了軟實力才能更有效地得到第三世界的支持，才能更好地幫助第三世界，光憑經濟改革（發財致富）的世界觀是走不遠的。
如何重振中國宗教文化儒家、道家和佛教？最近幾年來的國學熱表明了人們對傳統文化的熱愛、尊重和對信仰的要求，但僅僅在學術上作努力是遠遠不夠的，宗教的教育必須深入到普通群眾中去，深入到每區、每鎮、每村，宗教的教育必須深入到各行各業、各年齡段，必須深入到學校、學前班、幼兒園。張之洞曾經提出過“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綱領，讓我們對這個“中體西用”的思想方法作一個新的發展，上文我們了解到了美國精英文化的背景和操作原理，全國上下30多萬個教堂就是那5%精英控製社區模範公民的場所，再由那些25%的模範公民帶動整個90+%篤信上帝的子民。這30多萬個教堂就是美國社會道德矩陣的交結點和道德的核心群，我們克隆了許多美國的通俗文化，為什麽不能克隆一下美國這個道德矩陣的結構和操作原理呢？事實上，中國社會有過類似的矩陣，記得以前每星期五的政治學習嗎？我們當時的教堂是生產隊、工廠、學校和機關單位的會議室。年紀大的一輩都應該記得當時我們很講道德很守紀律（至少與現代社會的一般人相比），就是因為我們當時有信仰。
現在我們要做的是用祖先的宗教思想作為現代的意識形態軟件，當然，受當今的社會風氣和西方現代個人主義和私有化前所未有的影響，普及儒教難度會很大。隻要政府有決心，百姓有熱情，事情就好辦。客觀上，我們已經有了“5%”的精英（如國學院的畢業生），把大部分這些研究學術的學者們訓練成傳播、弘揚文化的教士，給這些“5%”的精英提供他們施展身手的場所，把宗教寺廟當作教堂和教寺，把那些臨時抱佛腳、祈求升官發財的燒香拜佛者教育成信仰國教教條、嚴格遵守道德規範的忠實信徒。鼓勵學術界的宗教研究，整理出人人可以讀懂的（符合現代價值觀的）儒家道家的聖經。在這方麵，我們應該給於丹（等學者）更多的讚揚，她對《論語》的現代、通俗化闡釋，積極向上、鼓舞人心，激勵了聽眾和讀者們的民族自豪感。希望其他學者參與競爭、提出更多的鼓勵而不是吹毛求疵，每個學者都有解讀探討祖先文化遺產的權利。
》結語
勤勞、智慧的中華民族，有（宗教）思想、有文化，尊重知識，（現在是）要信仰、講道德（的時候了），相信將來有一天全世界都會認識到中國的軟實力、領會中國式的普世價值觀、崇尚高尚的東方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