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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4月,沙飛的女兒王雁來到北京,第一次敲開了聶力的家門,請她下個月參加沙飛塑像揭幕式。隨後,二人隨意地聊起了往事,聶力問王雁:“你父親最後是誰簽的字?”
“是你爸爸簽的。”王雁想都沒想脫口而出。聶力聞言,眼淚一下子就流了下來……
1949年12月15日,華北軍區政治部接到了一通電話,石家莊和平醫院稱,畫報社社長沙飛打傷了一個日本醫生, 要求軍區立刻派飛機,將受傷的醫生送到北京救治。
隨後,軍區立刻派人前去調查,結果剛走到半路,就聽說被打傷的日本醫生不行了,一同前往搶救的專家便返回了北京。而打傷醫生的沙飛則被保護性的關了禁閉,不能隨便行動,等待下一步的指示。
當聶榮臻聽說此事之後,立即提出了“沙飛精神是否正常”的疑問。對於沙飛這位同誌,聶榮臻再熟悉不過,他不相信沙飛會做出這種事情。
1937年,八路軍取得平型關大捷,興奮不已的沙飛立刻請求上前線采訪。在五台縣的兩個星期中,沙飛采訪了時任一一五師的聶榮臻,拍攝了一係列有關八路軍的照片。
沙飛的戰地記者生涯,由此拉開了帷幕。
隨後,聶榮臻率領部隊以五台山為中心,籌建抗日根據地,沙飛聞訊再次來到五台山,受到聶榮臻的親切接見,並同意他以特派記者的身份,前往河北采訪楊成武支隊。
沙飛的攝影才華和革命熱情,得到了聶榮臻的高度賞識,經聶榮臻批準,沙飛成為八路軍中第一位專職新聞攝影記者,並由本名“司徒傳”改名“沙飛”。隨後聶榮臻任命沙飛為晉察冀軍區政治部科長,兼任抗敵報社副主任。
在聶榮臻的領導下,沙飛堅持用新聞攝影宣傳軍民抗日,並在晉察冀根據地舉辦了第一次攝影展覽,吸引了八路軍官兵、周圍的百姓競相觀看,其中還包括正在當地搶救傷員的白求恩。
在展覽現場,聶榮臻興奮地對沙飛說:“照片形象、鮮明、真實,戰士和老鄉們容易看懂。照片是一種很好的宣傳教育工具,要是能夠放大,群眾會看得更清楚,那就更好了……”
為了完成聶榮臻的指示,沙飛在極其簡陋的環境中搭建了暗室。聶榮臻鼓勵他多放大一些,讓人帶回到延安去,有外賓來就送照片,什麽都不如這些照片珍貴。
當沙飛添印的照片送到延安,受到毛主席等中央領導人的交口稱讚。
1939年2月,新聞攝影科在晉察冀軍區成立,這是中國人民革命史上第一個新聞攝影機構,沙飛也成為革命史上第一位攝影科科長。按照聶榮臻的部署,沙飛帶領攝影科成員忘我工作,將照片等宣傳材料寄往各地,在宣傳抗戰的工作上發揮了重要作用。
次年,百團大戰打響之後,戰士們從戰火中救出了兩名日本小女孩,在確定小女孩的父母不幸殞命之後,姐妹倆很快被送到了軍區司令部。聶榮臻當即前去探望,對兩個小女孩給予了無微不至的照顧。
原本聶榮臻打算收養這兩個小女孩,但考慮到戰爭不知何時結束,邊區生活環境艱苦,最終決定將兩個小女孩送還日方:
“孩子畢竟是無辜的。”
當時沙飛恰好來到司令部,看到聶榮臻在照顧兩個小女孩,憑借著記者特有的敏銳,他向聶榮臻提議先拍幾張照片再將孩子送回。聶榮臻欣然同意。這一天,沙飛拍攝了20多張照片,其中不少成為抗戰史上的經典作品。
自從投身攝影事業之後,沙飛一直渴望出版畫報。在攝影展成功舉辦後,為了落實聶榮臻的指示,沙飛大膽提出創辦畫報的設想,得到了聶榮臻的鼎力支持。
1941年5月,朱良才向新聞攝影科宣布了軍區決定,成立《晉察冀畫報》籌備組,由沙飛全麵負責。沙飛隨即帶領戰友們投入籌備工作中,當時沙飛身患肺結核,但他全然不顧自己的病情發展,依舊堅持外出采訪,連續晝夜工作導致他不時咳血。
為了將畫報辦好,聶榮臻調來了印製設備和相關人才,沙飛則和同事們反複研究,不斷改進印刷技術。
1948年,華北畫報社正式成立,沙飛被任命為主任之後,因肺結核嚴重住進了醫院。經過一年多的治療,沙飛的肺結核已經基本痊愈,結果在出院當天,就發生了日本醫生遇害的慘劇。
出事當天,沙飛和兩名警衛員正要離開醫院時,沙飛讓其中一位警衛員叫來日本醫生,詢問路上需要帶什麽藥,有什麽注意事項。日本醫生給他開了兩種藥,並叮囑他要多注意休息。
當日本醫生正要出門時,沙飛趁著兩名警衛員不注意,朝著醫生連開兩槍,醫生應聲倒地。醫院的其他人聞聲趕來,對日本醫生進行搶救,並將沙飛看押起來。當時沙飛開槍之後沒有任何異常,當別人問他為什麽要這樣做時,他冷靜地回答說:
“他是日本人,日本法西斯曾殺害了多少中國人?”
盡管醫生進行了緊張的搶救,但最終沒有挽回日本醫生的性命。
這件事在醫院引起了極大的反響。這名日本醫生不是戰俘,是作為國際友人來到中國,為中國人服務。而且他對待下屬和病人的態度都很好,在醫院威信很高,有疑難病全都找他治療。
在聶榮臻下達要醫院證明沙飛有無精神病的指示後,保衛部立刻前往醫院調查,醫院根據主治醫生的意見,在報告上寫下了“沙飛精神正常”的證明。聶榮臻看到醫院的報告後,無奈地說了一句:
“揮淚斬馬謖,厚葬沙飛,他貢獻大。”
聶榮臻對沙飛出事很是痛心,但考慮到各方麵的因素,聶榮臻在報告上簽了字,下令將沙飛處決。
在執行沙飛死刑的前一天,張鼎中帶人趕赴石家莊,再次提審了沙飛。沙飛坦言自己打死日本特務不是一時衝動,是早有準備的報仇行動:“這件事,聶司令員肯定會知道的,他會公正處理的。聶總的決定,我一定服從。”
1950年3月4日上午,張鼎中正式對沙飛宣讀判決書。宣讀完畢後,張鼎中問沙飛:“你服罪嗎?”沙飛指了指判決書,問能不能讓他看一下。沙飛仔細看完之後問:“聶榮臻司令員知道嗎?”
當聽說要立即對自己執行死刑後,沙飛提出回監房換換衣服。整個過程沙飛非常鎮定,大約過了半個小時,沙飛收拾妥當,就被押赴刑場。
在前往石家莊北郊刑場的路途中,根本沒有人押解沙飛,大家就像平時散步一樣,由沙飛帶路,其他人跟在後麵。走著走著,一副棺木出現在大家眼前,張鼎中的心頓時揪了起來。
按照原定的安排,為了避免給沙飛刺激,棺木被放在了隱蔽處,沒想到卻被擺在了路中央。但沙飛似乎沒什麽意外,坦然地走到棺木旁,張鼎中問沙飛還需要什麽,沙飛看了看棺內鋪好的被褥,指了指前麵的部位。
張鼎中立刻會意,低聲告訴沙飛:“枕頭馬上就有。”
很快戰士跑步取回了一個枕頭,正是沙飛平時所用的。枕頭擺放好之後,張鼎中仍然不發話,一向急性子的他,這一天卻願意為沙飛多做些什麽。
沙飛見一切收拾妥當,沒有什麽問題之後,問張鼎中:“還要我跪下嗎?”
沙飛留在這個世間的最後一句話,包含了他的冷靜、安詳以及高傲。當張鼎中告訴沙飛不需要跪下時,沙飛卻突然茫然了,他不知道應該怎麽站,是迎著槍口還是背對著槍口。
張鼎中告訴沙飛就站著朝北看,沙飛聞言佇立北望。“砰”的一聲槍響,沙飛永遠地離開了這個世界。
按照聶榮臻的指示,沙飛被處決之後,立刻被放入了棺材之中,戰士們還拿紗布將他臉上的血跡擦淨,將他的帽子扶正。就地掩埋之後,沙飛的墳上立起了一塊白色的木牌子,上麵寫著“沙飛之墓”。
時隔近30年之後,攝影家協會的陳淑芬給沙飛的女兒打去電話,稱想從她那裏搜集一些有關沙飛的材料。沙飛的女兒王笑利有些驚訝,這麽多年來,還是第一次有人和她說起父親。
在得到組織上的批準後,王笑利和妹妹王雁一起接待了陳淑芬,臨別時,陳淑芬問王笑利姐妹,組織上有沒有重新考慮解決你父親的問題?
聶榮臻聽說此事之後,親自批示:“沙飛已經處刑。當時我不理解他有精神病,如果確有精神病,應予以平反,請總政辦。”
經過六年多的走訪調查,尋找證人證據,並經過有關部門鑒定,最終確定當年沙飛殺害日本醫生時,精神處於不正常的狀態。
其實沙飛在入院治療肺結核的時候,已經出現了精神不正常的表現。初到醫院的時候,沙飛說話非常隨和,而且有禮貌,和一些戰場上下來的傷員有很大的區別,但很快沙飛就出現了一些異常表現,經常會集中精神在某一件事情上,小聲自言自語,行為也反複無常。
在得知給自己看病的醫生是日本人的時候,沙飛表現出了極大的抗拒心理。為了更好的給他治療,日本醫生經常需要給他做胸透,但沙飛認為日本醫生是故意讓自己脫掉衣服,讓自己感冒病情加重。
甚至醫生給他開的藥品,他都擔心會有問題,而藏到了床鋪下。
北平解放之後,每個人都著急快點去,但沙飛對於北京態度冷淡,既不向往也不感興趣,甚至連開國大典的情況都不問。在出事前,沙飛不時拿出自己的槍擦拭,還對隔壁的病友說:
“我要幹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
沙飛在醫院種種不正常的表現,並沒有引起大家的重視,隻有個別人反映他精神不正常。而且當時沒有精神病院,無法證實沙飛所患的是間歇性精神病,最終釀成了一樁慘劇。
當聶榮臻得知沙飛的問題解決了,心中也甚感安慰,說解決了好嘛,沙飛是好同誌,做了大量的工作,是有貢獻的。後來楊成武曾親自詢問有關沙飛的問題,聶榮臻說了“四個事實”:
“沙飛殺了日本人是事實,我們殺了他也是事實,他有精神病是事實,事隔30多年也是事實。”
1986年,經多個部門同意後,總政批示同意糾正這一錯案,沙飛問題不屬於冤案、假案,隻因當時曆史條件,未診斷出精神病。隨後,沙飛的棺木被移葬至河北阜平烈士陵園。
2004年,石家莊沙飛塑像揭幕式前夕,沙飛的女兒王雁來到聶榮臻的女兒聶力家,請她參加揭幕式,在聊起往事的時候,聶力問王雁,關於她父親的判決,最後是誰簽的字?王雁想都沒想,脫口而出:“是你爸爸簽的。”
聶力的眼淚一下子流了出來,王雁也察覺到自己失言,趕忙說她們全家都明白,無論當時誰簽字,結果都是一樣的。
在後來沙飛塑像揭幕式上,最大的花籃是“聶榮臻及夫人張瑞華攜後代聶力敬獻”。
2008年,沙飛抗戰攝影作品展覽第一次走出國門,在美國、日本等地巡展。在日本,沙飛所拍攝的《聶榮臻將軍與日本小姑娘美穗子》引起很大的反響,短短五天的時間,有200多人在展覽上留言。
美日攝影界、學術界開始對沙飛攝影作品、攝影理論等進行研究,他們關注到聶榮臻對沙飛攝影事業的支持。日本學者提出:“1980年聶榮臻與美穗子見麵是一大新聞,組照成為中日交流的機會;因為有聶榮臻的支持,才能成就沙飛,沙飛與聶榮臻有緣分。”
沙飛為後人留下的二戰時期中國抗日根據地的影像資料,成為全人類寶貴的精神、文化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