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燕祥：歲月深處

邵燕祥 · 生平

著名詩人邵燕祥先生8月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7歲。

 

邵燕祥出生於1933年，父為漢族，母為滿族，浙江蕭山人，中共黨員，1948年北平中法大學肄業。邵燕祥1949至1957年任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編輯，1958年被劃為“右派”分子，1979年改正後至1984年任《詩刊》編輯，1980年成為筆會（PEN）北京中心會員，中國作協第三屆理事，第四、五屆主席團委員，第六、七屆全委會名譽委員。

 

邵燕祥於1946年開始發表作品，1956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出版詩文集70餘種。他的詩集《在遠方》、《遲開的花》分獲第一、二屆全國優秀新詩（詩集）獎，雜文集《憂樂百篇》、《邵燕祥隨筆》分獲第一屆全國優秀散文雜文獎、第一屆魯迅文學獎。

 

1917年，北京鍾樓

 

清末北京前門大街

歲月深處（選讀）

 

邵燕祥

 

八麵槽

 

 

 

 

北京八麵槽天主教堂 

 

即現在王府井大街中間一段。

 

八麵槽，是個十字路口。往西是東華門大街，紫禁城的東華門遙遙在望；往東是金魚胡同；往南，正經是王府井大街；往北，一直走到燈市口，往日就叫八麵槽，過燈市口再往北，那一段從前叫王府大街。

 

早先，金魚胡同西口裏麵，東安市場、吉祥戲院、東來順飯莊都是有名的。西口往北把角處有一家“寶華春”，老牌的雞鴨店，預訂下，可以派夥計送雞送鴨送雞什鴨什。

 

幾十年來，無數次從這裏走過，順心的時候，倒黴的時候，好天氣，壞天氣，合上眼能看見馬路兩邊不同門麵不同招牌，聽到人聲車聲喇叭聲，再往前還有人力車、自行車的鈴聲；也能梳理出不同時期不同情況下自己的喜怒哀樂，沒向人說過，也沒人知道的，雖然不是什麽隱私。

 

但有一個沉重的記憶，永遠和八麵槽這個地名一起，壓下了車水馬龍，市聲人語，那是一個拆除了五十多年卻還留下濃重陰影的：黑色炸彈。

 

當然隻是模型。日本占領的後期，一個黑色的炸彈，一丈多高，傻大黑粗地矗立在八麵槽十字路口的街心轉盤當中，尾翼翹然，見棱角，而炸彈頭朝下，仿佛一觸到地麵，立刻就會轟然巨響，彈片與泥土瓦片紛飛，大火熊熊，濃煙滾滾，使繁華鬧市陷入驚叫、哭喊，最終轉為滅絕一切的寂靜。

 

這就是日本軍國主義對淪陷區中國人的恐嚇和威懾，以炸彈，以暴力，以死亡。

 

日本軍國主義陰魂不散。然而半個多世紀來，我讀到不少寫老北京的文字，卻沒讀到有關的記載。

 

今天，八麵槽的名字已經從市區圖上抹去。城開不夜，南北貫通的王府井步行商業街上琳琅滿目，一片升平。

 

我願以二十世紀災難中幸存者的身份提醒世人：二十世紀中葉，這裏曾經高高樹起一顆黑色的炸彈，這就是日本法西斯“建設東亞新秩序”的模型。

 

 

 

五棵鬆

 

 

地在西長安街向西延長線即複興路上，地鐵五棵鬆站在萬壽路和玉泉路站之間。

 

一九五三年，還沒修地鐵。出複興門西行，公主墳就顯得很遠；越公主墳而西有地名五棵鬆，我們當時數了數，已經隻剩三棵了。

 

一九四八年北平圍城時，傅作義退守城內，當時把複興門外馬路的行道樹都砍了修建工事。五棵鬆古木的破壞，不知是當時所為，還是後來者的翦伐。

 

有一個星期天，我們幾個年輕人分別騎自行車和乘公共汽車出城，相約到袁方同誌家作客。袁方早年從上海到蘇北參加新四軍，華東台撤銷後來中央台，時任文教組組長。我和她曾經聯名寫信給梅益，對機關裏麵某幾個領導幹部的表現提出批評。這表明我們對一些問題有相近或相同的看法。

 

袁方雖已中年，身體也發胖了，但年輕時能打籃球，現在夏天還下海遊泳，不屬於老氣橫秋的人。她有朝氣，有幹勁，不像動過癌症手術的病後之人。她常說：“列寧說，不會休息就不會工作。”

 

我們向袁方打聽了走法，但因這一帶誰也沒來過，繞來繞去走了些彎路。我記得騎車經過了農業大學所在的羅道莊。袁方家住在馬列學院分院，這好像是個不掛牌的單位，也沒法向路人或住戶打聽。

 

袁方的丈夫馮定，是我們都很尊敬的哲學家，黨內知識分子老幹部。我印象很深的是，一九五二年春夏之交，梅益拿來兩張上海《解放日報》第三版，上麵刊登了一篇馮定署名的理論長文，文題尤其長，總之是關於中國資產階級的兩麵性雲雲。有一張版麵上勾改添加，眉批旁注，早弄成個大花臉。梅益告訴我，這是毛主席改的，他從於光遠、林默涵處借來，還要歸還，讓我在一份幹淨的報上，把改動之處照樣劃出、謄清，等於複製一個副本。我很快就照辦交卷。當時我的理論興趣不濃，更缺少政治頭腦，也沒把這樁公案當一回事。許多年後才看到一個材料，好像馮定此文是與陳伯達爭論的，毛澤東欣賞了馮文，而陳伯達作為中宣部長，竟一度因此失勢。經過毛的批改，馮文在北京的《人民日報》上轉載了。

 

一九五四年我調去做工業報道，同袁方聯係也少了。不知馮定何時從馬列學院分院院長調任北京大學副校長。

 

不用“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十年就夠一個輪回。六十年代初期，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了馮定的文集《平凡的真理》，不久就被中央級報紙點名批判。也隻是批判而已。到了“文革”發動，北京大學一九六六年搞什麽“捉鬼台”，這才把原先文質彬彬坐在台上的馮定副校長，跟教職員工中的“牛鬼蛇神”打到一起去了。

 

後來聽說馮定去世。他們有個兒子是學理科的，同一位農村姑娘結了婚。八十年代，袁方也去世了。

 

應在這裏補充交代一句：五十年代馬列學院分院，專門接納國外兄弟黨的幹部前來學習。我所知僅此而已，我估計主要是東南亞的共產黨。但我想，波爾布特不是馮定的學生。五十年代他還在法國留學，六十年代那個分院又不複存在了。

 

 

當年北京新華廣播電台

 

 

 

灰樓

 

 

複興門外真武廟路路東，真武廟二條西口往北。

 

不久以前在複興門外大街西行，從車窗望著複興商業城、光大銀行……那個真武廟路裏，卻不見我熟悉的灰樓，而路口分明是全國總工會的辦公樓。路沒錯，裏麵的灰樓消失了，改建了。

 

灰樓和附近的粉樓，始建於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期，在廣播大廈落成以前，是中央廣播事業局、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國際台以及北京市台的辦公樓。命名緣於樓的顏色，粉樓以其粉紅，灰樓以其灰。

 

灰樓的五樓曾部分辟為集體宿舍。多事的一九五六年，我就住在其中一間，我的床守在門口，同室還有對台廣播部的蘇新，廣播劇團的張慶仁。

 

蘇新是台灣省人，家眷還在那邊居留。他大約是一九四八年前後到香港，又轉來大陸的。相對於我這樣二十郎當歲的小夥子，四十多歲的蘇新同誌已是老人。他很持重，不大說話，說話時彬彬有禮，就對我們小輩也一樣，很客氣；他單身住在集體宿舍，看來隻有到了台灣解放才能重見親人，真是以身許國，四海為家，為革命奉獻一切，在所不惜。我私心對他十分敬重，其中又夾著幾分同情。

 

一九五七年初，我一結婚就從灰樓遷出了。

 

再進灰樓，已經人比樓“灰”。六十年代初我已經是“摘帽右派”；老上級左熒收容我到北京廣播學院漢語教研組，學院成立於一九五八年，還在草創時期，當時廣播局機關都遷入廣播大廈，灰樓就成了學院校舍。

 

我在學院呆了半年，工作是給新聞係一年級和僑生班(許多是被印尼政府反華時迫害的華僑子弟)輔導漢語課和作文課。輔導課常安排在上午十點到十二點兩節。剛上課還好，站到近中午時，兩腿一陣陣發軟發抖，那是餓的。四十年過去，別的都忘了，這個挨餓的感覺一喚便醒。——難忘的一九六〇年啊!

 

後來調到中央台文藝部資料室，遂告別灰樓。但與灰樓因緣沒斷。更加灰頭土臉地進灰樓，灰樓已經是拘管廣播局專政對象的“政訓隊”了。

 

時為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我進了這個“政訓隊”的一隊一班，這一班以文工團的人為主，有總團團長柳蔭，副團長陳庚，藝術指導陳戈，說唱團團長白鳳鳴，一級演員侯寶林，還有曲藝作家王決，民樂團指揮彭修文，在文工團打雜的我，再加一個管行政的副局長李伍。

 

地點就在我住過的灰樓五層。上樓往右是一隊，共六個班，包括局長梅益在內，所謂“走資派”、“反動權威”和像我這樣忝為“老右派”者屬之。上樓往左是二隊，是許多有所謂問題後來證明都不成其為問題的人。

 

一個一個入隊，都要恭聽宣布十條“無產階級專政紀律”。四個月後解散時，造反派稱這個隊是為了“保護”這些牛鬼蛇神而設置的，理由是隔絕了群眾的揪鬥，每星期還能吃一次帶葷腥的菜，如肉片燒茄子!

 

當時還在位並決策成立政訓隊的，以局黨組一把手、政委丁萊夫為首，下至政治部的一班人，未必有保護梅益、侯寶林等人之想，弄個名目把“黑幫”和“一切牛鬼蛇神”軟禁起來，恐怕是接受了曆次運動的經驗，又借鑒了左鄰右舍的做法。不過事後回顧，那個“紅八月”特別是毛澤東、林彪“八·一八”在天安門檢閱紅衛兵以後，北京城裏一霎時“兵荒馬亂”，抄家打人，血雨腥風，打死白打；把我們這些已經“揪”出來的人“圈”起來，勝似拋向街道，由派出所、居委會明裏暗裏慫恿紅衛兵一類人隨意處置，濫施私刑，也許客觀上確實起了“保護”的作用。

 

剛一進來，班裏還有一合唱隊員，白白淨淨的年輕人，名叫錢正。我們兩人抬筐在煤堆上來去，他赤腳穿著塑料涼鞋，走在煤塊上磕磕絆絆，還是很出力地快跑，表現為積極地接受專政。我心裏奇怪這樣一個人怎麽弄到我們班裏來。冒著違犯專政紀律的危險，我試圖滿足自己的好奇心。才知道他父母一九四九年到台灣去了，而他從小就地在南京參加了部隊文工團。不知是不是因為這個“台灣”的關係，才從部隊轉業。可惜我的好奇心還沒得到充分的滿足，錢正這個人就消失了。紀律在上，不能多問。但私下裏卻有傳說，一說他從五樓跳下去了，一說他被公安部門逮捕了。又傳說他父親是台灣高雄市的“衛戍司令”(?)雲雲。

 

一九七九年後，各項冤假錯案陸續平反。政訓隊一隊二隊“成員”幾無例外。但沒聽說關於錢正有什麽說法。又因為我在一九七八年底就離開廣播局，有時記憶裏閃過這麽一個人，但從沒找人問過。錢正其人者，到底是死了，還是抓起來了?抓起來以後怎麽處置的，放了沒有?放到哪兒去了?八十年代後有海外、境外關係的，都“吃香”起來，成為“統戰”對象，如果錢正健在，及此殊榮，我該會輾轉聽說的吧?

 

在“政訓隊”住了四個月後，放歸“群眾當中”，接受“群眾監督”，我又重新留起頭發(當初“落發”是我在政訓隊內惟一一次自主的決定，令孫隊長發現後感到驚訝，但未怪罪)。又一年四個月後，於一九六八年五月三日重入灰樓。還是“黑幫隊”或所謂“牛棚”的性質，這回名目叫作“大聯總專政隊”，上有“群(眾)專(政)辦公室”管理，直屬各派“大聯合總部”，此時已軍管，真正做主的是軍管小組了。在我，也算是“二進宮”了，我卻不似初入灰樓“政訓隊”的沉重。在裏麵是專政，在外麵也是專政，其間遠沒有五十步與百步的距離，一步之隔耳。

 

上層的事不去說它，隻說這個“走讀”專政隊，維持了一年之久，到一九六九年四月“九大”前夕解散。這個隊裏除了老“政訓隊”的班底以外，加上了“亮相”於兩派的一些幹部，還有“文革”初期打倒了梅益，隨後又在“一月風暴”奪權中被造反派打倒的丁萊夫。不過，梅益、丁萊夫等六七個人未在專政隊“走讀”，而在專家樓裏“全托”，即單人監禁，上食堂也有人押解了。

 

專政隊基本上半日勞動，半日學習，學習是在灰樓二層一間大辦公室，如果我記得不錯，正是幾年前漢語教研組的所在。坐在長條凳上，常不免回思往昔，有時一瞬間仿佛窗外射進來的還是舊日的陽光。

 

讓這些曾經坐辦公室，時不時靠著椅背休息一下的人，統統坐長凳，大約也是主持者實施專政和改造的苦心。就像後來中(共中央)辦(公廳)奉賢幹校的重要經驗，“機械化不能代替革命化”，可以用載重汽車運輸的，偏要用人拉肩扛，其思路完全一致。讓這些“養尊處優”的家夥隻勞動半天，就是恩典，半天學習實為休息，夠舒服了，不能給椅子，隻能坐條凳，挺著腰!這或者有助於消除“三大差別”之一的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差別吧。

 

蘇新這時也在專政隊裏，該幹活就幹活，該坐長條凳就在長凳上挺直腰坐著。他動作沉穩，更少說話。

 

外麵在“清(理階級)隊(伍)”，裏麵也在“清隊”。蘇新跟我不同組，即使同組也不能互相溝通；全是坐牢的一套，不許互相詢問案情，以免“串供”。大家集中在這個隊裏接受專政和勞改，但還須對原來所在部門的“清隊領導小組”負責。直到專政隊快結束時，每個人要寫自傳，才在專政隊裏開會，通過典型對全體施加壓力，為的是要大家分別“認罪”，“徹底交代”各自的問題。

 

我因為是“老右派”了，即使有了“新問題”，也隻是白紙黑字擺在那裏，問題在你如何判斷，不在我如何“交代”，更用不著內查外調，這時便覺輕鬆——也是一種奴才式的輕鬆吧，猶如有的豬拖去殺，那沒被捉的豬就在旁邊輕鬆地覓食。

 

這期間才聽說蘇新一些情況，粗知他三十年代初就是台灣共產黨的中央宣傳部長，當時台共地下黨歸日本共產黨領導，所以蘇新被捕，在日本報紙上見過報道。現在就以三十多年前的日本報紙作根據來審查蘇新。哦，他是坐過台灣監獄——也就是日本監獄的。那個年月我還沒有出生，或剛剛出生。飽經滄桑的蘇新，不知有什麽樣的今昔之感，他曾經拿今天的“群眾專政”跟昔日的鐵窗生涯做過比較嗎?

 

想蘇新之所想，我的心一下子沉下去了。原先我尋思，他要想恢複組織關係，要等到台灣解放，而現在，談什麽重回黨內，他的問題要想澄清，也是遙遙無期了。如果大陸上的台胞中沒人能做他的曆史證明人的話，待到台灣回歸大陸那一天，在島上還能找到證明人麽?誰知要等到哪一天，蘇新能等得到，他昔日的同誌，可為他那段曆史作證的權威人士卻還能健在麽?

 

不幸中之大幸，可敬的台灣老同誌蘇新活到了“文革”結束，雖然聽說活得很艱難。我從黨報上讀到他逝世後追悼會的消息，那些加諸他頭上的誣蔑不實之詞全已不見，還了他一個革命者的清白。

 

又過幾年的八十年代中期，我才聽說，他留在台灣的女兒(似名蘇慶黎)，也成為一個政治活動家，她以“夏潮社”的名義，突破台灣國民黨當局的種種禁令，為台灣回歸祖國的統一事業做著持久的努力。

 

但我不知在蘇新最後的日子裏，曾否見到分別多年的女兒。

 

 

 

頤和園大戲台

 

 

 

頤和園裏大戲台，在東宮門西北，導遊書上有正式的名字，我老是記不住。

 

頤和園裏有許多地方留在我記憶裏，但我不止一次來大戲台，卻不是以遊客的身份。

 

身份?壯工吧。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我從河南淮陽幹校調回廣播局。我是廣播文工團全建製返京以後扔在幹校不管的兩個人之一(另一個是男高音朱崇懋)。這年冬文工團並沒有要我回來的意思，是已經恢複工作的中央台領導顧文華提議，他們不得不給麵子，勉強發了一紙調令。

 

我不了解內情，回北京第二天就上團裏報到。總團給個冷冷的答複：回家等待分配。

 

也罷。“有錢難買待分配”，就此賦閑在家。整個一九七四上半年，是“批林批孔”熱火朝天的日子。我得免去許多開會學習被迫發言表態的尷尬。加上長期幹活忽然中止，在家裏“蹲膘”，略略發胖了。

 

七月間，說有一份中央文件強調“抓革命促生產”，於是叫我到劇團舞台工作隊上班，有演出時裝車裝台，沒演出時就在廣播劇場後身的布景道具倉庫兼木工房，給木工師傅趙振栓打個下手什麽的。

 

每年“五一”、“十一”，照例在各大公園組織遊園活動。分配給我們的任務，是到頤和園的大戲台去裝台。

 

無論四月下旬或九月下旬，算得上春秋佳日，我們乘大卡車出城，有如兜風。舞工隊(不是武工隊)隊長老呂(學先)帶隊，小趙(振栓)是主力，還有小白小陳小王，以及陳鐸，我，什麽人等。陳鐸在幹校時是抓“五·一六”的重點對象，我們經常被派在一起勞動，此時他也沒完全結案。

 

裝台的活兒不重，又仿佛一次遠足，連我和陳鐸，一路心情也都很好。

 

頤和園，隻有人少的時候，才像個皇家園林。我們去的時候，即有遊人，也多半在長廊、排雲殿、諧趣園徜徉，大戲台這個院裏十分清曠，除了我們沒有別的人影。

 

此情此景，最適於發思古之幽情。我坐在大戲台對麵頤樂殿台階上，心裏念叨著“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台”，“歌管樓台聲細細，秋千院落夜沉沉”，“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盡桃花扇底風”……才發現寫歌舞場麵的，幾乎全是夜景，沒有日場，更沒有我們遊園會在大早晨陽光照耀下演出的；還有，寫的分明都是各種版本的《韓熙載夜宴圖》，擬之於現代，就是大戶豪門的“堂會”了。

 

頤和園裏的大戲台，一年閑置三百六十天，也就是有限的節慶壽誕，給西太後辦個堂會吧。江青雖有野心，不免常想步慈禧後塵，但大概“日理萬機”，沒想到頤和園裏的大戲台，不曾借“五一”“十一”到這裏感受一下女皇式的威儀：獨坐中心，觀看大戲台上獻演的戲碼兒，跟君臨排練場審查樣板戲，是不是一樣的滋味?或許不是她不想來，而是忙著如毛澤東所說的“策劃於密室”，“點火於基層”，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裏之外，不得分身?

 

我們裝台以後，離正日子還有幾天，自有專人做安全檢查，沒有我們的事。事後從報上能看到黨政領導人分別到各大公園，坐在小板凳上觀看演出，“與民同樂”的照片。

 

於是悟到這也是“你在橋上看風景，看風景人在樓上看你”，台上演戲給台下人看，台下看戲的人裏，也許身上帶著更多的戲呢。我們裝台的人不在場，頂多算是在場外看戲，矮子觀場，“隨人說短長”。我想起魯迅有詩雲：“靜默三分鍾，各自念拳經。”立刻又想，不可亂想，一旦說出口，偶語棄世豈不冤哉，市上也正追查各種政治謠言呢。

 

一九七六年的“五一”，政治空氣凝固得令人窒息。但我們還是輕鬆地在大戲台完成了裝台任務。事後“拆台”運回，更有戲已演完之感，說不清心情沉重還是輕鬆。

一九七六年九月毛澤東逝世，當年“十一”似未舉辦遊園活動。我後來離開“舞工隊”，也不管替演出搭台的事了。

 

 

 

先農壇

 

 

 

1901年，先農壇祈禱殿

 

先農壇內慶成宮

在宣武區南緯路。

 

先農壇原是明清兩代皇家祭祀先農、天地以至“太歲”的地方，民國後多有變遷。這裏指的主要是原址東南部的先農壇體育場。

 

一九四九年七月一日晚，中直機關(應該還有北平市直屬機關)在這裏召開大會，紀念中國共產黨誕生二十八周年。

 

這是在經曆了“農村包圍城市”的長期鬥爭，終於解放了著名古都也是內定要建國定都的北平——北京之後，這是在渡江解放了國民黨一黨專政的中華民國的首都南京，並且準備成立由中共領導的聯合政府執政的新中國的時候，欣逢建黨的紀念日，誰說不該隆重地紀念?

 

我隨著廣播電台的隊伍到達，興奮，“新鮮”。第一次聽說中國共產黨是在七月一日這一天誕生的(後來經考證應為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七一或取大數，或取肇始之義，或取易記，或索性因為長期以來湮沒失憶)，第一次過這個革命的節日。半年以前，還是舊中國舊社會，那時候除了過大年，清明端午中秋重陽，隻知道一個陽曆新年，一個四月四日兒童節，一個十月十日國慶日，還有一個洋節聖誕。至於有革命意義的節日，則是每年三月二十九日，以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紀念日為青年節。

 

革命了，勝利了，黨教導我們這不同於曆史上的改朝換代，而是翻天覆地的大變革。改朝換代尚且要改年號，翻天覆地首先要改元，中華民國三十八年改稱公元一九四九年，正如辛亥首義以後，再沒有大清宣統四年，隻有中華民國元年了一樣。

 

這一年三月二十九日，沒有過青年節，青年節改在五月四日即五四運動紀念日了。在這之前，過了一個從前一般人沒過過甚至沒聽說過的“五一”國際勞動節。至於兒童節由四月四日推遲到六月一日，國慶由雙十節提前到十月一日，又把八月一日南昌起義紀念日定為“八一”建軍節，都是後話，也是人們生活和觀念革命化的題中之義吧。

 

這就是我感到“新鮮”的緣故。

 

我們生活在時代的轉折點，舊時代與新時代的接合部。“鹹與維新”是必然的。我甚至感到我們民族曆來是喜新厭舊的，時時在棄舊圖新之中。早在近兩千年前，王莽便改國號為新，並大改郡縣之名。而近百年來，盡管守舊之徒對歐風美雨深閉固拒，但辛亥革命一刀斬斷帝製的長辮，“五四”以後，趨新成為時代潮流。《新青年》。新文化。新文學。新詩。乃至新民主主義即新三民主義。新中國是我們夢寐以求。六月下旬召開了新政協籌備委員會會議，這一次是一定不同於舊政協的協議撕毀一場空了。毛澤東入住中南海，中南海正門的“新華門”三個大字，好像幾十年前為中南海的革命化預先布置的，時令一到，便進入《新華日報》“新華通訊社”等等的同一係列了。直到一九五六年知識分子中出現的“新思潮”，在一九五七年被認定為階級鬥爭“新動向”，便轉而批“新”，說劉賓雁的大皮包裏裝著的所謂新，是要讓中國人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這是後話。

 

就在今天——一九四九年“七一”當日，黨中央機關報全文發表了毛澤東昨天寫定的宏文：《論人民民主專政》。雖還沒來得及細讀，卻已從廣播中齊越金聲玉振的朗讀中感到它的博大精深，揮斥方遒，慷慨激昂，睥睨時空，這是中國共產黨二十八年曆史的光輝總結，這是新中國開天辟地的奠基之論。

 

怎麽能不歡呼雀躍?

 

先是先農壇上空密雲不雨，跟我們的心情不合拍。不過此刻專注人間，顧不上管天上的事情。誰知你不管它它要管你，一陣疾風過處，驟雨追蹤而至。嗷嗷一片驚叫，幾分埋怨，幾分歡快，幾分起哄，釋放著集合起來默默等候中積存的聲音和能量。從看台望下去，場內紛紛撐起早有準備的一朵朵雨傘，一時蔚然如雨後森林裏瘋長的一大片五彩繽紛的蘑菇(當天在場的著名女記者子岡就是這麽描寫的，次日一見報就受到批評)。巧得很，不一會風雲過境，驟雨初歇，夕陽餘輝從雲縫乍露，不久前的驚叫不覺轉為歡呼。

 

這時歡呼加上掌聲忽然如潮湧起，原來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走上主席台，都在向四麵八方招手，一時我竟沒看出誰是誰來。

 

這是我第一次近距離看到毛澤東，印證了關於他十分魁梧的傳說。回到家就在小本本上寫了一首短句組成的詩，記錄激動的感情。但這首詩——如果也叫詩的話，寫得太粗糙了，當時就不好意思拿給人看；後來被人稱作詩人了，就更羞於示人，暗中思忖，見過許多流傳的粗糙的詩，大概都是在“無法(用語詞)形容”的激情中寫成的吧。

 

隨後一說起那天的雨後放晴，毛澤東適時出現，我聽周圍的議論，總透著一種天人相應的迷信色彩，就如說什麽真人顯靈，頭頂佛光，或是賭咒發誓就說“天打五雷轟”之類。這樣的巧合，在九月下旬某一天又發生了一次。那個下午新政協在中南海懷仁堂開會，宣布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際，懷仁堂外雲層中滾動一陣雷聲。詩人何其芳於是寫出了那首多年收入語文課本的詩：“新中國在雷鳴中誕生……”雲雲。

 

何其芳當然不會有天象感應一類迷信。像“共產黨，天心順，真誠為百姓”這樣的歌詞出現在孟貴彬的獨唱《歌唱毛主席》中，原是采自陝北民歌的。

 

那年“七一”過去沒幾天，《人民日報》刊出了老詩人俞平伯的自由體新詩《七月一日紅旗的雨》。他當然也沒有宣揚天人感應的迷信，他隻是記錄了那晚的巧合，淋漓的興會。

 

五年以後，由批判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發難，轉入揭發所謂胡風反革命集團。在這兩個戰役中，何其芳都是處於批判者一方的地位，他寫的有關文章帶總結性質，權威性或僅次於周揚。但在其後的歲月中，在他主持文研所的工作中，對俞平伯還是有所保護，絕沒有斬盡殺絕，在他和俞平伯之間，也沒有惡語相加，“撕破臉”。這固然與所謂“把學術問題和政治問題加以區別”的政策界限有關——何其芳是一定會執行並恪守政策的，——恐怕也與何其芳不失自知之明有關；他對自己之寫作《論紅樓夢》，老實地承認是臨時抱佛腳的結果，他對俞平伯的學問應該也是承認並服氣的，雖知俞平伯是欽定的胡適派資產階級學術權威，在運動高潮過後，也不致如某些人那樣偏執以至於極端了。

 

但在對胡風的態度上沒有看出這樣的鬆動。那可能是長期以來認定胡風文藝思想屬於異端，相信了有“材料”證明胡風不僅是與周揚作對，而且組成集團與黨爭奪領導權，這是作為《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自覺闡釋者和捍衛者的何其芳所不能容忍的；另外，內心深處，是不是對胡風的學問——他的理論和創作，以為都無足觀，不具有俞平伯那樣的價值呢，死無對證，無從稽考了。

 

［附記］一九四九年十月某日，還是在先農壇體育場，開過一次歡迎蘇聯文化代表團的群眾大會，正副團長法捷耶夫、西蒙諾夫跟大家見麵。記得是孫維世擔任翻譯。

此後我沒再來過先農壇，無論是看球賽還是開大會。好像北京市的群眾大會一般都轉到露天的中山公園音樂堂去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