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童 | 女人和聲音

 

作家蘇童

 

女人和聲音

蘇童

這個女人不尋常。

 

屈指數來，我在蘇州完整的生活也隻有十八年。我生長在一條市井氣息濃鬱的街道上，我們那條街上沒有什麽深宅大院，因此也不了解蘇州的大家閨秀。小家碧玉是有一些的，但那種女孩子羞答答的，平時把閨房門一關，她整天在幹些什麽，隻有天知道。所以如果讓我來談蘇州的女人，我有信心描述的其實是一些市井女人，而且我一直固執地認為此地女人與彼地女人，造成她們之間主要差異的，其實隻是語言和聲音。也許對不起一些嚴格的讀者了，我就從聲音說起，說三個蘇州女人的聲音的故事。

 

第一個女人，她的聲音與蘇州著名的評彈藝術有關——

 

如果你走在街上遇見敏兒他媽，你不會猜到她是個說評彈的女藝人，但是如果有人告訴你，嚴某某，就是那個圍白絲巾的女人，她以前是評彈團的演員，你會說，這就對了，她一定是說評彈的——怎麽去分辨一個人是否是說評彈的呢？我也說不清楚，大致是 ：聲音清脆，而且拖著一絲歌唱性的韻腳，眼睛也會說話，更重要的是這些藝人會用眼睛微笑。

 

我印象中這個姓嚴的女人非常喜歡陽光，主要表現在她對曬被子、曬毛衣、曬蘿卜幹甚至曬拖鞋的極度熱衷上。她如此珍惜陽光，而她丈夫卻天天浪費陽光，他常常端著一隻茶杯坐在家門口與別人下棋。敏兒他媽就拿著藤拍子從丈夫的身邊穿過來繞過去的，她的婆婆也坐在門口，不是下棋，也不看棋， 她漠然地看著媳婦忙碌，有時候整理一下蓋在膝蓋上的一塊毯 子。看上去老婦人覺得媳婦如此忙碌是天經地義的，她的眼神在說：我忙了一輩子啦，現在輪到你啦。媳婦也任勞任怨，我記得她在陽光下上下左右地用力拍打晾竿上的棉被，用她特有的歌唱般的聲音對鄰居們說 ：“天氣好得來，被子要曬曬！”

 

說評彈的女人有兩個兒子，一個在蘇北農場插隊，逢年過節才回來，長得像母親，很英俊的，可是不知為什麽看上去臉色蒼白，神情總是鬱鬱寡歡的。小兒子就是敏兒，也是相貌堂堂， 不過卻是街上有名的問題青年，隔三岔五惹是生非。別人家的父母找上門來，找家長大人說理，這時候敏兒他爸照例是退到一邊，向屋裏喊，你快出來，快出來呀！做媽的就應聲掀開了門簾，端端正正地走出來麵對來人——不是一般地出來，是像上台說書一樣，微笑著儀態萬方地走出來，就像藝人麵對聽眾那樣，麵對動了肝火的鄰居。開場白是相似的，女人先把自己的兒子數落一頓，然後評說這件事情的來龍去脈——有時僅僅是猜測或者分析，但讓對方感到小輩的頑劣曆曆在目。當你開始點頭稱是，從前的女藝人話鋒柔軟地向左歪或者向右對齊了，她能說出一種令人信服的道理，意思是一隻碗不響，兩隻碗才乒乒乓乓，更深的意思是孩子就是孩子，在外麵打架鬥氣是正常的，做大人的不必大驚小怪的，吵來吵去倒傷了街坊鄰居的和氣。職業性的敘事手法使她的一字一句都心平氣和，即使對方聽著並不是真正的受用，卻無法再做計較，因此總是訕訕而去。由於她在處理此類事情上成績卓著，街上的其他婦女也經常圍過去聽她是怎麽打發上門算賬的人，但是效果你也能預料，沒有用，許多事情是沒法取經送寶的 ；再說，也不是每一個女人都像敏兒他媽那樣，說過評彈。

 

當時我們那裏的評彈團好像是解散了的。姓嚴的女人不知道在哪裏上班，我有時候看到她提一隻布兜匆匆忙忙地從街上走過，沿途用她清亮的聲音和一些人打招呼，心裏便暗想，她在書場裏說評彈時什麽樣子，搭檔是誰？她會不會唱那個餘紅仙的“我失驕楊君失柳”？當然我無從知道關於她作為評彈藝人的任何細節。我知道許多吃藝術飯的人都要吊嗓子，她卻不吊，那麽好的嗓子全浪費在與女鄰居談論陽光和被子上了。這樣的生活是不是有點可惜？我也不能去問她，她就那麽在家門口曬這曬那，在街上走來走去。過了好幾年，我們城市的評彈團恢複演出了，市中心的書場門口經常貼出演出海報，還有演員的名字，我路過那裏時不免要留意嚴某某這個名字，但是節目換了一檔又一檔，我從來就沒有找到敏兒他媽媽的名字。我問我母親，不是說敏兒他媽媽說評彈有點名氣嗎，怎麽不見她演出？我母親也不知究竟，光是推測說敏兒他媽媽大概離開評彈團了。

 

評彈後來在我們那裏是老調重彈，不光是書場裏，廣播喇叭裏，甚至在一些茶館裏，都有有名或者無名的藝人在那裏不緊不慢地說，嗯嗯呀呀地唱，姓嚴的女人卻缺席，她一直留在自己家裏。奇怪的是後來她不再忙於曬這曬那的了，我有一次看見她披一件黑色的呢子大衣，站在門口，指揮她丈夫收一匾蘿卜幹。她丈夫無法把竹匾順利地搬進狹小的門洞，她婆婆在一邊顫顫巍巍地幫忙，幫的是倒忙，蘿卜幹紛紛地掉在了地上。讓我奇怪的是姓嚴的女人對此的反應，她一反常態，柳眉斜豎，用她依然清脆的嗓音說，“笨煞哉，笨煞哉！我不來，你們搬點蘿卜幹都搬不來！”

 

讓姓嚴的女人生氣的其實不是蘿卜幹，是她的病。我後來知道她不出來曬被子是因為得了病，乳腺癌。聽說她的一隻乳房被醫生拿掉了。她的歌唱般的聲音因此也被什麽取走了。鄰居們在街上拉住她兒子，就是那個叫敏兒的青年問，你媽媽的病怎麽樣了？敏兒頭一擰，說，“她生病，關你什麽屁事？”鄰居們都吐舌頭，說，“嚴某某那麽好的女人，怎麽生了這麽個兒子出來。”

 

再後來姓嚴的女人就去世了。她的攝於六十年代的照片作為遺像掛在白布上，著了色，很美很嫵媚，嘴角眼裏都是滿滿的笑意。我們那兒的殯葬是公開的，大家都去吊唁，看見死者的丈夫、婆婆還有她的不聽話的兒子都在哭，怎麽會不哭呢，這戶人家的頂梁柱沒有了 ；鄰居們也哭，怎麽不哭？以後不會有人用那麽美妙的聲音與你談論家務事兒女事了。

 

坦率地說在她的靈床邊我好奇多於悲傷，我心有旁騖，尋找著這個女人藝術生涯的實證。我在高高的雪白的山牆上發現一隻琵琶，那隻琵琶靜靜地掛在那兒，似乎已經掛了好多年了。在充斥著悲聲哀訴的葬禮上，琵琶被所有人遺忘了，我想應該有人想到把它放在死者的身邊，但是這樣說明什麽問題呢？我也說不清楚，我隻是覺得這個女人的一半生活在我們街上，生活在瑣碎的生活中，另一半卻是逃逸的，逃到哪裏去了呢？也許是在哪家書場的台子上，罩著一層灰塵，需要我想象的就是那另一半，包括她懷抱琵琶的樣子，包括她的唱腔是哪個流派——我從來就沒有聽過她的評彈。我想讓我去想象這件事有點荒誕，她既然是說評彈的，她既然就住在我們家的附近，我為什麽從未聽過她說評彈的聲音呢？

 

這個疑團大概是不會有人來解答的，暫且讓那個女人安息， 我來描述第二個女人的聲音——第二個女人的聲音與評彈無關，但與廣播喇叭有關。 

 

這裏所描述的女人，同樣有著人們認為最甜美的聲音。一點也不奇怪，她是我們家對麵工廠的廣播員，她的聲音應該是甜美的，否則就不公平了，那家工廠有好多青年女工，大家都能說不卷舌的普通話，憑什麽讓她當廣播員？她也一樣不懂得如何卷舌，一樣把“是”念成“四”，把“階級敵人”念成“階級滌綸”。

 

早晨我經常被這個女廣播員的聲音從睡眠中說醒，我不用驚醒這個詞，比較符合實際，一個動聽綿軟的聲音是決不會讓人受到驚嚇的。她在河對麵的高音喇叭裏說話，就像一隻辛勤的蜜蜂在你的耳邊嗡嗡地回旋，你慢慢地就醒了。我聽見她在廣播裏說 ：文章說——這是在摘引報紙上的文章，如此的播音結構最正常不過，但當時年少無知，偏偏又愛較真，聽到她說“文章說”就納悶，心想這個女人是怎麽回事，文章又不是人，文章沒有嘴，怎麽會說話呢？

 

我一直認為那個女廣播員播音有誤，完全是出於自身的錯誤和偏見。我母親就在那家工廠工作，有時候我去那兒洗澡或者吃午餐，在廠區的路上偶爾會看見一個體態苗條梳兩條辮子的年輕女子，穿的也是藍色工裝，但是不管是上衣還是褲子都明顯修改過了，修改得非常合乎女人人體的曲線，而且她的身上沒有粉塵和油汙，手裏拿著的不是勞動工具或者機器零件，而是一卷報紙或者一本雜誌，這使她看上去有一種清水出芙蓉的自得表情。我知道她就是那個女播音員，就是那個“文章說”。“文章說”走在廠裏，好多人，男的女的都踴躍與她打招 呼，可見她是個受歡迎的人物，這也很正常。就我所知，不管是在工廠、農村還是學校，當時的廣播員各方麵都要“過得硬”，群眾關係不好，別人會說憑什麽讓她坐在廣播室裏念稿子抓革 命，讓我們守著水泥窯汗流浹背地促生產？知識水平不高不行， 否則你老是念錯別字會歪曲了《人民日報》或者《紅旗》雜誌的精神！你的思想覺悟不高就更危險，萬一你利用宣傳陣地喊出一句反動口號，如何是好？所以我相信女廣播員是個優秀分子，但對她的“文章說”我是持保留意見的，她就不能換一種說法嗎？

 

有一年秋天，河對岸工廠的高音喇叭突然沉寂了幾天，然後出現了一個陌生的姑娘的聲音，那個姑娘說話結結巴巴，顯示她是個播音戰線的新兵。她用一種緊張的聲音說：下麵請聽革命歌曲——等了半天，革命歌曲卻始終響不起來，等得你心焦，她還沒有把歌曲放出聲音。於是那個緊張的聲音更緊張了， 亡羊補牢地說 ：今天的廣播到此結束，同誌們，再見。

 

新來的廣播員讓人喪氣。凡事就怕比較，我猜在“文章說” 從廣播站突然消失的那些日子，在工廠的高音喇叭所輻射的區域內，一定有許多人像我一樣，心中充滿了疑問：“文章說” 到哪裏去了？“文章說”出什麽事了嗎？

 

我與河對岸的廣播生物鍾般的聯係似乎是被強行中斷了， 不知不覺中我習慣並依賴了一個女人的聲音，這結果我原先並不自知。說我懷念那個女廣播員的聲音是詞不達意的，但我討厭新來的女廣播員尖銳生硬的聲音卻是千真萬確的。由此我也開始討厭那個工廠的廣播站，每天清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前奏曲把我驚醒時，我總是在床上痛苦地捂緊耳朵，說，吵死人啦！

 

還是交代清楚那個女廣播員的下落吧，這沒什麽關子可賣。那年元旦——或者春節？記不清了，反正是七十年代初期的某個節日，母親帶我去一家劇場，去看文藝演出。文藝演出中樣板戲總是重頭戲，建材係統的文藝演出也是相同的模式，先是一個轟轟烈烈的大合唱，然後就是樣板戲了，全本樣板戲排練起來有困難，就來幾個片段。《沙家浜》的智鬥開始了，站在“春 來茶館”牌匾下的阿慶嫂是誰？我覺得那麽麵熟，猛地就聽見我旁邊的觀眾狂熱而驕傲地報出了一個名字，說，我們廠的廣播員啊！她演阿慶嫂！

 

果然就是那個消失了很久的女廣播員。原來她到宣傳隊去了，這是更上一層樓的事。出於習慣我還是樂意當她的聽眾。我聽她唱“這草包倒是一堵擋風的牆”就跟著哼了起來，我看她翹著食指指向胡傳魁、刁德一，覺得這手勢比洪雪飛的手勢更加英姿勃發。這會兒她是阿慶嫂，我忘了她在廣播裏的不足之處，她不再說什麽“文章說”，整個人就顯得完美無缺。這還不算什麽，《沙家浜》下麵是《紅燈記》，留長辮穿紅襖的李 鐵梅粉墨登場了，我記得的是觀眾們的一片嘩然，下麵有人用驚歎句說 ：啊呀，又演小鐵梅又演阿慶嫂啊！不得了！

 

依然是她，就是那個女廣播員！那天坐在劇場的椅子上，我突然理解了她從廣播站消失的必然性，她真不得了！七十年代，人們還不懂得使用人才這個字眼，我也並不懂得如何去崇拜一個女人，但我從此對一個女人的才華銘記在心。這個“文章說”，她是一個廣播員？她是阿慶嫂？她是李鐵梅？她到底是誰？我想她就像一隻萬花筒，搖一搖，一定還能變出更多的花樣。

 

現在請大家回憶一下《沙家浜》裏刁德一對阿慶嫂的評價。刁德一很警惕又很佩服地說 ：這個女人不尋常——我聽到這陰陽怪氣的唱腔，就會想起那個女廣播員，當然這說的是她的青年時代。後來呢？有人大概會追問。我其實不願意描述女播音員的現狀，現狀的棱角顯得那麽尖銳，而且無趣，就像我們大多數人相仿的命運。陽光和輝煌有時候隻在你的額角上親吻一次，然後就無影無蹤，就像我這裏說的那女廣播員。

 

她的現狀不像我的文章一味追求完整——後來她結婚了，丈夫是宣傳隊裏的另一個文藝骨幹。他們結了婚卻失去了同台演出的機會，不是他們不求上進，是宣傳隊解散了，大家都回到了工作崗位。女廣播員不知怎麽沒有再進廣播站，好像是在工會裏做些難以總結的雜事。後來她有了個女兒，過了幾年， 又有個女兒。一晃多年，再後來她當了外婆。九十年代的女廣播員體形仍然苗條，但臉上的皺紋很多，給人飽經風霜的印象，這對一個女人的風韻來說並無多大益處。她上街買菜，抱著外孫去浴室洗澡，聲音依然清脆甜美，但說的都是些家長裏短， 聽著無聊。種種跡象表明我文章中的女廣播員屬於過去，而現在的她，生活越變越尋常了。從前的女廣播員如今走在荒蕪的瀕臨倒閉的工廠中，停產的廠區安靜得出奇。但即使是那麽安靜，她也聽不見年輕時候回蕩在廠區的聲音了，文章說——外麵的報紙越來越多，文章越來越多，但文章說什麽，與她有何相幹？她管不了那麽多，最近她要下崗了。

 

報紙上的文章說，競爭再上崗。不知這個女廣播員現在跟誰競爭，也不知道她是否在考慮，去哪兒上崗對她最合適？

 

不說下崗上崗的事了，我這就說到了第三個女人——這個女人的生活也與聲音相依為命，隻不過她的聲音用途更加粗鄙更加世俗一些。這個女人的聲音並不動聽，動聽也沒用，因為她的聲音主要是用來叫賣蔬菜魚鮮的。

 

她在街坊鄰居的婦女堆中顯得有點特別。特別處不在她的容貌，她的容貌很普通，甚至可以說有點粗俗；也不在她的衣著打扮，她的打扮也實在本分，大部分同齡婦女穿什麽，她就穿什麽。她的特別之處在於她的職業，在嚴禁城市人口從事私有經濟的年代，她竟然以販賣蔬菜為生，她是一個女販子！

 

她是一個女販子，這決定了她在孩子們眼中是一個形跡可疑鬼鬼祟祟的女人，投機倒把使她的眼神中有一種負罪感。但奇怪的是沒有誰看見她在我們的視線裏販賣任何蔬菜。人們說她到很遠的地方去收蔬菜，然後到很遠的農貿市場將那些蔬菜賣掉。這些販賣的細節都在人們的猜度中，卻得不到親眼所見的證實，這是女販子最特別之處，也是一些鄰居議論紛紛的焦點。有與她熟絡的人說，人家怕羞，人家愛麵子，她不願意在街坊鄰居麵前丟那個人。

 

她丈夫是個工人，那個說話口吃性格木訥的男人把她從郊縣農村娶進門，一口氣與她生下三個孩子，卻始終沒能為妻子尋找到一個正當的工作。一個人的工資養家糊口很難，那個女人雖出身於農家，卻並不願意過什麽艱苦樸素的生活，別人家有手表她也想有，別人家有縫紉機她也想有。街上別的婦女認為這是要強，要強就要行動，這女人有一天就行動了，幹的是販賣蔬菜的勾當。

 

女販子行蹤不定，有時候一連好多天看不見她的人影，這往往是她購銷兩旺的黃金季節。她早出晚歸，除了她的家人， 別人是看不見她的，即使看見她也沒什麽用。一般情況下她空著手在街上走（不知她是把蔬菜筐存在什麽地方的），看她風塵仆仆的樣子，與剛剛從紡織廠下班回家的女工沒什麽兩樣。但有時候她一連幾天閑在家裏，手裏拿著針線，坐在門口與女鄰居們東家長西家短地拉家常。作為一個市井婦女，她當然也有市井婦女特有的愛好，喜歡看熱鬧，誰家夫妻吵架父子鬥毆她都要站在前麵觀看，隻是不怎麽發言，顯然怕讓別人倒拔蔥， 帶出她的一把泥來。但看她的表情是很豐富的，同情或者譴責誰，站在誰的一邊，臉上是一目了然。後來我們知道這種時候往往是打擊投機倒把活動最熱烈的當口，她按兵不動，在自家門口看看別人家的閑事，是非常明智的。

 

她是文盲，不識字，但是算賬很快，左右鄰居賣廢品的時候，都要拉著她算一遍，這樣才能確保不吃虧。這樣的算術才能無疑得益於她的小販生涯。她人緣很好，除了自己的丈夫和孩子（她經常痛罵他們的蠢笨和頑劣），從不得罪人，所以這個從事不法行當的婦女，得到了來自鄰居的應有的尊重和理解。有一次街上的孩子們聽見女販子家傳來了嘈雜的聲音，這使他們很興奮，都擁到她家門口，看看這戶人家有什麽事情，但女販子的兩個兒子一個女兒像鐵將軍一樣擋在家門口，隻讓大人們進去，不讓孩子進去，嘴裏還不幹不淨的。他們好像明白母親剛剛遭受的屈辱，她在市場上遭到了執法人員的粗暴對待，秤被折斷了，蔬菜筐子被踩爛了，而且他們的母親還被人打了。女販子在屋裏哭泣，她的子女就善解人意地放大人進去，讓那些能言善勸的婦女去安慰他們的母親，然而他們發現母親的悲傷內容複雜，不是那麽容易化解的。她在裏麵突然大叫一聲，我命苦哇！這種淒厲的呐喊使孩子們摸不著頭腦，也隻有大人才得其中之味。但是女販子的女兒雖然隻有十四五歲，她一定懂得母親做販子的艱辛，所以她站在兩個弟弟的後麵，一邊替他們擋著門，一邊嗚嗚地回應著母親哭泣起來。

 

這就說到了女販子的幾個孩子。女兒沒什麽可說的，人有點笨，卻善良，後來嫁了一個老實巴交的小夥子。小夥子家境貧困，結果連新房裏的家具都是女販子打好了陪嫁過去，那姑娘嫁妝之豐厚讓鄰居們很是吃驚，他們都說沒想到，沒想到女販子這幾年販蔬菜，販出了個如此殷實的家底。沒想到的事情盡出在女販子家中，女販子的大兒子長到血氣方剛的年齡，正準備去下鄉插隊，有一天突然犯了心髒病，不明不白地就死在了床上。女販子大病一場，過了一陣恢複過來了，對要好的鄰居說，我這樣躺下去不是件事情，大的沒了，還有小的呢。我還要出去做。鄰居知道她是什麽意思：“出去做”就是指販賣蔬菜。可憐天下父母心，女販子為了小兒子，戴著大兒子的喪帶， 又出去“做”了。

 

小兒子長得英俊，討人喜歡，就是不聽話，典型的不愛學習愛打架的中學生，總是有別的孩子家長吵到門上來，說自家孩子被他欺負了。女販子不在家，這事由她丈夫處理，那男人就朝自己兒子扇耳光。扇了好多年，突然有一天，做父親的手被兒子牢牢抓住，做父親的胸口挨了兒子重重的一拳，兒子說，×你媽，你還打我呀，小心我滅了你。

 

那就是女販子唯一的兒子了。人們都預見了這個男孩的不妙的未來，隻有女販子盲目地為兒子構造著幸福的藍圖，後來這藍圖就被兒子親手撕成兩半，兒子終於在外麵闖了大禍，他用西瓜刀把一個賣瓜人的腸子捅出來，警察當場就把他銬走。女販子聞訊趕去要人，別人就指給她看西瓜攤前的血跡，女販子不看血跡，一味地要兒子，警察當然不理她。那沒腦子的兒子， 最後被送進了外地的一個勞動教養所。

 

鄰居們記得女販子又是一場大病。那一陣子她臥床不起，連她丈夫都懷疑她是否能挨過又一次打擊，但是我已經介紹過了，這是個特別的女人，她的特別之處不僅在於職業，也在於她的堅強和信念。女販子在探望過兒子以後，很快恢複了生活的信心。她向鄰居們抱怨有些人執法不公，誰家的孩子打架打出人命都沒進去，靠的都是關係。她沒有關係，隻能讓孩子去吃苦。鄰居們似乎都不忍心質疑她無私的母愛，就問她以後準備怎麽辦？女販子抹去眼淚，嘴角浮現出堅韌的積極向上的微笑，說：“我能怎麽辦？我就有兩隻手，出去做呀，賺點錢，等他出來了，要結婚要成家，還得靠我的兩隻手呀！”

 

女販子奇跡般地繼續她的小販生涯，隨著改革開放的時代潮流，她也擴大了販賣業務。後來聽鄰居們說，她不僅販賣蔬菜， 也販賣魚蝦，在秋季她還來往於陽澄湖甚至洪澤湖，倒賣當紅的大螃蟹。還有的鄰居，親眼看見她在百貨公司購買金戒指和金項鏈，她一轉身就否認，還騙人說，買不起，是看看解眼饞的。

 

她兒子後來從勞教所出來了，幾年不見的不良少年，長成一個高大而英俊的青年。女販子積存多年的母愛終於迎來了它的主人，這幸運的兒子用母親的錢開了一家煙雜店，經過一番專政和教育的洗禮，他對打架鬥毆失去了興趣，對掙錢和享受則有了強烈的追求，無論如何算是走上了一條較為安全的道路。

 

因為外形出眾，這兒子很快找到了女朋友，他不反對女朋友結婚的要求，而且非常誠實地告訴她，他母親手裏有五十萬，都是他的。女販子的兒子，一個幸運的兒子，讓我們聽聽他是怎麽安排女販子的五十萬家產的：

 

結婚用二十萬夠了吧，剩下三十萬先存到我的長城卡上， 慢慢花唄。什麽？她不給？她敢！不給我就捅死這老× 養的！

 

選自蘇童散文集《活著，不著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