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萬卷書 行萬裏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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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同時，國民黨空軍唯一的中型轟炸機第一大隊對解放軍擱淺在海灘的船隻輪番轟炸掃射，國民黨海軍副總司令黎玉璽也親率太平艦趕來，用艦炮轟擊那些船隻。金門戰役成為蔣軍在國共內戰中極少數成功的三軍聯合作戰。解放軍押船官兵見勢，紛紛跳船投入戰鬥。船隊燃燒起火，熊熊火焰有幾十米高，在大陸一側看得清清楚楚，第二梯隊的指戰員急得跺腳流淚，但一條船也未返回。
十月二十五日十二時，高魁元的十八軍全力投入了戰場。起初他不敢把兵力用盡，擔心解放軍在一點紅和古寧頭方向是佯攻，爾後從金門東部登陸。他布置了一部兵力密切監視金東，直到確認東部安全無事。
十月二十五日十三時，《廈門日報》在顯著位置刊登解放軍進攻金門的消息，大標題是：“解放軍登上金門島，不日即可解放”。這是金門戰役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見諸大陸報端（金門戰役就此成為機密）。
十月二十五日十四時，解放軍兩個助攻團麵對蔣軍的優勢兵力，血戰不退，在林厝、觀音亭山、安岐和埔頭一帶與蔣軍激戰。解放軍控製著古寧頭村周圍大約兩平方公裏的地區，一個無名高地先後易手七次。胡璉與高魁元親臨前線，冒著槍炮給官兵打氣，拿酒和燒雞親自喂負傷的士兵吃。蔣軍再次衝鋒，舉著青天白日旗衝上了無名高地。
十月二十五日十八時，解放軍退守古寧頭。十兵團從廈門、晉江等地火急籌得的幾條船，大部份被國民黨空軍炸沉。軍指揮所裏，肖鋒問眾人：“部隊是增援還是不增援？” 八十二師副政委龍飛虎說：“我們已經犯了罪，不能再添油似地增援。敵人兵力那麽多，增援一兩個營能有什麽用？”肖鋒打電話向葉飛請示，葉飛以不容辯駁的口氣說：“隻要有一線希望，就要派兵增援，同胡璉兵團打到底！”肖鋒遂決定派二四六團團長孫雲秀率四個連增援金門。增援的官兵均知此一去必不複返，但個個義氣凜然。
十月二十五日入夜，因整日鏖戰，雙方傷亡極大，就在此刻，李良榮仍命令他的疲憊不堪的部隊進攻，師長下到營，團長下到連。四十二團團長李光前赤膊衝鋒，高叫：“今晚是我們二十二兵團生死存亡關頭，天亮前我們如果不把敵人趕下海去，我們就要下海了！”李光前是蔣軍戰死者中軍階最高的。
十月二十六日淩晨，孫雲秀的增援部隊登上古寧頭，與劉天祥和徐博會合。孫雲秀立即率部發起攻擊。戰鬥起初進展順利，解放軍又逼近了金門縣城，金門城守軍死戰不退。天亮後，高魁元的十八軍鋪天蓋地而來，孫雲秀們寡不敵眾，邊打邊撤。當時蔣軍的總兵力已增至四萬餘人。
十月二十六日十三時，解放軍又一次被逼回古寧頭。胡璉到前線視察，參謀問：“哪支部隊進攻古寧頭？”胡璉曰：“當然十八軍！”十八軍多由江西人組成，胡璉常說：“正氣在江西。自文文山（文天祥）先生之後，江西文風至盛，正人君子，輩出不窮。”
十月二十六日十八時，在古寧頭劉天祥的團指揮所裏，電台一直與大陸指揮所保持著聯係。揚聲器裏不停傳來大陸指揮所的聲音：“堅持！堅持！”可就是不見一兵一船過海。
十月二十七日淩晨，肖鋒給堅守古寧頭的部隊發了一封電報，節錄如下：
“敬愛的邢永生同誌、孫雲秀同誌、劉天祥同誌、田誌春同誌、徐博同誌、陳利華同誌並轉全體指揮員、戰鬥員和船工：親愛的同誌們，自十月二十四日晚二十一時，為了解放祖國東南沿海島嶼，……為殲滅蔣介石的殘餘潰眾，付出了寶貴的鮮血，不少同誌犧牲了年輕的生命。……由於領導錯誤判斷了敵情，我十個戰鬥建製營遭到失敗，寫下了極其壯烈的史篇。……為保存最後一份力量，希望前線指戰員機動靈活，從島上各個角落，利用敵人或群眾的竹木筏及船隻，成批或單個越海撤回大陸歸建。我們在沿海各地將派出船隻、兵力、火器接應和搶救你們。……”
十月二十七日七時，孫雲秀負傷後飲彈自盡。
十月二十七日八時三十分，蔣軍對古寧頭陣地發起總攻。蔣軍海軍軍艦繞到古寧頭北麵的海上，用重炮向地麵炮火射擊不到的死角轟擊，飛機也出動了。十時許，古寧頭陷落。
解放軍三個團的兵力登陸，卻沒有一名師指揮員隨同統一指揮。競渡時已十分混亂，除主攻團在大嶝島海麵完成全團戰鬥編隊外，其它兩個團的登陸地點大都偏離了預定目標。大家上岸後一個勁朝縱深猛插，沒有立即修築工事，鞏固灘頭陣地。隻有在古寧頭突破的助攻團留下了一個營鞏固登陸場，正是由於在古寧頭留下了一個營，才能以該點做為支撐點，堅持戰鬥達三天之久，增援部隊的四個連也正是在這個地段登陸的。無統一指揮即無協同作戰。三個團上岸後，由各團的首長直接接受軍指揮所的命令，互相間缺乏溝通聯係，終被敵人各個擊破。
胡璉登上湖南高地觀戰時，一個師長告訴他，敵二十八軍代軍長肖鋒率兩萬餘眾來犯，已遭痛擊，肖鋒諒巳被擊斃。胡璉微笑不語。蔣軍將一部解放軍包圍在壟口，一邊進攻一邊高呼：“活捉肖鋒！”這時有一名解放軍幹部躍出塹壕，大喊：“我是肖鋒！”隨即拉響手榴彈壯烈犧牲。一時間，敵酋肖鋒斃命之說盛傳。胡璉則做出了兩個判斷：1）解放軍登陸金門的人數不會超過一萬人；2）根據解放軍攻擊淩亂、協同不好的情況看，上島的指揮官估計不會超過師級，很可能最高是團級，事實證明胡璉的判斷極為精準。十月二十七日，金門守軍向台北報捷，稱斃敵軍長肖鋒以下師長五至六名，連遠在北京的周恩來都以為肖鋒犧牲了，胡璉卻在電報中稱：“解放軍僅虜得隸屬不同軍、師之四個團長。”
在金門戰役中，蔣軍付出了傷亡約三千七百人的代價。
十月二十七日十時，解放軍十兵團命令撤消戰鬥。
二五一團政治委員田誌春在二十七日晨被俘，後被關押於台北內湖集中營，一九五0年初被害。
二五三團政治委員陳利華在二十七日被俘，化名混入蔣軍，被查出後遭處決。
二五三團團長徐博在二十六日晚突出重圍進入東部山區後，一直藏在北太武山的山洞中，靠挖紅薯等充饑，等待解放軍第二次登陸。一個當地農民向胡璉抱怨他種的紅薯常常在夜間被部隊偷吃，胡璉遂出動一個師的兵力搜山。直到一九五0年一月，“長發長須，形同野人”的徐博被國軍發現，後被押到台灣處決。
金門戰役中，解放軍被俘五千二百七十五人，其中年齡較大或受過傷的九百多人於一九五0年被台灣用漁船分批遣返大陸。這些人在南京、杭州和福州接受審查之後，一律被開除黨籍、團籍以及軍籍，大多數被遣返老家種地。二五一團副團長馬紹堂在台灣集中營內拒不接受敵人的招降，曾受過電刑，回大陸後卻被判了五年徒刑。另一回到大陸的團級幹部、二四四團政治處主任孫樹亮也被判五年徒刑。助攻團的教導員之一陳之文，被俘後在集中營裏組織鬥爭，回大陸後卻被定為叛徒。一九八三年，通過複查，為其恢複黨籍，三十餘年的冤屈得到申張，陳因興奮過度，心髒病突發而猝死。全村人痛哭道：“老陳什麽苦都吃了，什麽罪都受了，可什麽福也沒享過。命薄啊！”在十年文革期間，這批人統統受到批鬥，縱是農民也不能幸免。用他們自己的話說就是：“苦戰三天，受苦三十年。”一九八三年後，中共為這批將士平反，補發了一點錢，按複員處理軍籍，黨員恢複黨籍。其中不少人由於饑餓、病患、批鬥或年邁等原因，早已不在人世。
二五一團二營十九歲的衛生員胡清河被俘後，在一九五0年八月靠著兩隻籃球球膽，在海上遊了十二個小時回到大陸。但曆盡艱辛回到祖國的胡，由於做過俘虜，因此先是被部隊嚴格審查了三個月，在確認沒有在被俘期間投降國軍和做特務後，仍然被開除了軍籍和黨籍，回鄉務農。在文革中，胡多次被扣上間諜、特務和叛徒的罪名，被遊街批鬥，他的子女也受到牽連。一九八五年，胡被平反和恢複了黨籍，享受了老兵該有的待遇。
大多數被俘的士兵原是先前在大陸作戰時被解放軍俘虜的國軍，因此在“新生訓練營”訓練數月後，就分配到各部隊歸建為國軍。留在台灣的戰俘在大陸都被列為烈士，家屬享受了數十年烈屬的優待。等到兩岸開放探親以後，一些“烈士"從台灣返鄉，成了受到地方統戰部門熱烈歡迎的台商。
肖鋒在作戰失利後的第二天來到兵團司令部，見到葉飛時，“麵色慘白，失聲痛哭”。金門戰役是這位紅軍老戰士的第一千三百六十五次戰鬥，也是他最後一次的戰鬥。一九五五年授銜時，肖鋒僅被授予大校軍銜。一九六一年，由毛澤東特批晉升為少將。他離休前是副軍級的北京軍區裝甲兵副司令員，那級別與他在金門作戰時的一樣。
葉飛自請處分，但毛澤東原諒了他，他的地位始終未受影響。
金門戰鬥後，十兵團專門召開會議檢討戰役。這次戰役失利的主要教訓是：在勝利的形勢下，高級指揮員輕敵麻痹，盲目樂觀，戰鬥任務尚未全部完成，就過早地轉移了工作重心，忙於城市接管，把攻打金門的指揮責任交給了二十八軍；對渡海登陸作戰的特點和困難認識不足，船隻準備不充分；敵情掌握不準確，對國軍十二兵團兩個軍增援金門，敵我力量發生重大變化的情況，未及時察覺，隻強調抓住戰機，仍堅持按原計劃發起戰鬥；戰鬥組織指揮不嚴密，不同建製的三個團沒有統一指揮，倉促發起戰鬥，這就難以避免造成嚴重的損失。
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九日，毛澤東親筆以“嚴重注意攻擊金門島失利的教訓”為題以中央軍委的名義致電華東野戰軍暨各野戰軍：“你們以三個團登陸金門島，與敵三個軍激戰兩晝夜，後援不繼，致全部壯烈犧牲，甚為痛惜。查此次損失，為解放戰爭以來之最大者。其主要原因，為輕敵與急躁所致。當你們前次部署攻擊廈門之同時，擬以一個師攻占金門，即為輕敵與急躁表現。”
金門戰役之後，在一段時間內，解放軍一直在做重戰金門、解放台灣的準備。蔣介石則一直讓胡璉當金門防衛司令部司令。一九七七年胡璉逝世，享年六十九歲。胡遺囑將自己水葬於金門和廈門之間的海底深處，聲稱“長眠海域，魂護台、澎”。
李良榮在一九五二年退役後經商，常居馬來西亞，因車禍去世，享年六十一歲。
高魁元在一九七三年出任台灣的國防部長，與他在黃埔軍校時的同學林彪等同。高魁元是中華民國曆史上年紀最大、任職時間最久的國防部長，也是國軍中年齡最大的現役將領，號稱“最長壽的上將”。高魁元享嵩壽一百零五歲。
無金門之戰，便無今日的台灣。當時美國已經拋棄了蔣介石。國軍一部在西南，一部在海南島，一部在中越緬邊境，台灣實際是個空島，胡璉認為台灣島上的總兵力不會超過十萬，而且“官比兵多，槍比人多”。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七日，金門戰役獲勝的消息傳到台北，蔣介石流了淚。他太知道金門戰役的意義了。他說：“這一仗我們全勝了。……台灣安全了。”
金門戰役奠定了國民黨經營台灣的心理基礎。本來共軍打蔣軍，左右都是贏；蔣軍打共軍，橫豎都是輸。到一九四九年，蔣軍更是士氣土崩瓦解。在這種情況下，金門戰役象一針強心劑，注入了國民黨瀕死的肌體，這個黨又活過來了。蔣經國認為“金門戰役是國民黨的轉折點。”胡璉說：“金門戰役的勝利既是軍事上的，也是政治上的，更是精神上的。”
馬英九在紀念金門戰役六十年時說：“古寧頭戰役改變了兩岸命運，台灣在一甲子的時間裏創造了經濟與政治雙重奇跡，但大陸一路走來血淚斑斑，比台灣更加曲折艱辛。”
民進黨上台後繼續接過“古寧頭精神”的接力棒。呂秀蓮稱：“古寧頭大戰，兩岸變兩國。”
台灣省戒嚴令
一九四八年五月十日，台灣警備總司令部公布了“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該條款賦予總統不必通過立法院而宣布戒嚴及發布緊急命令的權力。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日，台灣省政府與警備總司令部公布了“台灣省戒嚴令”。這個戒嚴，不是二二八時誰都不許上街的戒嚴，而是法律層麵上的戒嚴，就是說，憲法與法律靠邊站了，一切由警備總司令部說了算。
有了戒嚴令，還要有些具體的管人措施，於是在同月又通過了“懲治叛亂條例”，這個條例裏有一大堆“賣國罪”、“內亂罪”、“通敵罪”和“暴動罪”等該殺之罪；懲治條例裏還有一條：“散佈謠言或傳播不實之消息，足以妨害治安或搖動人心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據中華民國法務部的公開資料，在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四年的白色恐怖高峰期間，台灣有三萬多人被捕，四千五百多人被槍斃，無辜受難者約十四萬人。
一九五0年六月，金日成決定揮師漢城，美國第七艦隊立即進入台海，毛澤東架在國民黨脖子上的刀被推開了，危如累卵的台灣大大地鬆了口氣，然而戒嚴令卻一直延續了三十八年。國民黨全靠戒嚴自保。
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工作委員會
彰化人蔡孝乾年輕時在上海大學學習時，受瞿秋白和任弼時等人的影響，加入了中共。一九三四年，蔡當選為中華蘇維埃中央委員，隨紅軍長征。他是唯一參加過長征的台灣人。一九三五年十月到達延安後，蔡擔任了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內務部長。一九三七年，蔡任八路軍政治部敵工部長。
蔡在一九四六年七月初奉命返台，在台北與台共的黨員開會，傳達中共的指示，於是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成立。省工委成立以後，在台北地區組織了中共台北市委，隨即陸續在基隆、台南、台中、嘉義、新竹和高雄等地成立了省工委下屬的各個市工委。
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發生時，省工委尚屬初創時期，黨員僅七十餘人。在嘉義起義中武裝反抗陳儀政府的台灣自治聯軍的張誌忠是省工委副書記。二二八事件後省工委快速發展，至一九五0年三月蔡被捕時，全台省工委成員約有九百餘人。
一九四八年六月，蔡與省工委核心幹部奉中共指示，前往香港參加工作會議。出席會議的有中共上海局書記劉曉和台灣代表蔡、謝雪紅、張誌忠、陳澤民和楊克煌等十六人。會議決議對台工作需從長計議，以“台人治台”為號召，並團結外省人共同支持台灣的解放事業。
省工委學生工作委員會負責學運及統戰，領導了“救苦、救難、救饑荒”運動和四六事件。
（自一九四七年起，上海、南京和天津等大城市裏發生了在中共領導下的“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學生運動，該運動在一九四八年傳到了台灣，改頭換麵成為“救苦、救難、救饑荒”運動。
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日，台大與台師大的兩個學生在台北合騎一輛腳踏車，被交警攔住，惹起糾紛，結果兩學生被打，還被抓進了警察局。警察打人本是雞毛蒜皮的小事，不過這次正巧學生在搞運動，於是不少學生把警察局給圍了。警察見來了大批學生，趕緊把人放了，還道了歉。可是學生不但喊出了大陸的“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之類的口號，還在三月二十九日成立了一個覆蓋全台北的學生聯合會。在學聯成立的晚上，台大法學院舉辦了營火晚會，晚會中演唱了“你是燈塔”和“團結就是力量”等紅歌（“你是燈塔”的歌詞是：“你是燈塔，照耀著黎明前的海洋；你是舵手，掌握著航行的方向。偉大的中國共產黨，你就是核心，你就是方向，我們永遠跟著你走，人類一定要解放。”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慶祝大會上唱此曲時，與會的蘇聯代表表示此曲類似蘇聯的追悼歌，因此在十月下旬被禁唱了）。
一九四八年底，國民黨省黨部已經換了蔣經國當主任委員，陳誠任省長兼警備司令。蔣經國暫時有名無實，人在大陸還沒過來。陳是蔣介石親信裏的親信，所以台灣就陳一個人拍板。陳政治敏感，又大權在握，台灣的學運既然有共產黨的背景，還在向大陸學運的模式發展，於是陳出手鎮壓。
一九四九年四月五、六兩天，國民黨軍警進台大與師大校園抓人。其中四月六日去師大抓人時，學生弄點了餐桌椅之類擋住樓梯，並向軍警扔餐具等雜物，結果軍警“攻堅”，抓了二百多學生。
在一九四四年和一九四七年先後將“皇親國戚”孔祥熙和宋子文轟下台的有名的“傅大炮”、台大校長傅斯年對當局不經法律程序逕行進入台大校園逮捕師生極為不滿，親自找當局交涉，要求逮捕台大師生必須經過校長批準。他對台灣警備副總司令彭孟緝說：“若有證據，該抓就抓，若無證據就不能隨便進學校抓學生！我有一個請求，你今天晚上驅離學生時，不能流血。若有學生流血，我要跟你拚命！”傅斯年盡力保護涉案學生，要求軍警不得對遭捕的學生上手銬，並保留了那些學生的學籍，希望他們將來有機會複學。
事後有八個學生被槍斃。這就是四六事件。
陳誠和彭孟緝等抓學生進而殺人，基本上是出於恐懼。台灣的國民黨有大難臨頭的恐懼。畢竟，台灣是國民黨無法放棄的最後的安身立命之地，而解放軍說打就可能打過來。）
省工委武裝工作委員會專職從事綁架勒贖、暗殺、搶劫等活動。
省工委曾提出“攻台建議書”，建議解放軍於一九五0年四月進攻台灣。
一九四九年八月，省工委秘密發行的《光明報》遭當局破獲。十月，省工委在成功中學、台大法學院和基隆中學等處的分部相繼被查，多名負責人被捕。十月三十一日，省工委高雄市委被偵破，其後相繼發生的一係列案件更加嚴重削弱了省工委的活動能力。
十月，保密局發現了省工委委員陳澤民的行蹤，隨即將其逮捕，陳澤民招供後，保密局依據其供詞，在一九五0年一月逮捕了省工委書記蔡孝乾。蔡孝乾用計脫逃，不過於四月再次落網。他在一周之內向當局投降，供出了他所掌握的所有在台的中共特工名單。蔡的叛變直接導致島內四百多名中共黨員被捕，牽連一千八百餘人入獄。
一九五0年春，省工委山區遊擊武裝被破獲。
隨後蔡與省工委委員陳澤民及洪幼樵聯名發表了“為宣布解散中共台灣省工委組織告全省黨員書”，勸告尚未遭捕的黨員迅速向政府自首與坦白一切組織關係，並停止組織活動（蔡之後加入了國民黨，任國防部保密局設計委員會委員，一九五二年又任職於國防部情報局匪情研究室，後升任該室少將副主任兼中華民國司法行政部調查局副局長。陳澤民和洪幼樵受封上校）。
一九五0年五月，省工委副書記兼武工部長張誌忠被捕。蔣經國曾多次到獄中勸其投降，遭到拒絕。張於一九五四年三月被槍決。
同月，台南市工委成員陳福星等人重新整合組織，退入苗栗三義山區與當局對抗。
一九五一年春天，陳福星成為省工委首腦。
一九五二年四月，省工委再次遭到摧毀，陳福星在當年召開記者會宣布解散組織。
一九五三年底，陳福星獲得國防部“核準自新”，先後在台北區調查處、第三處和基隆海員調查處任職。
在解放軍無力攻台的情況下，國民黨政府大力整肅中共勢力，加強對台灣的控製，省工委不可避免地走向沒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