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房年代
(2008-10-03 16:4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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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房年代
大學畢業一年以後,從四川又回到廣州打工,一個人,租房子住。
第一次租的是農民房,在淘金坑。
淘金坑以及麓湖周圍以前是一片農田,後來托環市東路的光,農民們翻身得解放,地也不用種了,賣地的錢反手蓋成一棟棟小樓房。地段好,寸土寸金,一大片三層四層的灰色水泥房子們隻好見縫插針,你擠我,我擠你,擠得奇形怪狀,歪歪扭扭,非常難看。房子之間狹窄的街道,沒人願意出錢修繕,就那麽坑坑窪窪著,晴天塵土飛揚,雨天泥濘一片,兩旁倒是熱熱鬧鬧地開了好些大排擋,發廊和雜貨鋪。
我租的房子有三層樓,我住在二樓,二十多個平方米的一間,沒有廚房,廁所兼衝涼房就搭在過道上,用一道塑料簾子隔開。
樓下的房子也大不了多少,住著一家潮州人,兩口子帶三個小孩,總共一間房,前麵還要隔出一塊來做成雜貨鋪,賣米,麵,潮州醃鹹菜。後麵睡人,晚上回家晚的話,可以聽見樓梯底下熟睡的小孩子翻身說夢話。
三樓的房子沒有走廊樓梯,大一點,加上地勢高,顯得光亮。這房子我開始時也看過,房主要價一千,我租不起,後來租給了三個在卡拉OK坐台的小姐。每天半夜到淩晨這段時間,我經常會被踢踢踏踏的鞋聲吵醒,反複幾次,直到無法成眠。
九十年代,淘金坑被叫做“雞窩”,意思是那裏住了很多出賣身體的女人。在卡拉OK坐台的小姐,賣與不賣,並無定數,算半隻雞吧。其實,那時候廣東人把所有來自其他省份的女人都叫做“北妹”。對很多廣東人來說,幾乎所有的“北妹“都是可以和“雞“劃等號的。我去隔壁樓下小賣店買煙的時候,那個阿姨就曾經故作關心地問我,在哪家歌廳做事。
每天我去上班的時候,樓上的芳鄰剛剛入睡,要到中午,她們才會懶洋洋地起身,慢吞吞地去大排擋吃飯,去發廊做頭發。等到晚上六七點鍾我下班回家,就能看見花枝招展的小姐們成群結隊地站在街邊攔的士。
我的芳鄰們跟我關係不錯,有段時間我失業,走投無路,差點跟她們去坐台。她們說:進包廂的小姐,小費最低一百,跟客人出台的話,少則五百,多則一千。
後來口袋裏隻剩下五塊錢的時候,我偶然地找到了工作,有一天公司沒有車,要自己坐中巴回家,如果不是同事代付車費,那天晚上恐怕隻有到街上去撿煙鍋巴過癮。
當時的廣州政府明的一麵是限製外來人口的,外來人口租住私房,沒有本地身份證和公司證明,無法到派出所領取暫住證,屬於黑人。而私人出租房屋,房主必須監督租戶辦理暫住證。淘金坑所屬的派出所,裏麵的官員大都是淘金坑農民之後,什麽人租房,有沒有暫住證,無非是閉哪一隻眼的問題。單憑這一點,房主就可以漫天要價。我住的那間房子,月租六百,我那時月薪一千五,要吃飯,還要買兩件象樣子的行頭穿去上班,非常拮據。
有人建議我和她同住,分攤房費,可以省一點,我很高興地同意了。可是退房的時候,房主隨便找了個理由,硬要扣下我五百塊錢的押金。廣州人笑娼也笑貧,我是一個貧窮的北妹,沒有辦法,也有沒地方跟他們去講道理,去財免災,隻有算了。
後來我和幾個外國同事在淘金路新開的海鮮店吃飯,招手叫人點菜,女服務員走過來,竟然是當年訓斥我的房主女人。那女人認出我來,趕快扭頭逃開。我當時心裏頭並沒有很多快意,多的隻是淒涼。
和別人合租的房子也是在淘金坑,也是農民房,不過整齊了些,兩室一廳,廚廁具全。那人和她的男朋友住大間,我住的是樓梯底下隔出來的小房間,大概六七個平米。朋友都說我被欺負了,不過我無所謂,那時我在談一場風花雪月的戀愛,家隻是睡覺的地方,何況少給一百塊錢房租,等於多買兩條裙子。
不過這樣的房子也沒有能久住,不到半年,那人的男朋友換到有公房的單位,我一個人無法承擔全部房租,在沒有找到新住處的情況下,被迫搬出。
一時找不到合適的房子,隻有帶著兩個箱子到女朋友宿舍打擠。女朋友正在熱戀,帶著我這個大燈泡很不方便,而我短命的風花雪月不巧已經進入尾聲。
周末晚上,我剛剛結識的朋友小朱和小戴陪著我走遍所有可能的高校招待所,偏偏到處人滿為患。我一氣之下,住進了一家標著兩個星星的賓館,小戴的眼睛在鏡片後麵閃閃爍爍,欲言又止,我揮手讓他們回家。賓館的房間裏有一部電話,市話免費,曾經整夜站在寒風裏街頭公用電話攤煲粥的我,把自己厚厚一本電話簿翻來翻去,卻找不到一個可以在那個時間問一句你好嗎的人。
小朱第二天上午來接我的時候,告訴我他們的決定,他讓我先搬到他那裏去住,他們幫我慢慢在周圍找房子。
小朱,小戴和小李三個男生共同住在天河石牌的一套農民房裏。石牌的情況和淘金坑相似,不過地方偏一點,價錢就差了一大截。廣州的電腦市場集中在天河一帶,所以很多電腦公司員工,象小朱他們,就在石牌租房子住。
我在小朱的房間住下來,小朱和小戴,小李擠在一個房間裏。我每天和他們一起買菜燒飯,日子平常而熱鬧。石牌村的路比淘金坑還要糟糕,村口菜市場旁邊的一段路,成年積水不散,惡臭非常。為了我的高跟鞋長筒襪免遭汙水爛泥迫害,每天早上,小朱用單車載我到大路旁邊等公司的班車,我下班下車時,他已經又等在路口了。小朱對我好,我知道,但是我隻能讓他失望。
這期間,我的另一個女朋友在機場路附近租了房子,要我去同住。我沒有去,因為那又是一套農民房,而且離市區比較遠,要轉車。我討厭坐公共汽車,討厭那些濕嗒嗒粘在我背後的精瘦的廣東男人,討厭那些猥褻的在我的胸部掃來掃去的目光。我也討厭農民房,在中國,來自下層社會的侵犯是赤裸裸的,毫不留情的。如果你沒有錢,你就必須要比他們還精刮,還狡猾,還賴皮,不然你就隻有任他們欺侮。而我先天後天都不具備這些德行,我隻有想辦法躲開他們,越遠越好。
最後還是公司一個女同事幫了忙,她是本地人,父母家比較偏遠,所以和幾個情況相似的女朋友一起在人民北路租了一套熟人的公房,作為平時下班落腳的處所。一套二的房子,她們四個女孩子鋪兩張床墊睡一間,另一間則租給兩個廣東鄉下來的打工妹。其時,正好那兩個打工妹搬走,房間空出來,可以租給我。
人民北路的房子就在高架橋邊,我們住在七樓,車聲隆隆,十分嘈雜。但是公房就是公房,空間高,有煤氣,很有家的感覺。我住的房間外麵還有一個小陽台。陽台上灰塵密布, 我去弄了一盆常春藤來種著,幻想有一天,我會擁有一個爬滿青藤的陽台。
我搬家後不久,失望的小朱去了深圳,以後就沒有了消息。小戴不知道為什麽,有一天突然失去了聯係。我的這兩個朋友,交往時間不長,但是算得上患難之交,可惜我當時太年輕,太跳躍,不大懂得珍惜,如今回想,免不了惆悵。
人民北路的家,住了大概有一年。陽台上那盆常春藤,雖然沒有時間打理,卻頑強地拖著永遠的三四片葉子。其實那個家,大多數時候也不過是一個晚上睡覺的地方,心沒有歸宿的時候,是不可以稱為有家的。夜裏從哪個場所回來,我喜歡站在陽台上抽一根煙,從陽台上可以看到深夜的上下九路,喧囂已經退去,城市似乎麵目全非,我吐出一個個煙圈,心頭一片片茫然。
後來,我和老石坐車上高架橋經過那棟房子,我指給他看那個陽台的時候,非常的歡欣鼓舞:那盆常春藤還在啊!
是的,那盆常春藤還在,而當年那個茫然的年輕女人,坐在車子裏,飛馳而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