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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遲子建
蕭紅出生時,呼蘭河水是清的。月亮喜歡把垂下的長發,輕輕浸在河裏,洗濯它一路走來惹上的塵埃。於是我們在蕭紅的作品中,看到了呼蘭河上搖曳的月光。那樣的月光即使沉重,也帶著股芬芳之氣。蕭紅在香港辭世時,呼蘭河水仍是清的。由於被日軍占領,香港市麵上骨灰盒緊缺,端木蕻良不得不去一家古玩店,買了一對素雅的花瓶,替代骨灰盒。這個無奈之舉,在我看來,是冥冥之中蕭紅的暗中訴求。因為蕭紅是一朵盛開了半世的玫瑰,她的靈骨是花泥,回歸花瓶,適得其所。
香港淪陷,為安全計,端木蕻良將蕭紅的骨灰分裝在兩隻花瓶中,一隻埋在淺水灣,如戴望舒所言,臥聽著“海濤閑話”;另一隻埋在戰時臨時醫院,也就是如今的聖士提反女子中學的一棵樹下,仰看著花開花落。
我三月來到香港大學做駐校作家時,北國還是一片蒼茫。看慣了白雪,陡然間滿目綠色,還有點不適應。我用晚飯後漫長的散步,來融入異鄉的春天。
從我暫住的寓所,向南行五六分鍾吧,可看到一個小山坡。來港後的次日黃昏,我無意中散步到此,見到圍欄上懸掛的金字匾額是“聖士提反女子中學”時,心下一驚,難道這就是蕭紅另一半骨灰的埋葬地?難道不期然間,我已與她相逢?
我沒有猜錯,蕭紅就在那裏。
蕭紅1911年出生在呼蘭河畔,舊中國的苦難和她個人情感生活的波折,讓她飽嚐艱辛,一生顛沛流離,可她的筆卻始終飽蘸深情,氣貫長虹。蕭紅留下了兩部傳世之作《生死場》和《呼蘭河傳》,前者由魯迅先生作序,後者則是茅盾先生作序。而《生死場》的原名叫《麥場》,標題亦是胡風先生為其改的。可以說,蕭紅踏上文壇,與這些泰鬥級人物的提攜和激賞是分不開的。不過,蕭紅本來就是一片廣袤而葳蕤的原野,隻需那麽一點點光,一點點清風,就可以把她照亮,就可以把她滿腹的清香吹拂出來。
蕭紅在情感生活上既幸運又不幸。幸運的是愛慕她的人很多,她也曾有過歡欣和愉悅;不幸的是真正疼她的人很少。她兩度生產,第一個因無力奉養,生下後就送了人;而在武漢生下第二個孩子時,蕭紅身邊,卻沒有相伴的愛人,孩子出生不久既夭折。婚姻和生育,於別人是甜蜜和幸福,可對蕭紅來說,卻總是痛苦和悲涼!難怪她的作品,總有一縷擺不脫的憂傷。
蕭紅與蕭軍在東北相戀,在西安分手。他們的分手,使蕭紅心灰意冷,她東渡日本。那期間,她的作品並不多,有影響的,應該是短篇小說《牛車上》。赴日期間,魯迅先生病逝,這使內心灰暗的她,更失卻了一份光明。蕭紅才情的爆發,恰恰是她在香港的時候,那也是她生命中的最後歲月。《呼蘭河傳》無疑是蕭紅的絕唱,茅盾先生稱它為“一幅多彩的風景畫,一串淒婉的歌謠”,可謂一語中的。她用這部小說,把故園中春時的花朵和蝴蝶,夏時的火燒雲和蟲鳴,秋天的月光和寒霜,冬天的飛雪和麻雀,連同那些苦難辛酸而又不乏優美清麗的人間故事,用一根精巧的繡花針,疏朗有致地繡在一起,為中國現代文學打造了一個獨一無二的“後花園”,生機盎然,經久不衰。
蕭軍、端木蕻良和駱賓基,這幾個與蕭紅的情感生活緊密相連的男人,在蕭紅故去後,彼此責備。蕭紅身處絕境,一盞燈即將耗掉燈油之際,竟天真地幻想著尚武的蕭軍,能夠天外來客一樣飛到香港,讓她脫離苦海。蕭紅臨終前寫下的“半生盡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可以說是她對自己淒涼遭遇的血淚控訴!事實是,蕭紅去了,但她的作品留下來了,她用作品獲得了永恒的青春!
我想起了多年以前,追逐著蕭紅足跡的美國著名漢學家葛浩文先生,對我講起他當麵指責端木蕻良辜負了蕭紅時,端木突然痛哭失聲。我想無論是葛浩文還是我們這些蕭紅的讀者,聽到這樣的哭聲,都會報之以同情和理解。畢竟,那一代人的情感糾葛,愛與痛,歡欣與悲苦,隻有他們自己最清楚。
端木蕻良能夠在風燭殘年寫作《曹雪芹》,也許與蕭紅的那句遺言不無關係:“我將與藍天碧水永處,留下那半部《紅樓》,給別人寫了”。而且,按照端木蕻良的遺囑,他的另一半骨灰,由夫人鍾耀群帶到了香港,埋葬在聖士提反女校的樹叢中,默默地陪伴著蕭紅。隻是歲月滄桑,蕭紅那一抔靈骨的確切埋葬地,沒人說得清了。隻知道她還在那個園子裏,在花間樹下,在落潮聲裏。
蕭紅在淺水灣的墓,已經遷移到廣州銀河公墓,而她在呼蘭河畔的墓,埋的不過是端木蕻良珍存下來的她的一縷青絲而已。一個人的青絲,若附著在人體之上,歲月的霜雪和枯竭的心血,會將它逐漸染白;而脫離了人體的青絲,不管經曆怎樣的淒風苦雨,依然會像嬰孩的眼睛一樣,烏黑閃亮。
聖士提反女子中學規模不大,但曆史悠久,據說範徐麗泰和吳君如就畢業自這裏。它管理極嚴,平素總是大門緊鎖。有一天放學時分,趁學生們出來的一瞬,我混進門裏。然而一進去,就被眼尖的門房發現,將我攔住。我向她申明來意,她和善地告訴我,蕭紅的靈骨確實在園內,隻是具體方位他們也不知道。如果我想進園憑吊,需要與校方溝通。她取來一張便條,把聯係人的電話給了我。我悵惘地出園的一瞬,忽聞一陣琴聲。循聲而望,那座古樸的米黃色小樓的二層,正有一位梳短發的女孩,傾著身子,動情地拉著小提琴。窗裏的琴聲和窗外的鳥鳴呼應著,讓我分不清鳥鳴是因琴聲而起呢,還是琴聲因鳥鳴才如泣如訴。
我沒有撥那個電話。在我想來,既然蕭紅就在園內,我可以在與她一欄之隔的城西公園與她默然相望。聖士提反,是首位為基督教殉難的教徒,他是被異教徒用石塊砸死的。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女校,有一股說不出的悲壯,更有一股說不出的聖潔。其實蕭紅也是一個虔誠的教徒,隻不過她信奉的教是文學,並且也是為它而殉難。她在文學史上的光華,與聖士提反在基督教曆史上的光華一樣,永遠不會泯滅。
清明節的那天,香港煙雨蒙蒙。黃昏時分,我啟開一瓶紅酒,提著它去聖士提反女子中學,祭奠蕭紅。我本想帶一束鮮花的,可蕭紅在園內四季有鮮花可賞,那紅的扶桑和石榴,紫色的三角梅和白色的百合,都在如火如荼地盛開著。蕭紅是黑龍江人,那裏的嚴寒和長夜,使她跟當地人一樣,喜歡飲酒吸煙。我多想撒一瓶呼蘭河畔生產的白酒給她呀,可是遍尋附近的超市,沒有買到故鄉的酒。我隻能以我偏愛的紅酒來代替了。
複活節連著清明,香港的市民都在休長假,聖士提反女校靜悄悄的。我在列堤頓道,隔著欄杆,搜尋園內可以撒酒的樹。校園裏的矮株植物,有葉片黃綠相間的蒲葵,有油綠的魚尾葵,還有剛打了骨朵的米子蘭。我把它們輕輕掠過,因為它們顯然年輕,而蕭紅已經去世六十八年了。最終,我選擇了兩棵大樹,它們看上去年過百歲,而且與欄杆相距半米,適合我撒酒。一株是高大的石榴樹,一棵則是冠蓋入雲、枝幹遒勁的榕樹。鐵欄杆的縫隙,剛好容我伸進手臂。我舉著紅酒,慢慢將它送進去,默念著蕭紅的名字,一半撒在石榴樹下,另一半撒在樹身如水泥澆築的大榕樹下。紅酒漸漸流向樹根,滲透到泥土之中。它留下的妖嬈的暗紅的濕痕,仿佛月亮中桂樹的影子,隱隱約約,迷迷離離。
撒完紅酒,我來到聖士提反女校旁的城西公園。一雙黑色的有金黃斑點的蝴蝶,在棕櫚樹間相互追逐,它們看上去是那麽的快樂;而六角亭下的石凳上,坐著一個膚色黝黑的女孩,她舉著小鏡子,靜靜地塗著口紅。也許,她正要趕赴一場重要的約會。如今的香港,再不像蕭紅所在之時那般的碧海藍天了,從我居所望見的維多利亞港和它背後的遠山,十有七八是被濃重的煙靄籠罩著。大海這隻明淨的眼,仿佛患上了白內障。而聖士提反女校周圍,亦被幢幢高樓擠壓著。蕭紅安息之處,也就成了繁華喧鬧都市中深藏的一塊碧玉。不過,這裏還是有她喜歡的蝴蝶,有花朵,有不知名的鳥兒來夜夜歌唱。作為黑龍江人,我們一直熱切盼望著能把蕭紅在廣州的墓,遷回故鄉,可是如今的呼蘭河幾近幹涸,再無清澈可言,你看不到水麵的好月光,更看不到放河燈的情景了。我想蕭紅一生曆經風寒,她的靈骨能留在溫暖之地,落地生根,於花城看花,在香港與拉琴的女生和塗紅唇的少女為鄰,也是幸事。更何況,蕭紅臨終有言,她最想埋葬在魯迅先生的身旁。
走出城西公園,我踏上了聖士提反女校外的另一條路——柏道。暮色漸深,清明離我們也就越來越遠了。
走著走著,我忽然感覺頭頂被什麽輕撫了一下,跟著,一樣東西飄落在地。原來從女校花園欄杆頂端自由伸出的扶桑枝條,送下來一朵扶桑花。沒有風,也沒有鳥的蹬踏,但看那朵豔紅的扶桑,正在盛時,沒有理由凋零。我不知道,它為何而落。
可是又何必探究一朵花垂落的緣由呢!我拾起那朵柔軟而濃豔的扶桑,帶回寓所,放在枕畔,和它一起做星星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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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她的性格,感情,身體脆弱,是無法長壽,尤其是過中國的幾次折騰。.
看看英國的凱特王妃。都快被折騰死了。
我覺得是個人和時代的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