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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燕祥:歲月深處

(2020-08-03 13:35:58) 下一個

邵燕祥 · 生平

著名詩人邵燕祥先生8月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7歲。

 

邵燕祥出生於1933年,父為漢族,母為滿族,浙江蕭山人,中共黨員,1948年北平中法大學肄業。邵燕祥1949至1957年任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編輯,1958年被劃為“右派”分子,1979年改正後至1984年任《詩刊》編輯,1980年成為筆會(PEN)北京中心會員,中國作協第三屆理事,第四、五屆主席團委員,第六、七屆全委會名譽委員。

 

邵燕祥於1946年開始發表作品,1956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出版詩文集70餘種。他的詩集《在遠方》、《遲開的花》分獲第一、二屆全國優秀新詩(詩集)獎,雜文集《憂樂百篇》、《邵燕祥隨筆》分獲第一屆全國優秀散文雜文獎、第一屆魯迅文學獎。

 

1917年,北京鍾樓

 

清末北京前門大街

歲月深處(選讀)
 
邵燕祥

 

八麵槽

 

 

 

 

北京八麵槽天主教堂 

 

即現在王府井大街中間一段。
 
八麵槽,是個十字路口。往西是東華門大街,紫禁城的東華門遙遙在望;往東是金魚胡同;往南,正經是王府井大街;往北,一直走到燈市口,往日就叫八麵槽,過燈市口再往北,那一段從前叫王府大街。
 
早先,金魚胡同西口裏麵,東安市場、吉祥戲院、東來順飯莊都是有名的。西口往北把角處有一家“寶華春”,老牌的雞鴨店,預訂下,可以派夥計送雞送鴨送雞什鴨什。
 
幾十年來,無數次從這裏走過,順心的時候,倒黴的時候,好天氣,壞天氣,合上眼能看見馬路兩邊不同門麵不同招牌,聽到人聲車聲喇叭聲,再往前還有人力車、自行車的鈴聲;也能梳理出不同時期不同情況下自己的喜怒哀樂,沒向人說過,也沒人知道的,雖然不是什麽隱私。
 
但有一個沉重的記憶,永遠和八麵槽這個地名一起,壓下了車水馬龍,市聲人語,那是一個拆除了五十多年卻還留下濃重陰影的:黑色炸彈。
 
當然隻是模型。日本占領的後期,一個黑色的炸彈,一丈多高,傻大黑粗地矗立在八麵槽十字路口的街心轉盤當中,尾翼翹然,見棱角,而炸彈頭朝下,仿佛一觸到地麵,立刻就會轟然巨響,彈片與泥土瓦片紛飛,大火熊熊,濃煙滾滾,使繁華鬧市陷入驚叫、哭喊,最終轉為滅絕一切的寂靜。
 
這就是日本軍國主義對淪陷區中國人的恐嚇和威懾,以炸彈,以暴力,以死亡。
 
日本軍國主義陰魂不散。然而半個多世紀來,我讀到不少寫老北京的文字,卻沒讀到有關的記載。
 
今天,八麵槽的名字已經從市區圖上抹去。城開不夜,南北貫通的王府井步行商業街上琳琅滿目,一片升平。
 
我願以二十世紀災難中幸存者的身份提醒世人:二十世紀中葉,這裏曾經高高樹起一顆黑色的炸彈,這就是日本法西斯“建設東亞新秩序”的模型。

 

 

 

五棵鬆

 

 

地在西長安街向西延長線即複興路上,地鐵五棵鬆站在萬壽路和玉泉路站之間。
 
一九五三年,還沒修地鐵。出複興門西行,公主墳就顯得很遠;越公主墳而西有地名五棵鬆,我們當時數了數,已經隻剩三棵了。
 
一九四八年北平圍城時,傅作義退守城內,當時把複興門外馬路的行道樹都砍了修建工事。五棵鬆古木的破壞,不知是當時所為,還是後來者的翦伐。
 
有一個星期天,我們幾個年輕人分別騎自行車和乘公共汽車出城,相約到袁方同誌家作客。袁方早年從上海到蘇北參加新四軍,華東台撤銷後來中央台,時任文教組組長。我和她曾經聯名寫信給梅益,對機關裏麵某幾個領導幹部的表現提出批評。這表明我們對一些問題有相近或相同的看法。
 
袁方雖已中年,身體也發胖了,但年輕時能打籃球,現在夏天還下海遊泳,不屬於老氣橫秋的人。她有朝氣,有幹勁,不像動過癌症手術的病後之人。她常說:“列寧說,不會休息就不會工作。”
 
我們向袁方打聽了走法,但因這一帶誰也沒來過,繞來繞去走了些彎路。我記得騎車經過了農業大學所在的羅道莊。袁方家住在馬列學院分院,這好像是個不掛牌的單位,也沒法向路人或住戶打聽。
 
袁方的丈夫馮定,是我們都很尊敬的哲學家,黨內知識分子老幹部。我印象很深的是,一九五二年春夏之交,梅益拿來兩張上海《解放日報》第三版,上麵刊登了一篇馮定署名的理論長文,文題尤其長,總之是關於中國資產階級的兩麵性雲雲。有一張版麵上勾改添加,眉批旁注,早弄成個大花臉。梅益告訴我,這是毛主席改的,他從於光遠、林默涵處借來,還要歸還,讓我在一份幹淨的報上,把改動之處照樣劃出、謄清,等於複製一個副本。我很快就照辦交卷。當時我的理論興趣不濃,更缺少政治頭腦,也沒把這樁公案當一回事。許多年後才看到一個材料,好像馮定此文是與陳伯達爭論的,毛澤東欣賞了馮文,而陳伯達作為中宣部長,竟一度因此失勢。經過毛的批改,馮文在北京的《人民日報》上轉載了。
 
一九五四年我調去做工業報道,同袁方聯係也少了。不知馮定何時從馬列學院分院院長調任北京大學副校長。
 
不用“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十年就夠一個輪回。六十年代初期,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了馮定的文集《平凡的真理》,不久就被中央級報紙點名批判。也隻是批判而已。到了“文革”發動,北京大學一九六六年搞什麽“捉鬼台”,這才把原先文質彬彬坐在台上的馮定副校長,跟教職員工中的“牛鬼蛇神”打到一起去了。
 
後來聽說馮定去世。他們有個兒子是學理科的,同一位農村姑娘結了婚。八十年代,袁方也去世了。
 
應在這裏補充交代一句:五十年代馬列學院分院,專門接納國外兄弟黨的幹部前來學習。我所知僅此而已,我估計主要是東南亞的共產黨。但我想,波爾布特不是馮定的學生。五十年代他還在法國留學,六十年代那個分院又不複存在了。

 

 

當年北京新華廣播電台

 

 

 

灰樓

 

 

複興門外真武廟路路東,真武廟二條西口往北。
 
不久以前在複興門外大街西行,從車窗望著複興商業城、光大銀行……那個真武廟路裏,卻不見我熟悉的灰樓,而路口分明是全國總工會的辦公樓。路沒錯,裏麵的灰樓消失了,改建了。
 
灰樓和附近的粉樓,始建於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期,在廣播大廈落成以前,是中央廣播事業局、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國際台以及北京市台的辦公樓。命名緣於樓的顏色,粉樓以其粉紅,灰樓以其灰。
 
灰樓的五樓曾部分辟為集體宿舍。多事的一九五六年,我就住在其中一間,我的床守在門口,同室還有對台廣播部的蘇新,廣播劇團的張慶仁。
 
蘇新是台灣省人,家眷還在那邊居留。他大約是一九四八年前後到香港,又轉來大陸的。相對於我這樣二十郎當歲的小夥子,四十多歲的蘇新同誌已是老人。他很持重,不大說話,說話時彬彬有禮,就對我們小輩也一樣,很客氣;他單身住在集體宿舍,看來隻有到了台灣解放才能重見親人,真是以身許國,四海為家,為革命奉獻一切,在所不惜。我私心對他十分敬重,其中又夾著幾分同情。
 
一九五七年初,我一結婚就從灰樓遷出了。
 
再進灰樓,已經人比樓“灰”。六十年代初我已經是“摘帽右派”;老上級左熒收容我到北京廣播學院漢語教研組,學院成立於一九五八年,還在草創時期,當時廣播局機關都遷入廣播大廈,灰樓就成了學院校舍。
 
我在學院呆了半年,工作是給新聞係一年級和僑生班(許多是被印尼政府反華時迫害的華僑子弟)輔導漢語課和作文課。輔導課常安排在上午十點到十二點兩節。剛上課還好,站到近中午時,兩腿一陣陣發軟發抖,那是餓的。四十年過去,別的都忘了,這個挨餓的感覺一喚便醒。——難忘的一九六〇年啊!
 
後來調到中央台文藝部資料室,遂告別灰樓。但與灰樓因緣沒斷。更加灰頭土臉地進灰樓,灰樓已經是拘管廣播局專政對象的“政訓隊”了。
 
時為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我進了這個“政訓隊”的一隊一班,這一班以文工團的人為主,有總團團長柳蔭,副團長陳庚,藝術指導陳戈,說唱團團長白鳳鳴,一級演員侯寶林,還有曲藝作家王決,民樂團指揮彭修文,在文工團打雜的我,再加一個管行政的副局長李伍。

 

地點就在我住過的灰樓五層。上樓往右是一隊,共六個班,包括局長梅益在內,所謂“走資派”、“反動權威”和像我這樣忝為“老右派”者屬之。上樓往左是二隊,是許多有所謂問題後來證明都不成其為問題的人。
 
一個一個入隊,都要恭聽宣布十條“無產階級專政紀律”。四個月後解散時,造反派稱這個隊是為了“保護”這些牛鬼蛇神而設置的,理由是隔絕了群眾的揪鬥,每星期還能吃一次帶葷腥的菜,如肉片燒茄子!
 
當時還在位並決策成立政訓隊的,以局黨組一把手、政委丁萊夫為首,下至政治部的一班人,未必有保護梅益、侯寶林等人之想,弄個名目把“黑幫”和“一切牛鬼蛇神”軟禁起來,恐怕是接受了曆次運動的經驗,又借鑒了左鄰右舍的做法。不過事後回顧,那個“紅八月”特別是毛澤東、林彪“八·一八”在天安門檢閱紅衛兵以後,北京城裏一霎時“兵荒馬亂”,抄家打人,血雨腥風,打死白打;把我們這些已經“揪”出來的人“圈”起來,勝似拋向街道,由派出所、居委會明裏暗裏慫恿紅衛兵一類人隨意處置,濫施私刑,也許客觀上確實起了“保護”的作用。
 
剛一進來,班裏還有一合唱隊員,白白淨淨的年輕人,名叫錢正。我們兩人抬筐在煤堆上來去,他赤腳穿著塑料涼鞋,走在煤塊上磕磕絆絆,還是很出力地快跑,表現為積極地接受專政。我心裏奇怪這樣一個人怎麽弄到我們班裏來。冒著違犯專政紀律的危險,我試圖滿足自己的好奇心。才知道他父母一九四九年到台灣去了,而他從小就地在南京參加了部隊文工團。不知是不是因為這個“台灣”的關係,才從部隊轉業。可惜我的好奇心還沒得到充分的滿足,錢正這個人就消失了。紀律在上,不能多問。但私下裏卻有傳說,一說他從五樓跳下去了,一說他被公安部門逮捕了。又傳說他父親是台灣高雄市的“衛戍司令”(?)雲雲。
 
一九七九年後,各項冤假錯案陸續平反。政訓隊一隊二隊“成員”幾無例外。但沒聽說關於錢正有什麽說法。又因為我在一九七八年底就離開廣播局,有時記憶裏閃過這麽一個人,但從沒找人問過。錢正其人者,到底是死了,還是抓起來了?抓起來以後怎麽處置的,放了沒有?放到哪兒去了?八十年代後有海外、境外關係的,都“吃香”起來,成為“統戰”對象,如果錢正健在,及此殊榮,我該會輾轉聽說的吧?
 
在“政訓隊”住了四個月後,放歸“群眾當中”,接受“群眾監督”,我又重新留起頭發(當初“落發”是我在政訓隊內惟一一次自主的決定,令孫隊長發現後感到驚訝,但未怪罪)。又一年四個月後,於一九六八年五月三日重入灰樓。還是“黑幫隊”或所謂“牛棚”的性質,這回名目叫作“大聯總專政隊”,上有“群(眾)專(政)辦公室”管理,直屬各派“大聯合總部”,此時已軍管,真正做主的是軍管小組了。在我,也算是“二進宮”了,我卻不似初入灰樓“政訓隊”的沉重。在裏麵是專政,在外麵也是專政,其間遠沒有五十步與百步的距離,一步之隔耳。
 
上層的事不去說它,隻說這個“走讀”專政隊,維持了一年之久,到一九六九年四月“九大”前夕解散。這個隊裏除了老“政訓隊”的班底以外,加上了“亮相”於兩派的一些幹部,還有“文革”初期打倒了梅益,隨後又在“一月風暴”奪權中被造反派打倒的丁萊夫。不過,梅益、丁萊夫等六七個人未在專政隊“走讀”,而在專家樓裏“全托”,即單人監禁,上食堂也有人押解了。
 
專政隊基本上半日勞動,半日學習,學習是在灰樓二層一間大辦公室,如果我記得不錯,正是幾年前漢語教研組的所在。坐在長條凳上,常不免回思往昔,有時一瞬間仿佛窗外射進來的還是舊日的陽光。
 
讓這些曾經坐辦公室,時不時靠著椅背休息一下的人,統統坐長凳,大約也是主持者實施專政和改造的苦心。就像後來中(共中央)辦(公廳)奉賢幹校的重要經驗,“機械化不能代替革命化”,可以用載重汽車運輸的,偏要用人拉肩扛,其思路完全一致。讓這些“養尊處優”的家夥隻勞動半天,就是恩典,半天學習實為休息,夠舒服了,不能給椅子,隻能坐條凳,挺著腰!這或者有助於消除“三大差別”之一的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差別吧。
 
蘇新這時也在專政隊裏,該幹活就幹活,該坐長條凳就在長凳上挺直腰坐著。他動作沉穩,更少說話。
 
外麵在“清(理階級)隊(伍)”,裏麵也在“清隊”。蘇新跟我不同組,即使同組也不能互相溝通;全是坐牢的一套,不許互相詢問案情,以免“串供”。大家集中在這個隊裏接受專政和勞改,但還須對原來所在部門的“清隊領導小組”負責。直到專政隊快結束時,每個人要寫自傳,才在專政隊裏開會,通過典型對全體施加壓力,為的是要大家分別“認罪”,“徹底交代”各自的問題。
 
我因為是“老右派”了,即使有了“新問題”,也隻是白紙黑字擺在那裏,問題在你如何判斷,不在我如何“交代”,更用不著內查外調,這時便覺輕鬆——也是一種奴才式的輕鬆吧,猶如有的豬拖去殺,那沒被捉的豬就在旁邊輕鬆地覓食。
 
這期間才聽說蘇新一些情況,粗知他三十年代初就是台灣共產黨的中央宣傳部長,當時台共地下黨歸日本共產黨領導,所以蘇新被捕,在日本報紙上見過報道。現在就以三十多年前的日本報紙作根據來審查蘇新。哦,他是坐過台灣監獄——也就是日本監獄的。那個年月我還沒有出生,或剛剛出生。飽經滄桑的蘇新,不知有什麽樣的今昔之感,他曾經拿今天的“群眾專政”跟昔日的鐵窗生涯做過比較嗎?
 
想蘇新之所想,我的心一下子沉下去了。原先我尋思,他要想恢複組織關係,要等到台灣解放,而現在,談什麽重回黨內,他的問題要想澄清,也是遙遙無期了。如果大陸上的台胞中沒人能做他的曆史證明人的話,待到台灣回歸大陸那一天,在島上還能找到證明人麽?誰知要等到哪一天,蘇新能等得到,他昔日的同誌,可為他那段曆史作證的權威人士卻還能健在麽?
 
不幸中之大幸,可敬的台灣老同誌蘇新活到了“文革”結束,雖然聽說活得很艱難。我從黨報上讀到他逝世後追悼會的消息,那些加諸他頭上的誣蔑不實之詞全已不見,還了他一個革命者的清白。
 
又過幾年的八十年代中期,我才聽說,他留在台灣的女兒(似名蘇慶黎),也成為一個政治活動家,她以“夏潮社”的名義,突破台灣國民黨當局的種種禁令,為台灣回歸祖國的統一事業做著持久的努力。
 
但我不知在蘇新最後的日子裏,曾否見到分別多年的女兒。

 

 

 

頤和園大戲台

 

 

 
頤和園裏大戲台,在東宮門西北,導遊書上有正式的名字,我老是記不住。
 
頤和園裏有許多地方留在我記憶裏,但我不止一次來大戲台,卻不是以遊客的身份。
 
身份?壯工吧。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我從河南淮陽幹校調回廣播局。我是廣播文工團全建製返京以後扔在幹校不管的兩個人之一(另一個是男高音朱崇懋)。這年冬文工團並沒有要我回來的意思,是已經恢複工作的中央台領導顧文華提議,他們不得不給麵子,勉強發了一紙調令。
 
我不了解內情,回北京第二天就上團裏報到。總團給個冷冷的答複:回家等待分配。
 
也罷。“有錢難買待分配”,就此賦閑在家。整個一九七四上半年,是“批林批孔”熱火朝天的日子。我得免去許多開會學習被迫發言表態的尷尬。加上長期幹活忽然中止,在家裏“蹲膘”,略略發胖了。
 
七月間,說有一份中央文件強調“抓革命促生產”,於是叫我到劇團舞台工作隊上班,有演出時裝車裝台,沒演出時就在廣播劇場後身的布景道具倉庫兼木工房,給木工師傅趙振栓打個下手什麽的。
 
每年“五一”、“十一”,照例在各大公園組織遊園活動。分配給我們的任務,是到頤和園的大戲台去裝台。
 
無論四月下旬或九月下旬,算得上春秋佳日,我們乘大卡車出城,有如兜風。舞工隊(不是武工隊)隊長老呂(學先)帶隊,小趙(振栓)是主力,還有小白小陳小王,以及陳鐸,我,什麽人等。陳鐸在幹校時是抓“五·一六”的重點對象,我們經常被派在一起勞動,此時他也沒完全結案。
 
裝台的活兒不重,又仿佛一次遠足,連我和陳鐸,一路心情也都很好。
 
頤和園,隻有人少的時候,才像個皇家園林。我們去的時候,即有遊人,也多半在長廊、排雲殿、諧趣園徜徉,大戲台這個院裏十分清曠,除了我們沒有別的人影。
 
此情此景,最適於發思古之幽情。我坐在大戲台對麵頤樂殿台階上,心裏念叨著“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台”,“歌管樓台聲細細,秋千院落夜沉沉”,“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盡桃花扇底風”……才發現寫歌舞場麵的,幾乎全是夜景,沒有日場,更沒有我們遊園會在大早晨陽光照耀下演出的;還有,寫的分明都是各種版本的《韓熙載夜宴圖》,擬之於現代,就是大戶豪門的“堂會”了。
 
頤和園裏的大戲台,一年閑置三百六十天,也就是有限的節慶壽誕,給西太後辦個堂會吧。江青雖有野心,不免常想步慈禧後塵,但大概“日理萬機”,沒想到頤和園裏的大戲台,不曾借“五一”“十一”到這裏感受一下女皇式的威儀:獨坐中心,觀看大戲台上獻演的戲碼兒,跟君臨排練場審查樣板戲,是不是一樣的滋味?或許不是她不想來,而是忙著如毛澤東所說的“策劃於密室”,“點火於基層”,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裏之外,不得分身?
 
我們裝台以後,離正日子還有幾天,自有專人做安全檢查,沒有我們的事。事後從報上能看到黨政領導人分別到各大公園,坐在小板凳上觀看演出,“與民同樂”的照片。
 
於是悟到這也是“你在橋上看風景,看風景人在樓上看你”,台上演戲給台下人看,台下看戲的人裏,也許身上帶著更多的戲呢。我們裝台的人不在場,頂多算是在場外看戲,矮子觀場,“隨人說短長”。我想起魯迅有詩雲:“靜默三分鍾,各自念拳經。”立刻又想,不可亂想,一旦說出口,偶語棄世豈不冤哉,市上也正追查各種政治謠言呢。
 
一九七六年的“五一”,政治空氣凝固得令人窒息。但我們還是輕鬆地在大戲台完成了裝台任務。事後“拆台”運回,更有戲已演完之感,說不清心情沉重還是輕鬆。

一九七六年九月毛澤東逝世,當年“十一”似未舉辦遊園活動。我後來離開“舞工隊”,也不管替演出搭台的事了。

 

 

 

先農壇

 

 

 

1901年,先農壇祈禱殿

 

先農壇內慶成宮

在宣武區南緯路。
 
先農壇原是明清兩代皇家祭祀先農、天地以至“太歲”的地方,民國後多有變遷。這裏指的主要是原址東南部的先農壇體育場。
 
一九四九年七月一日晚,中直機關(應該還有北平市直屬機關)在這裏召開大會,紀念中國共產黨誕生二十八周年。
 
這是在經曆了“農村包圍城市”的長期鬥爭,終於解放了著名古都也是內定要建國定都的北平——北京之後,這是在渡江解放了國民黨一黨專政的中華民國的首都南京,並且準備成立由中共領導的聯合政府執政的新中國的時候,欣逢建黨的紀念日,誰說不該隆重地紀念?

 

我隨著廣播電台的隊伍到達,興奮,“新鮮”。第一次聽說中國共產黨是在七月一日這一天誕生的(後來經考證應為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七一或取大數,或取肇始之義,或取易記,或索性因為長期以來湮沒失憶),第一次過這個革命的節日。半年以前,還是舊中國舊社會,那時候除了過大年,清明端午中秋重陽,隻知道一個陽曆新年,一個四月四日兒童節,一個十月十日國慶日,還有一個洋節聖誕。至於有革命意義的節日,則是每年三月二十九日,以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紀念日為青年節。
 
革命了,勝利了,黨教導我們這不同於曆史上的改朝換代,而是翻天覆地的大變革。改朝換代尚且要改年號,翻天覆地首先要改元,中華民國三十八年改稱公元一九四九年,正如辛亥首義以後,再沒有大清宣統四年,隻有中華民國元年了一樣。
 
這一年三月二十九日,沒有過青年節,青年節改在五月四日即五四運動紀念日了。在這之前,過了一個從前一般人沒過過甚至沒聽說過的“五一”國際勞動節。至於兒童節由四月四日推遲到六月一日,國慶由雙十節提前到十月一日,又把八月一日南昌起義紀念日定為“八一”建軍節,都是後話,也是人們生活和觀念革命化的題中之義吧。
 
這就是我感到“新鮮”的緣故。
 
我們生活在時代的轉折點,舊時代與新時代的接合部。“鹹與維新”是必然的。我甚至感到我們民族曆來是喜新厭舊的,時時在棄舊圖新之中。早在近兩千年前,王莽便改國號為新,並大改郡縣之名。而近百年來,盡管守舊之徒對歐風美雨深閉固拒,但辛亥革命一刀斬斷帝製的長辮,“五四”以後,趨新成為時代潮流。《新青年》。新文化。新文學。新詩。乃至新民主主義即新三民主義。新中國是我們夢寐以求。六月下旬召開了新政協籌備委員會會議,這一次是一定不同於舊政協的協議撕毀一場空了。毛澤東入住中南海,中南海正門的“新華門”三個大字,好像幾十年前為中南海的革命化預先布置的,時令一到,便進入《新華日報》“新華通訊社”等等的同一係列了。直到一九五六年知識分子中出現的“新思潮”,在一九五七年被認定為階級鬥爭“新動向”,便轉而批“新”,說劉賓雁的大皮包裏裝著的所謂新,是要讓中國人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這是後話。
 
就在今天——一九四九年“七一”當日,黨中央機關報全文發表了毛澤東昨天寫定的宏文:《論人民民主專政》。雖還沒來得及細讀,卻已從廣播中齊越金聲玉振的朗讀中感到它的博大精深,揮斥方遒,慷慨激昂,睥睨時空,這是中國共產黨二十八年曆史的光輝總結,這是新中國開天辟地的奠基之論。
 
怎麽能不歡呼雀躍?
 
先是先農壇上空密雲不雨,跟我們的心情不合拍。不過此刻專注人間,顧不上管天上的事情。誰知你不管它它要管你,一陣疾風過處,驟雨追蹤而至。嗷嗷一片驚叫,幾分埋怨,幾分歡快,幾分起哄,釋放著集合起來默默等候中積存的聲音和能量。從看台望下去,場內紛紛撐起早有準備的一朵朵雨傘,一時蔚然如雨後森林裏瘋長的一大片五彩繽紛的蘑菇(當天在場的著名女記者子岡就是這麽描寫的,次日一見報就受到批評)。巧得很,不一會風雲過境,驟雨初歇,夕陽餘輝從雲縫乍露,不久前的驚叫不覺轉為歡呼。
 
這時歡呼加上掌聲忽然如潮湧起,原來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走上主席台,都在向四麵八方招手,一時我竟沒看出誰是誰來。
 
這是我第一次近距離看到毛澤東,印證了關於他十分魁梧的傳說。回到家就在小本本上寫了一首短句組成的詩,記錄激動的感情。但這首詩——如果也叫詩的話,寫得太粗糙了,當時就不好意思拿給人看;後來被人稱作詩人了,就更羞於示人,暗中思忖,見過許多流傳的粗糙的詩,大概都是在“無法(用語詞)形容”的激情中寫成的吧。
 
隨後一說起那天的雨後放晴,毛澤東適時出現,我聽周圍的議論,總透著一種天人相應的迷信色彩,就如說什麽真人顯靈,頭頂佛光,或是賭咒發誓就說“天打五雷轟”之類。這樣的巧合,在九月下旬某一天又發生了一次。那個下午新政協在中南海懷仁堂開會,宣布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際,懷仁堂外雲層中滾動一陣雷聲。詩人何其芳於是寫出了那首多年收入語文課本的詩:“新中國在雷鳴中誕生……”雲雲。
 
何其芳當然不會有天象感應一類迷信。像“共產黨,天心順,真誠為百姓”這樣的歌詞出現在孟貴彬的獨唱《歌唱毛主席》中,原是采自陝北民歌的。
 
那年“七一”過去沒幾天,《人民日報》刊出了老詩人俞平伯的自由體新詩《七月一日紅旗的雨》。他當然也沒有宣揚天人感應的迷信,他隻是記錄了那晚的巧合,淋漓的興會。
 
五年以後,由批判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發難,轉入揭發所謂胡風反革命集團。在這兩個戰役中,何其芳都是處於批判者一方的地位,他寫的有關文章帶總結性質,權威性或僅次於周揚。但在其後的歲月中,在他主持文研所的工作中,對俞平伯還是有所保護,絕沒有斬盡殺絕,在他和俞平伯之間,也沒有惡語相加,“撕破臉”。這固然與所謂“把學術問題和政治問題加以區別”的政策界限有關——何其芳是一定會執行並恪守政策的,——恐怕也與何其芳不失自知之明有關;他對自己之寫作《論紅樓夢》,老實地承認是臨時抱佛腳的結果,他對俞平伯的學問應該也是承認並服氣的,雖知俞平伯是欽定的胡適派資產階級學術權威,在運動高潮過後,也不致如某些人那樣偏執以至於極端了。
 
但在對胡風的態度上沒有看出這樣的鬆動。那可能是長期以來認定胡風文藝思想屬於異端,相信了有“材料”證明胡風不僅是與周揚作對,而且組成集團與黨爭奪領導權,這是作為《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自覺闡釋者和捍衛者的何其芳所不能容忍的;另外,內心深處,是不是對胡風的學問——他的理論和創作,以為都無足觀,不具有俞平伯那樣的價值呢,死無對證,無從稽考了。
 
[附記]一九四九年十月某日,還是在先農壇體育場,開過一次歡迎蘇聯文化代表團的群眾大會,正副團長法捷耶夫、西蒙諾夫跟大家見麵。記得是孫維世擔任翻譯。

此後我沒再來過先農壇,無論是看球賽還是開大會。好像北京市的群眾大會一般都轉到露天的中山公園音樂堂去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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