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憶：我寫的事情（比愛情）重要得多

 

 

那天的天氣特別的“上海”，陰冷、潮濕，冬天裏梧桐樹落完了所有的葉子，很像小說裏某個主角落寞的日子。王安憶穿著純白色的羽絨外套突然出現在影棚門口，她提早到了半小時。一開始她臉上的神情並不自若，帶著明顯的緊張和局促感，顯然眼前的這一切是她完全不熟悉的。

 

她本人極少出現在雜誌上。但她一直是我們的執念，因為她太重要了。無論是之於文學、女性，還是上海，她在很多維度上都具有被深度討論和重新思考的意義。

 

 

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寫作並發表作品至今，王安憶已經寫了近半個世紀。陪她一起來到拍攝現場的她的先生跟我們說，“（她）來之前還在寫呢。”每天上午是王安憶固定的寫作時間，字數不保證，時長也沒有刻意的限定，但每天都得做這件事。到現在她依然保持著初稿用手寫的習慣，然後再自己輸入進電腦裏。很少有作家能夠做到，筆耕不輟同時始終在進步，她從海派文學的文脈出發，如今早已出了海派的格局，煥然氣象。

 

她對人很客氣，是一種文人的自持感，不需要我們準備咖啡或茶，隻要一杯熱水就好。剛過了70歲，她沒有染發，任憑白發自然地冒出來。倒不是不愛美，反而她是個比想象中精致的人，是“淮海路長大的女孩子”，造型師商量著想給她戴項鏈，她便從包裏拿出一條有蝴蝶圖案的長項鏈，我們說是不是圍一條絲巾更好，她又從包裏拿出一條藍色金色花紋的絲巾來。她是作家，也是一個懂得如何把自己變美麗的女性，但我們決不願稱她為“女性作家”。

 

 

 

隨著逐漸地熟絡，王安憶臉上的表情稍顯放鬆了一些，她接受了簡單的妝發，換上了特地從家裏帶來的自己喜歡的一件綠色毛衣，我們希望能盡量保持她舒服的自然的樣子。說實話，作為一本精於打造造型的時尚刊物，這次我們實在不願意過多幹涉和破壞縈繞在她身上的某種難以言喻的天然“場域”，一種屬於這座城市的作家獨有的、一種張愛玲式的“冷眼”，仿佛她一直走在弄堂裏，舊租界裏，新與舊之間，周圍人來人往，她安靜又隔絕，

 

心裏哼吟著一首長歌，倒也不全是“恨”，還有喜怒、悲苦……以及故事本身。

 

這樣的寫作風格讓她的作品在法國格外地受歡迎，也許是一些都市生活的洞察，也許是人物命運在曆史潮水間的沉浮，也許是對現實主義創作傳統的繼承，總之法國人愛上了王安憶的故事，2013年王安憶獲得了法蘭西文學藝術騎士勳章（Ordre des Arts et des Lettres）。而談及法國，王安憶也有著深厚的感情，從小讀著雨果和巴爾紮克長大，遙遠的法蘭西故事對她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以至於在她第一次到巴黎時，竟然不覺得陌生，那些街景曾化以文字的形式被她“看到”。

 

由於這些淵源，我們有幸能夠把鮮少露麵的王老師約出來，記錄下她的麵容、她的談話，她這些我們不曾親眼所見的片段。

 

孫哲：在中法建交60周年的重要契機下，我們聊聊您和法國的故事。我知道您跟法國以及它的文學、文化是有深厚的淵源的。比如，您是在上海淮海路的公寓裏長大的，那裏民國時期是法國租界區，解放後也遺留下了一些法式的情懷和生活方式。您能跟我們分享一下有關的故事嗎？

 

 

 王安憶：我從小生活在淮海路，它一度曾叫做“霞飛路”，是用一位法國將軍的名字命名的。錦江飯店一層的廊下全都是法國風格的時裝店，我還記得小時候常從店門前走過，那時淮海路大概算得上是中國的香榭麗舍大街。在這座城市裏，法國文化確實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比如，當年淮海路上的照相館，櫥窗裏掛著很多照片，不管是明星還是普通市民拍照時的樣子都是模仿法國式的時髦姿勢。再比如，我小時候玩的遊戲棒，很多很多年後，有一次我竟然在巴黎的櫥窗裏看到了。

 

 孫哲：早期除了城市裏的法國文化，法國的文學作品也給您帶來了巨大的影響，對嗎？它們成為您積累寫作經驗的重要渠道。

 

 王安憶：我覺得真的要感謝當年那些翻譯家們，我們那一代人的文學教育和修養很多都是從譯著開始的。那時我們中間非常流行的有《約翰· 克裏斯朵夫》，還有雨果、巴爾紮克和左拉的作品。我們當時讀到的大部分都是18、19世紀的批判現實主義，法國左翼作家占了很大比例，他們對資本社會的批判程度比現在要激烈得多。我個人最喜歡的是雨果。另外我很喜歡的法國小說是《包法利夫人》，因為我們都是寫實派。法國是寫實主義傳統非常強大的國度，我們寫實主義者都很羨慕福樓拜在寫包法利夫人時的技法，那種對人性的深刻理解和表現。

 

 孫哲：前段時間重讀巴爾紮克的作品，我認為即使現在看他也一點都不過時。我們從事的是時尚行業，這個行業在大部分人看來是浮華的名利場，就像巴爾紮克大部分作品描寫的那樣：一個外省青年來到了巴黎的社交場，第一件事就是如何置辦自己的行頭，讓上層社交圈接受自己，試圖揚名立萬。我覺得某種程度上這很像整個時尚界的縮影，特別是過去的20年，中國市場對於整個奢侈品行業來說有點像個“外省青年”。

 

 王安憶：其實很多代的故事都是重複的，模式都是一樣的，隻是個人的經曆和體驗不同。剛才你提到外省青年首先要學會打扮自己，進入社交圈，但進去是要有門票的，是要付出高代價的。到了後現代，情況發生了一些本質的變化，時尚界已經變得非常平民化了，曾經有媒體做了一期題目叫“人民的Prada”的專題（三聯生活周刊 · 2009年第25期，原題為《穿普拉達的人民》），呈現了一個現狀，在我們這樣的後發展國家，每個人都要有一件名牌。反而如果到了法國，會發現他們已經過了那個奢侈品的階段。

 

孫哲：您是在2004年才第一次去法國，是嗎？在2013年您得到了法蘭西文學藝術騎士勳章。法國人對閱讀和文學的理解跟中國讀者差別大嗎？

 

 王安憶：差別很大。我之前去過在法國北部聖馬洛舉辦的書展。當地的人口很少，隻有幾萬人，書展是配合旅遊節的一部分。前來買書的遊客都很耐心地站在書攤前，他們至少要把每本書讀完七八頁，才決定要買哪一本，他們是認真買書的。所以我的書比較合乎法國人的口味。曾經有一對法國父子和朋友來上海旅行，他們認真讀了我的書之後專門聯係到我的出版社，約我在和平飯店見了一麵。

 

 孫哲：您覺得您的書在法國受歡迎的原因是因為題材嗎？

 

 王安憶：因為我的小說大部分寫女性，這一點可能是他們喜歡的原因之一吧。

 

 孫哲：我讀了您的小說之後覺得，雖然大部分作品都是關於女性的，但並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女性視角，比如近期的作品《一把刀，一千字》 和《五湖四海》，我感覺到您在寫的時候是沒有性別色彩的。您在看待世界時幾乎是沒有太多性別意識的，像是一個全息全能的上帝視角，您總是宏大地去描述時代，在處理細節上沒有一般女作家那麽柔軟，甚至我會覺得您不像很多女性作家那樣對女性角色有偏愛。

 

 王安憶：我覺得自己在創作早期倒是有過一種主體焦慮。像我剛開始寫作時比較年輕，每個人都會自然而然地認為你是個女性主義者，采訪時總會被問到對女性的態度，對西方女權主義的看法等等；或者都會認為你是寫愛情的，就好像這是女作家必然的固定模式。所以那時我有種焦慮，身份的焦慮，特別想告訴別人，我不是一個女作家，我是一個作家。

 

 孫哲：這種焦慮是不是在寫《長恨歌》的時期會比較明顯？

 

 王安憶：對。記得在上世紀80年代我去參加德國法蘭克福書展，我在當地的出版社安排我跟一位意大利男作家一起同車過去，在路上他問我，你是寫愛情的嗎？你看，女性作家給大家的印象就是寫愛情的，我特別想聲明，其實我寫的事情（比愛情）要重要得多！

 

 孫哲：作為一個熟悉您的讀者，我從來沒有認為王安憶是一個寫愛情的作家，隻是把愛情當做素材來表達，並且對此理解得更深。

 

 王安憶：你這麽說我特別感謝，因為我的作品往往被批評男性角色寫得不好。我覺得讓他們感到不滿意的地方是我筆下的男性都比較軟弱。

 

 孫哲：是的，我覺得是因為您讓女性角色承受了太多命運的詭譎和時代的突變，而且往往是已經知道被騙了，也寧願被騙到底迎頭而上。

 

 王安憶：我筆下的女性恐怕確實強悍一些。女性越強悍，能夠使她感到滿足的男性就越少。事實上我在生活裏所看到的那些材料，女性的處境是比男性要困難的，因為這還是一個男性中心的社會，女性常常處在比較被動的位置上。雖然今天我們看到了很多成功的女性，可是大部分女性的人生理想依然跟簡·奧斯汀那個時代是一樣的。

 

孫哲：比較有趣的是，時尚行業看上去是特別女性主義的，我們所麵對的很多重要品牌的高管都是女性。

 

 王安憶：這裏麵有一個新的問題來了，為什麽時尚行業要以女性為主體？時尚行業其實是消費主導的，女性似乎又是在一個被消費的位置上，這是否是個悖論？雖然也有女科學家、女工程師，但為什麽在這樣一個主打消費的行業裏，女性成為了主體？

 

 孫哲：這麽說起來，我有些話蠻想跟您分享，其實以前時尚行業一直被詬病為男性主導的行業。很長一段時間，大部分品牌的掌控者都是男性，直到近5年情況在逐漸改變，很多女設計師被啟用，開始推崇女性主義力量。

 

 王安憶：我個人對時尚的理解是，時尚是一個“展示廳”，它向我展示了但不意味著我一定要去買一件時尚的衣服，但某種價值意義上它可幫助大眾普遍的審美不斷地提升。時尚帶來的一些價值是大家都知道的。但知識分子往往會從另外的角度思考，比如說環保，大量無節製的消費是不環保的，然後產生出物質主義，又會滋生出虛榮心等等，因為知識分子本質上對逐利是反感的，其實這其中有很多意識形態的問題。我覺得時尚界現在創造了一種新的意識形態，是消費世界的意識形態。

 

 孫哲：您在法國的時候有關注過他們的時尚嗎？

 

 王安憶：我去了幾次巴黎，從來都沒逛過老佛爺百貨，因為我覺得街景和街上的人已經夠好看了。你們不覺得嗎？秋冬時候他們都喜歡穿黑色大衣，男男女女都是黑的，但他們也喜歡一種梅紅色，不是玫瑰的紅，是梅花的那種紅，在黑色中有這麽一點點綴，真的是風情萬種。我沒有看到巴黎人多麽要去名牌店，倒是中國人都擠在裏麵。

 

 孫哲：那在上海呢？您會有意識地去觀察嗎？我覺得作家會很容易被陌生人吸引。

 

 王安憶：你們知道嗎？有一點就是我們在淮海路上長大的女孩子對物質特別有抵抗力。在這個地方生活，如果沒有抵抗力的話，你也許會墮落的。即便是在上世紀60年代，這個城市還是有自己的審美追求。

 

 孫哲：假如讓您寫類似“包法利夫人”式的麵對誘惑的女性的話，您會怎麽寫？

 

 王安憶：我們覺得是可以選擇這種生活的，但還是要考慮清楚代價。包法利夫人最後自殺不是像安娜·卡列妮娜那樣為追求愛而死，她純粹就是還不起債了，被逼得像熱鍋上的螞蟻，是非常現實的原因，她完全是被時尚消費主義所害。

 

孫哲：您在大學教寫作時有觀察到，現在年輕人對寫作的理解、熱情和能力跟您那時有什麽不同？

 

王安憶：我覺得年輕人都是喜歡文學的，你年輕的時候也在搞文學。所以有很多喜歡文學的年輕人來考我的專業，他們喜歡寫作但不意味著能成為作家，當然確實有一些非常急迫想要當作家的人。其實當作家這件事猛一看是挺好的，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時間，表達自己，然後有稿費，說不定還能出名，確實有些誘人。但是真正寫下去不是那麽容易的事，需要天賦。

 

 孫哲：您覺得所謂的天賦跟後天不斷的磨練和積累有關嗎？

 

 王安憶：當然有。有很多有天賦的作家，好像因為懼怕困難，或是沒能克服困難，後來就不寫了，大部分都是寫到一半就放棄了。

 

 孫哲：您為什麽可以一直保持如此高產的創作？

 

 王安憶：我也沒有別的能力，寫作也能讓我感受到樂趣，目前為止我還是能從中得到快樂，如果沒有樂趣，我就不寫了。

 

 孫哲：寫作是一件對身體消耗很大的事，您看村上春樹堅持通過跑步來保持他的體力。

 

 王安憶：寫小說是需要體力的，尤其是長篇小說。我也需要去做一些田野調查，但很遺憾我對一些行業沒有太深入的了解，不然我會寫得更多。

 

 孫哲：因為我是一個不太成功的寫作者，我的最大問題在於構思時特別興奮，寫到三分之一處就開始懈怠，而到了此時在我的腦海中故事已經完成了。

 

 王安憶：確實寫到三分之一正好是最需要咬牙的、最困難的時候。

 

 孫哲：您會關注新一代的作家嗎？比如這兩年比較熱門的東北作家。

 

 王安憶：隻要能接觸到的我都看，但我不會有意地去找來看。我覺得東北作家很不錯，他們有特殊的背景，社會生活潰敗了，傳統秩序崩塌了，但文學藝術起來了。不過總的來說，我覺得小說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了。現在影視起來了，我有時候看年輕人拍的網劇，我覺得挺好看，比如《隱秘的角落》《漫長的季節》。

 

 孫哲：您期待自己的作品也能被影視化呈現嗎？

 

 王安憶：我的小說改影視都蠻失敗的，可能不適合這種形式的轉換。我個人覺得我好的地方是敘述，比較講究文字，但這兩點在電影裏完全用不著。

 

 孫哲：張愛玲的《第一爐香》是您改編的劇本？您滿意嗎？

 

 王安憶：電影實在太困難了。在寫的時候你會覺得我什麽都能做到，可是到片場去一看，發現什麽都做不到，或者說需要很多很多人共同努力才能做到一點點，所以這件事不像我寫小說，自己可以決定一切。我也很同情導演，在那麽亂哄哄的地方，要完全實現想法是做不到的。

 

 孫哲：非常感謝，我們聊得太開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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