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胡適麵前走過
我對胡適沒有研究，我見過胡適，崇拜過胡適，學習過胡適，思考過胡適，今天湊個熱鬧，談談我的回憶。
胡適一九四九年離開中國大陸，他去了美國。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他由美國回台灣講學。一九五四年二月，他回台灣參加國民大會。一九五八年四月，他回台北接任中央研究院院長，一九六二年二月去世。
由一九五八到一九六二，他在台灣六個年頭，這六年間他對台灣發生了極大的影響，台灣報紙對他的一言一動都當作重要新聞，台灣讀者閉上眼睛，都隨時可以看見他的一張笑臉。
胡適在台灣最重要的影響不在文學，在政治思想，他的精神時間幾乎都拿來宣揚民主自由，這一部分說來話長，還是先談文學。
一九五二年，胡先生第一次回到台灣，這是大新聞，很多人自動到飛機場歡迎他。我當時在廣播公司工作，也跟著采訪記者趕到鬆山機場，還參加了他舉行的記者招待會。那時都說他回來擔任政府的職務，也有人說他要組織黨派，新聞界對這兩件事興趣很大。他用太極拳應付過去。
終於有人問他對文藝運動的看法，他很認真的說：“文藝運動要由大作家領導。”這是他第一次談到文藝，隻有三言兩語。那時我是個文藝青年，心裏很納悶，政府正在搞文藝，大作家正是被領導的對象，我不懂他是什麽意思。
終於有一天我明白了，他的看法是文學史的看法，“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從他的角度看，五十年代的文藝運動是個政治運動。
一九五八年，台北的中國文藝協會開大會，邀請胡適演講，胡先生講《人的文學》《自由的文學》。演講有現場錄音，事後又記錄成文字，有一段話他是這樣說的：
“政府對文藝采取完全放任的態度，我們的文藝作家應該完全感覺到海闊天空，完全自由，我們的題材，我們的作風，我們用的材料，種種都是自由的，我們隻有完全自由這一個方向。
人的文學，不是非人的文學，要有人氣，要有點兒人味，因為人是個人。”
在《人的文學》演講之前，他在文協有一次演講，提到改造作家，他引用外國通訊社的報導，女作家丁玲「跪」在文協的地板上擦地板。「跪」字吐音很重，聲音也拉長，同時兩隻手做出擦地板的姿勢，表情很悲愴。他是一個很理性的人，我聽過他很多演講，隻有這一次看見他這樣「柔情」。
在《人的文學》演講之後，台北文化界紀念“五四”運動，請胡先生演講。他說起當年他提倡“文學改良”，陳獨秀把“改良”換成“革命”。他提到文學有生老病死，文言是死文學，白話是活文學，都是老生常談，可是胡先生不管說多少遍，大家還是愛聽，這是他的魅力，我沒見過第二個人能和他相比。
那次演講，他特別提到他們對新文學創作“提倡有心，實行無力”，他提出魯迅和周作人，稱讚了兩句。那時台灣無人敢公開說出魯迅的名字，而且魯迅當年罵人也沒饒了他，他“外舉不避仇”，我感受到他的風範。
一九五九年，中國廣播公司播出《紅樓夢》，我跟胡先生有近距離的接觸。播送《紅樓夢》是曾虛白的構想，他作過中國廣播公司代總經理。
曾先生和胡適熟識，他打電話給胡先生，請他擔任這個節目的顧問，經過一番周折。
胡適答應了擔任顧問。中廣在胡先生的主持下開了三次顧問會議，“胡適氣氛”名不虛傳，滿室如沐春風。胡先生很熱心，他在台灣很少實際參加文藝活動，這也許是唯一的一次。
第一次會議首先談到《紅樓夢》的版本，胡先生決定選用“程乙本”，乾隆五十七年程偉元刻印、高鶚修改過的本子，台北世界書局買得到，它的好處是語言比較淺顯通俗，用聽覺接受，困難比較少。
然後討論應該原本照播，還是加以刪節。胡院長顯示了他的科學訓練、理性主義，他認為警幻仙子、太虛幻境可刪，女媧補天、頑石轉世必刪，寶玉失玉。。。
第二次顧問會議，我提出作業報告，胡聽了一時沒有反應，我心中很有歉意。就問大家：有沒有不該刪、刪錯了的地方？大家默然，胡先生看了我一眼，很客氣的說：“刪掉的都是該刪的！刪掉的都是該刪的！”言外之意，還有沒刪掉的也該刪。
一陣溫暖湧上我的心頭，他明白作業程序，我是個箭靶子，他不為難我。邱主任有準備，他說節目部按照胡先生的指示，選取《紅樓夢》的精彩情節，另編二十個廣播劇，總算把場麵應付過去。
會後消息公布，我接到高陽的電話，他那時正在熱衷跟《紅樓夢》有關的事，很想分擔“二十個廣播劇”的編劇。其實邱主任隻是虛晃一槍，並未打算實行。
即使如此，朋友們對我膽敢到《紅樓夢》頭上動土還是一再諷刺，他們指著我說：“你是世界上權力最大的編輯。”
編審組還有一個計劃，請各位顧問對聽眾發表廣播演說，各人以不同的角度談談這部小說，其中有一個題目是“《紅樓夢》的藝術價值”，預定由李辰冬教授擔任。
胡院長看到這個題目忽然提高了嗓門兒，他說《紅樓夢》哪有藝術價值！他的理由是《紅樓夢》沒有plot，他說他住院檢查身體健康的時候，朋友送他一本《基督山恩仇記》，這本小說有plot，好看，那才有藝術價值。據說這是胡博士一貫的見解，可是我不知道，那天聽見了，更是驚詫莫名。
《紅樓夢》沒有藝術價值？沒有plot？字典上說plot是“情節”，《紅樓夢》沒有“情節”？我再查別的字典，終於在梁實秋編的字典中查到，plot既是“情節”，又是“結構”，還是“陰謀”。
我後來知道，plot是西洋傳來的東西，中國沒有plot，但是有章法布局，那就是中國的結構，《西遊記》《鏡花緣》《儒林外史》都沒有plot，但是都有結構，兩者不同，但是不等於好壞。唉，這好像要批判胡適了，罪過！罪過！
然後《紅樓夢》由辦公室進入播音室，那就是崔導播總攬一切了。
胡適畢竟是胡適，他對台灣的文學還是發生了影響，例如他到台灣以後，大家用白話寫應用文也仿佛成了風氣，他在這方麵沒有言教，隻有身教。他一九五二年回台灣的時候，台北的中國文藝協會排隊迎接，扯起巨幅布條，上麵寫的是“適之先生，我們熱烈的歡迎您！”
胡適提倡白話絕不放棄任何機會，例如中國大陸掀起批判胡適的運動，胡適的兒子胡思杜站出來“大義滅親”，外國通訊社發出電報，說胡思杜“沒有緘默的自由”。在那種情況下，胡博士還有心情告訴中國記者，應該翻譯成“沒有不說話的自由”。
有一年胡適生日，文化界許多人到南港中央研究院為他祝壽，他親筆寫了一封道謝的信，影印了，寄給每一個來賓。這封信開頭第一句話就是：“昨天小生日，驚動各位老朋友。”
中央研究院有一位工友，他的女兒讀師範，畢業了，希望能在台北近郊找個小學教書，就近照顧家庭。這件事很難辦到，除非有大力人士介紹。這位工友寫簽呈要求院長幫忙。胡博士並不認識任何小學的校長，姑且照那工友的意思寫了介紹信，也是毛筆、親筆、大白話，那校長把信裝在鏡框裏，掛在辦公室的牆上。
用白話寫應用文，老教授毛子水也曾響應實行，我想他是讓內憂外患交迫中的胡適開心片刻。風氣所被，那些年報上常有“我倆情投意合”一類的結婚啟事，“我們的父親某某先生”一類的訃聞。
我認為，壽序、祭文、獎狀、賀詞、褒揚令等等“儀式語言”才是文言最後的陣地。
胡適到各地演講，美國之音駐台北的單位都派人錄音，早期的丁秉燧常在現場拉線安置麥克風。大部分錄音都交給中廣節目部一份，節目部交給我聽一遍，我的任務是斟酌是否適合播出，或者摘出一部分播出。
我在工作中深受胡適語言風格的熏陶，他使用排比、反複、抑揚頓挫，常使我含英咀華。他有些話含蓄委婉，依然震撼人心，他明白流暢而有回味。我隻能跟他學敘事說理，學不到抒情寫景，他畢竟隻是廣義的文學家。
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