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覓》（十六）

飯後﹐曉陽送父母回去﹐佐伯和之朗獨對。 佐伯說﹐“你嶽父嶽母不是一般的人物。” “是的。”之朗說﹐“嶽父極有主見。我虧得有他指點。不然我真是腹中空空﹐兩眼漆黑。” “這是你的福氣。”佐伯說。接著﹐他問﹕“你幾歲離家的﹖” “十八。考上大學後﹐就再沒有在家裡生活過了。” “爸爸是教你讀過古書的。” “沒起什麼作用﹐”之朗說﹐“我不是文科的料。現在唯一得到的好處是字寫得比一般人好看﹐文字還算通順。敏子一直跟爸爸媽媽生活﹐她文學方麵比我強得多。” “你有什麼要對我說﹖”佐伯問。 “沒有。” “真的沒有﹖” “真的沒有。” “有什麼要求﹖” “嗯……”之朗難為情了。 “說吧。不管什麼。我隻要辦得到﹐都會滿足你。” “曉陽﹐她﹐她希望﹐以後﹐孩子能去美國﹐留學……” “曉陽已經向我提過了。我對她說﹐隻要成績合格﹐報名文件齊備﹐外麵的手續和費用﹐大舅舅全包。叫他們英文一定要讀好。英文不行﹐我就沒辦法幫忙了。” “我加緊督促他們。” “你個人的打算呢﹖” “我個人的一切屬於共產黨。我服從上級的安排。” “你也是有本事的。做到上海市的副市長﹐不簡單了。” “所以我沒有其他願望。” “想出國看看嗎﹖” “以我的職位﹐外訪的機會總是有的。” “很好。”佐伯想了一會﹐突然說﹐“對爸爸媽媽﹐怎樣看﹖” “他們不幸受極左路線打擊。現在都已平反昭雪了。” “你的感想呢﹖” “我認為﹐這是時代變動造成的後果。避免不了的。” 你不跟我講心裡話。佐伯想。 敏子對我袒心露腹﹐把我當最親最親的嫡親老娘舅。 邱仁傑跟我推心置腹。 謝迎勝跟我攤了內心的底。 羅將軍對我實話實說。 我本來打算把你當嗣子的。你把我推開了。 “你爸爸媽媽的最後年月很苦很悲慘。敏子的整個青春都葬送了。 ”佐伯看著之朗的眼睛說﹐“還有麽弟一直下落不明。你這個市長﹐要想法查找查找。” “據說麽弟是在甘肅失去蹤跡的……” “你也可以打打電話發發信件請其他方麵協助尋找嘛。” “我會的。” “還有﹐多關心敏子。不管你多忙。親妹子嘛。二弟弟之直﹐他們告訴我﹐文化大革命以後在四川出家做了和尚﹐不認不見任何親人了。這樣也好。至少他有了他自己的心靈安寧。現在﹐你是敏子的唯一手足了。” “是的。二弟的事我也聽說了。他自己的選擇嘛。小妹小時候很可愛﹐全家的寵兒。現在她仍很單純。” 佐伯這才確信之朗這個大哥始終不知道敏子的真實身世。“唉﹗大弟弟啊﹐過去﹐我們的家庭﹐是多麼和睦美好的家庭﹗父母子女之間﹐弟兄姐妹之間﹐多麼相親相愛啊。誰知道一切都成了永遠醒不過來的惡夢﹗我﹐老了。自己沒有子女﹐就把你們當成子女。你們奮發有為層樓更上之際﹐相互更要息息相關唇齒相依﹐我才有快慰啊。” “大舅舅放心。我會牢記你的囑告的。” 佐伯想﹐自己跟之朗之間﹐橫梗著什麼呢。說是代溝吧﹐為什麼跟敏子之間不存在這種隔閡﹖說是政治立場吧﹐邱仁傑﹑謝迎勝﹑羅將軍豈非更是正宗道地的共產黨﹖最後﹐佐伯明白了﹐之朗是一個被那種社會教育改造出來的新品種人物。舊時代過來的人﹐不管是什麼黨﹐骨子裡都不可能是那個品種。 過後的幾年﹐佐伯又回國過幾次。 回國的主要目的是處理商務方麵的事情。有些合同協議﹐非他到場握手﹑簽約﹑喝酒不可。 在那段時間裡﹐謝迎勝的兩個兒子大龍和小龍先後由徐潤珠出麵辦好經濟擔保﹑申請學校等項手續﹐去了美國。大龍在密歇根大學讀國際政治方麵的學科﹐小龍在紐約州北部的州府奧伯尼讀計算機專業的碩士研究生。他們的生活費用和學雜費用都由佐伯供給。 張誌強跟大舅舅見麵暢談過多次。佐伯對這個外甥很是器重﹐因為他不像親爹親娘﹐倒有點像他的二姨父程忘言。佐伯看到他﹐比看到程之朗更能勾起對忘言的思念和悲憫。誌強溫雅﹑安靜﹑深思﹑沉著﹐不慕錢財不重物資﹐對國家民族的境遇和命運有著強烈的關注和無言的使命感。佐伯從他身上看到了幾十年前的自己﹑忘言和仁傑的混合縮影。 一次﹐在賓館﹐佐伯﹑敏子﹑誌強舅甥三人吃過晚飯後談到深夜﹐佐伯讓自己包租的車送他們回家。上車後敏子對司機說﹐“先去XXXX路送送他。”司機接送過敏子多次﹐熟知她的住處。 站在車外的佐伯說﹕“小強也一個人住﹖” “他借住在朋友的狗窩裡。”敏子笑著說。 “什麼﹖” 誌強一五一十說了。 “噢﹐這樣﹗”佐伯說﹐“敏子何不早告訴我﹖” “小強哥不許我講。” “噢﹗” 第二天﹐佐伯約敏子出去﹐在上海西區武夷路新建的華僑新村買下一套兩房兩廳的三樓單元﹐送給誌強作為他私人的獨用“狗窩”。 談到出國﹐誌強說他暫不考慮。 “為什麼﹖”佐伯不解地問。 “出國﹐就是亡命了。”誌強說﹐“以我的年齡﹐讀書進修已經太大。觀察中國社會﹐還是在國內看得真切。” 佐伯想了想說﹐“也對。改變想法時﹐告訴我。”他想起張振雄已經提過多次﹐要求他把誌強和女兒裘莉弄去美國﹐等孩子們辦好定居身份後﹐自己就將能以直係親屬關係移民去美國坐享老福了。“到泰駒的公司做個看門人總還行吧。你們扔一點點殘羹剩飯給我﹐我就活得蠻樂惠了。”張振雄就是這樣說的。 (九) 我們的讀者如果記得敏子的小哥程之菽﹐那就一定會記得那個哈薩克人。一九六一年﹐小哥在戈壁灘跟妹妹敏子話別﹐恰巧遇上哈薩克人騎著駱駝途經那裡﹐他就由哈薩克人搭載而去。程之菽接受哈薩克人阿不圖拉的提議﹐臨時改變方向不去上海而去新疆﹐在那裡由阿不圖拉的“老兄弟”﹑自治區的人武部副部長哈族人佟國忠接收安排參軍當兵﹐後來奉派去上海送一封信而被上海公安機關以“新疆叛國集團要犯”之罪判刑入獄。程之菽自始至終堅持自己隻是一個執行命令的小兵﹐根本不知道任務的內容和性質﹐因此是無辜的。不過在中國的司法程序中﹐﹐案犯本人的辯護根本無用。程之菽在受審時絕口不提佟國忠其人﹐隻說那封信件是文檔室的值班員交下的﹐此外什麼也不知道。他當然更不會談到阿不圖拉﹐因為這段交往過程除了他們倆人沒有別人知道。所以﹐由於程之菽的機警和堅持﹐在新疆的佟國忠沒有出事。他在那封信裡當然使用了暗語﹐也不由自己出麵。 佟國忠由於那個轟動一時而又未能全麵偵破的哈薩克族人集體逃亡事件的間接影響而被調動職務。他離開了人民武裝部﹐轉到民政廳去當廳長。周圍一些活動積極行蹤明顯的哈族幹部被逮捕槍斃了。他自然成了驚弓之鳥﹐隻能蟄伏不動。但他明白﹐程之菽送去的那信雖已敗露﹐但小夥子保護了自己這個“老姨夫”。不然﹐自己斷無繼續去當廳長的可能。 哈薩克人阿不圖拉由於恰在省城黨校學習而避開了厄運。當年他對小哥之菽透露的隱憂其實是他的神經過敏。他的“烈士子弟”身份在當地是一個有力的護身符﹐一般情況之下不會受到懷疑。調他去學習實際上是組織部門打算進一步培養提拔他這個哈文漢文都好的少數民族幹部。在培訓期間﹐黨校對他們封鎖了哈族人逃亡的消息﹐直到他被派到自己的牧區當上區委書記時才知道了情況﹐也間接知道了“老兄弟”改任民政幹部的事件。此後﹐出於謹慎﹐他們之間很多年未再聯絡。 直到八十年代中期﹐共產黨中央政府改變過去的嚴壓方針﹐決定對民族矛盾日趨尖銳的西藏﹑新疆兩大自治區進一步放鬆放寬﹐不僅解放了原先因“哈族逃亡案”而繫獄的全部哈族幹部民眾﹐而且出於改善中蘇關係的需要﹐再也不提“蘇修帝國主義幕後策劃”的話了。佟國忠於是想到了“小老弟”程之菽。幸運的是﹐他雖然沒有重掌軍權﹐但被委任為自治區中共紀律檢察委員會副主任兼落實政策小組組 長。 他以紀檢委的名義給上海司法機關和勞改局發文﹐要求協查程之菽的情況。半年後﹐他接到一封覆文﹐說程之菽被逮捕判刑﹐前期在上海市監獄﹐後來送江西省勞改局轄下的勞改工廠服刑改造﹐後破壞警戒設施越獄逃亡﹐數月後在上海落網﹐被加刑十年。目前在青海省第三勞改支隊服刑改造。佟國忠找到阿不圖拉﹐這時阿不圖拉已是阿克塞哈族自治縣的縣委書記兼河西走廊張掖專區的區委副書記了。兩人熱心商議盡力解救這個可憐而忠義的小老弟。 他們找了一些當時的有關人士﹐寫下證詞﹐說明程之菽僅僅因為是上海籍人而奉派出差上海﹐他被牽入此案而逮捕判刑﹐顯屬錯誤﹐要求原判單位即予糾正。這時上海的公安司法係統已經換了人馬﹐正在緊張地加班加點複查在押罪犯本人申訴的冤假錯案﹔對於少數民族地區黨政機關來文要求根據政策予以糾正的案件﹐自然大開綠燈﹐草草瀏覽一遍案卷﹐即刻重寫複查判決書﹐發到青海﹐通知放人。 佟國忠接到覆文和判決書副本﹐立刻讓自治區勞改局跟青海聯絡﹐打算請阿不圖拉親自去青海接回這位為了他們而受盡苦難的小老弟。不料﹐青海覆電﹐這個犯人又越獄逃逸了。 佟國忠和阿不圖拉兩人目瞪口呆無計可施﹐隻好等候小老弟再次落網的消息到來後再作計議。 阿不圖拉想了很久﹐突來靈感。他給老兄弟打電話說﹐“通知人武部﹐把來找陶赫江的人扣下。我想他會來找我們。他一逃再逃﹐是想找門路翻案哩。小老弟不是笨人。上次在上海栽了跟鬥﹐這次一定奔大西北了。我們在這裡撒網吧。” “對著哩﹗”佟國忠興奮地說﹐“更可能來找你﹗他會以為我已經出事了。” “不過﹐大戈壁灘難活命啊。” “他對那一帶路頭熟﹐你看牢火車站﹑汽車站和到牧區的道路。多派些牧民出去。人武部我會打招呼的。” 程之菽已經成了越獄專家。 在服刑勞改的那些日子裡﹐他一門心思研究逃跑的辦法。 不過﹐正像上次出賣他的三姨夫張振雄問的那樣﹕“怎麼逃得出來﹖”這個問題是一個內行的疑問。張振雄坐過多年牢﹐對共產黨監獄的電網密佈戒備森嚴他是非常清楚的。 越獄﹐絕對是一件難於登天的事。 程之菽不急。他不是一個無知莽撞的蠢人。 他有意無意地通過非常間接極不顯露的方式﹐把周圍的地形﹑鄰近的交通路線和各種公共車輛的站頭摸了個一清二楚﹔也把監獄裡警員幹部的作息時間和行動規律觀察得巨細無遺。 此外﹐程之菽是一個因越獄罪而加刑的罪犯。正因這點﹐他被送到青海勞改。青海是一個無人能夠獨自在野外生存的地方。逃跑等於找死。之菽到青海後﹐就一再向監獄管理當局表示悔罪之意。他不斷地寫“思想彙報”﹐檢討自己在上海落網所得的教訓﹐表示認識到無產階級專政是強大無敵的﹐一個逃亡的罪犯是無法在社會上混跡的﹐自己隻有老實接受改造﹐洗心革麵重新做人才有出路。這種鬼話﹐監獄管理警員當然不會相信﹐但這些鬼話卻同時也是他們用來教育犯人的東西﹐因此他們隻能表示相信。他們把程之菽的“思想彙報”用大字抄錄在牆報上﹐讓他在犯人大會上“講用”﹐久而久之﹐程之菽就 成了一個“接受改造”的典型人物。 之菽所在的勞改支隊﹐是一家化工廠﹐生產膠木﹑塑膠﹑樹脂類原材料及製成品。他因文化基礎好﹐被分配到反應釜車間當主操作員。之菽本性規矩而忠實﹐因此對待工作﹐哪怕是勞改的業務操作﹐也極認真負責。反應釜的操作人員﹐責任相當重大﹔因為化工生產﹐原材料的配比計算﹐投料的時間用量﹐加溫與冷卻的掌握與控製﹐輔料輸入的速度與技巧﹐無不影響產品的成份﹑質量和產量﹐往往失之毫厘差之千裏。有好幾次﹐之菽就原料的含量與雜質的問題﹑前班遺留下來的操作失誤問題向管理人員及時反映﹐並提出解救辦法而避免了重大生產事故。而化工生產一旦發生事故﹐後果是相當嚴重的﹐可能發生驚天動地的爆炸﹐可能釜中的反應物半途硬結而令整個設備癱瘓報廢。程之菽因而漸漸贏得了當局的信任。有趣的是﹐論政治思想﹐監獄當局自然認為反革命政治罪犯比偷搶姦騙殺的刑事罪犯壞﹔但涉及一切具體事情﹐他們寧可相信反革命犯。程之菽的另一項有利條件是他的大西北解放軍戰士出身。他不是從上海市監獄整批送來的犯人之一。青海的監獄當局對上海犯人是特殊厭惡的﹐認為這些壞蛋特別狡猾難弄。程之菽從甘肅學得的一口濃重西北口音﹐使管理警員常常對他產生一種“老鄉”的錯覺。再說﹐程之菽這次的十年徒刑﹐全因越獄而加判﹔而他既然已經痛悔越獄之罪﹐對他的監管也就不那麼嚴密了。 八十年代初﹐程之菽從報紙上的消息感到﹐上麵的政策有了改變。他耐心等候了幾年﹐一天忽然看到一則新聞﹐說一位哈薩克族勞動模範﹐獲得了“草原紅旗手”的光榮稱號﹐而這人曾因哈族逃亡事件而入獄多年。他非常感佩黨的英明政策﹐哈族人民因此更加擁護共產黨了﹔許多當年誤信盲從的哈薩克人民﹐已經陸續回到了自己的可愛家園。程之菽斷定﹐設法為自己翻案的時機已經來到。他要把孤注一擲的計劃付諸實施了。 方案設計過很多很多。篩選下來隻剩一個。這個計劃宜於冬季實行﹐但冬季生存的困難和危險較多。 不去管它了。 青海高原的冬季來得特別的早。未到十月﹐已經北風呼嘯﹐草木枯黃﹐隨時都可能下雪了。 化工生產﹐車間的汙染極大。犯人下班﹐不洗澡是不行的。 化工生產﹐每個車間工段都需使用蒸氣。所以在車間群的中間位置﹐專門建有一個鍋爐車間生產和輸送蒸氣。正因為蒸氣普及﹐每個車間都有一個不錯的浴室。 監獄管理當局的管教﹑生產幹部以及駐衛軍隊﹐由於居住的生活區域離開犯人生活生產區域很遠﹐難以接通蒸氣﹐所以沒有專用浴室。他們這些人一般都乘犯人上班時進入犯人生產區的車間浴室洗澡。 有時候﹐他們中的一些人難免與加班的或單獨勞動的犯人如修理工﹑電工等混在一起洗澡。這情況﹐已成慣例了。他們並不畏懼與犯人混雜在一起洗澡。因為沒有犯人敢於襲擊幹部。那樣做是必死無疑的。多少年來﹐在這方麵從來沒有出過事情。 一天晚間﹐程之菽當值中班﹐時間是下午三時至晚上十一時。他這個班次﹐正巧接續前一釜的完成﹑放料﹑裝置。晚飯之後﹐新一釜投料﹑配料後﹐開始了一直延續到晚班接手的長達十小時的穩定反應階段。在這期間﹐操作人員隻需密切注意溫度壓力以及觀察反應情況即可。 到十點左右﹐程之菽去浴室洗澡。這個行動﹐是被默許的。隻要釜子有人看管﹐操作人員可以略微提早一點輪班洗澡。這樣﹐下班時集隊迅速﹐當值帶隊的管理警員可以早點下班回去。這次﹐之菽比平時早了三十分鐘。此時不會碰上其他犯人。他必須主動﹑耐心等候機會。 他正在慢慢擦洗﹐忽然喧譁說笑著走進三個管教科幹警。他們比較喜歡來反應釜車間洗澡﹐因為這裡比其他車間的浴室乾淨﹐犯人是清一色的政治犯。 他們在外麵慢慢脫光衣服﹐然後進入浴室。 三個淋浴水籠一齊打開﹐浴室裡頓時更加霧汽蒸騰了。 他們誰也沒看程之菽一眼。 程之菽在揩乾身體的時候﹐覺得行動的時機到了。 他知道﹐幹部們洗澡不像犯人﹐心急慌忙﹐隻怕集合哨響﹔他們慢條斯理﹐把這件事當作一項享受﹐不滿半個小時不會罷休。 他沒關水籠。想了一分鐘﹐他快速關上水籠﹐旋身往外走去。 在更衣間﹐三個幹部的大堆衣服分開攤在長凳上麵。 程之菽快手快腳地分別從三個衣堆上拿起襯衫﹑軍褲﹑黃色軍裝棉襖﹑黃色軍服棉褲﹑海虎絨警帽和警棉大衣穿在身上﹐再穿上襪子和一雙較大的警察皮鞋。接著又到三個人的衣袋褲袋裡搜索一遍﹐把有用的東西統統放進大衣袋裡。他想了一想﹐把自己的所有衣物裹成一團﹐在走出浴室時順手往鐵絲網外麵的亂草叢裡一扔。接著﹐他把帽子上的護耳厚蓋放下﹐又摸到大衣袋裡的一包香煙﹐點燃一支﹐大搖大擺地登上一個小山坡﹐沿者可通運輸卡車的大路﹐走到警戒區大門口﹐頭也不回地通過崗哨﹐走了出去。 穿越幹部生活區時﹐前麵有一個人慢慢走著﹐後麵五十多米遠處有兩人正在上坡。程之菽假裝吐痰﹐吐得很響﹐同時迅速扭頭瞥了一眼﹐那兩個人也在慢慢地走﹐不像追趕上來的樣子。此時寒風刮麵﹐黑雲蔽月﹔高牆拐角處崗樓上的探照燈不時地對準圍牆和電網掃來掃去。之菽既不快跑﹐也不止步﹐更不東張西望。 走近監獄大門時﹐前後的三個人都不見了。程之菽筆直往前走著﹐吸了最後一口煙﹐把煙蒂扔在地下﹐用腳踩滅﹐並半舉左手﹐招呼開門。這個動作他琢摩了多年。崗亭裡的值班軍人按了電鈕。一扇側門滑開了。之菽在跨過門檻時﹐用假聲咳了下嗽﹐吐了口痰﹐頭也不回地向著門關戶閉的崗亭擺了擺手﹐算是致謝。 這些﹐都是管教科黃科長的招牌動作。黃科長喜歡單獨一人在夜間巡視“收了封”的監舍一遍﹐然後回家睡覺。他不住在監獄大牆裡邊。所有帶“長”字銜的官兒都不願意連妻室帶兒女地住在監獄大牆裡邊。 小門在程之菽的背後關上了。 程之菽完成上述全部動作﹐隻花了十八分鐘時間。 走到街上﹐隻覺冷風直朝脖子裡鑽。他正向左右眺望﹐一輛軍用吉普開過。 他招招手﹐吉普停了。兩個小兵從車窗裡望著他。 “小鬼﹐去哪疙瘩﹖”他用很純的西北鄉音問道。 “城裡﹗” “借個光﹗” “上來吧。哪裡的﹖” “從這疙瘩出來﹐不是勞改局的還有哪裡﹖” 兩小時後﹐程之菽已經登上駛往蘭州的部隊運煤專用列車。他口袋裡的證件和鈔票﹐使他一路通行無阻。 不出阿不圖拉之所料﹐程之菽正是打算去甘肅找他的二十多年前戈壁灘上的萍水之交。思前想後反省了這麼多年﹐程之菽意識到去上海找親友是非常愚蠢的。自己正是栽在自己的親姨夫手裡。這麼多年了﹐誰可靠誰不可靠已經很難說了。而﹐草原上的阿不圖拉應該是可靠的。自己曾經掩護過他們。隻有通過阿不圖拉才能從側麵打聽“老姨夫”陶赫江有沒有出事。隻有陶赫江才能替自己洗刷罪名。程之菽逃亡不為別的﹐隻為翻案。他知道﹐在監獄裡麵自己寫申訴﹐絕對沒用﹔連申訴信替不替寄出都沒準。而﹐在這個社會裡﹐案子不翻掉﹐是很難活下去的。 這時程之菽已經四十多歲了。 他已再也不是跟敏子分手時的那個十八歲小哥了。也不是輕易相信三姨夫張振雄的那個麽弟了。多年的勞改犯生涯﹐已經把他磨練成一個與前完全不同的中年男子。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