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凱歌回憶錄節選 - 天國

陳凱歌回憶錄
天國

　　1952年夏天，我出生在一個電影工作者家庭。我的父母一個是電影導演，一個先在國家電影局工作，以後改做了電影劇本的編輯。抗日戰爭以後，他們都曾是南京國立戲劇專科學校的學生，父親又做了教師。他們曾參加反對國民黨政府的學生運動，名字列在報紙的通緝令上，不得不離開，就到華北參加了革命，中間有一些艱難。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宣布建國時，他們是廣場上幾十萬人中間的兩個。我的母親出身於一個原來富裕的家庭，在日軍進攻時破產，但仍有機會在一所美國教會學校念書。1950年她回到南京的家中，她的父母卻已遷到台灣，連同她的六個兄弟姐妹。她是這個家庭留在大陸的唯一一人。其後的39年直到去世，她再也沒有機會見到她的父母。在她同父母告別時，21歲，天然地向往一個新社會。母親這樣的故事，在中國千千萬萬，我就是這樣的母親生下的千千萬萬孩子中的一個。
　　據說，我生下來就慣用哭聲表達一切。徹夜啼哭常常使母親無法安睡，是她日後的病因之一。所以長成以後我痛恨一切哭啼不休的電影，算是一點自我反省和否定。那一年，是龍年。
　　我出生前不久，北京召開“亞洲、太平洋地區和平大會”，會標就是畢加索的鴿子。於是父母就給了我名字叫作“皚鴿”，“皚”就是潔白。父親名字中也有這個字。他們期待的本來是個女兒，並且準備好了“皚燕”的名字——各從他們的名中取出一字。父親的名字是“襟懷潔白”的意思，母親是燕，而且飛馳。當然，這都不是他們父母給的，原名在參加革命時為躲過通緝，改了。“皚燕”這個名字後來給了我的妹妹。我成人以後卻突然聽到父親喚了母親原來的名字，母親應了，卻兩個都無話。那時他們都有些老了。我13歲時，已經長到1.8米，覺得自已同一隻白色的鴿子之間已甚少共同之處，就改掉了這個名字，用了現在的名字在中學注冊。我改名，父母沒說什麽。母親去世以後，我在美國接到朋友來信，提到，在她彌留之際，喃喃自語：鴿子飛走了，鴿子飛走了……我這才明白，世上總有些什麽，是不變的。這一年，也是龍年（1988），我不在她身邊。
　　我愛北京，不光為了它是我的出生地。在我兒時，北京沒有那麽多人，沒有那麽多車輛。更容易看到的是四個輪的小車，竹做的，裏頭坐著咿咿呀呀的娃娃，後頭推車的是一樣咿咿呀呀的老太太。臨街的學校書聲朗朗，忽而又安靜了。老人們坐在中藥鋪前台階上曬太陽，手裏捏著兩個核桃，轉著，虛著眼望著天上飛遠了的鴿群，哨音像是雲的回聲，淡淡的。熱鬧的地方是廟會。我還記得怎樣欠著屁股坐在拉“洋片”的老式鏡箱前，盯著一張張畫麵閃過，不敢眨眼，畫麵有山水、人物、神話中的故事。拉“洋片”的人一邊搖著鏡箱上的手柄，一邊“嘭嘭”地敲著一麵小鼓，被敲亂了心的孩子就交出最後一分錢——更不用說廟會中的玩意兒和吃食了。
　　春天，挑著大籮賣小油雞的漢子走進胡同，不用吆喝就圍了一群孩子，托起一隻在手上，指指才吐綠的柳枝說：謔，賽柳絮。孩子們毛茸茸地托著，回家放在鞋盒子裏，撒上小米，坐著看，夜深了都不忍睡去。賣小金魚的擔子上，一頭是木桶，一頭是玻璃缸，圓的，要哪條就撈哪條，注進淨水，還有一縷碧綠的水草。槐花落盡的時候，賣花的老漢用絲線把晚香玉一串地穿了，掛在好動的小姑娘頸上，一跑，小胡同裏就香氣彌漫了。夜裏，甚至冬天，也能聽見賣小吃的吆喝聲，推開古舊的院門，看見一盞風燈和一個身影，熱氣虛虛地暈了燈火，身影悠悠地唱著，悠悠地遠了，夜就踏實下來。我躺在床上，閉著眼聽，覺出被子的暖和安全。
　　那時北京，仿佛護城河裏故宮角樓的倒影，夢一樣安詳著，小風吹過，晃動了，卻不破碎。它的古鬆和早梅，庭院和街道，都顯出古老和平，而且驕傲。
　　我的童年分給了兩個幼兒園。那時的孩子大多住在幼兒園裏，因為父母忙。第一個是一座四合院，有高大的門樓和小小的石獅子。園長是個嚴厲的婦人，可隻要看見孩子，又笑成了一尊佛。記得我們住在北房，一有太陽，陽光就好。後麵高高伸出一個平台，有欄杆圍著，就在上麵遊戲玩耍。春日最愛的是養蠶，有時一上午地趴在平台上，看著它們“沙沙”地吃掉一張張漂亮的桑葉，又換上新的。時候一到，蠶籮裏一夜之間就寂寞了。早上，我們舉著亮晶晶的蠶繭大聲問阿姨：蠶寶寶哪兒去了？然後就一二十個地一齊放聲大哭。阿姨張開手，眼晴濕濕地笑，不知說什麽好。分瓜果的時候，大家就坐成一圈，你一個我一個，白梨、石榴和櫻桃，多出來的就分給最小的。夏日，午睡是在院子裏的涼棚底下，太陽透過棚頂，在地下灑出許多光斑，風一吹就跑來跑去，睡不著的時候就伸出手，想在空中抓住它們，做個朋友。有一次，我們在遊泳池呆得太久，回來的路上遇上了大雨，我們一邊叫一邊跑，阿姨暫時地做了牧鴨人。然後，在天漸漸黑下來的時候，我們坐在小小的餐室裏一邊吃豆沙餡的包子，一邊聽雷，雷不響的時候就把包子放在嘴邊，激動地等待。北京四合院的雨夜，雨點和瓦在房脊上熱烈地歡敘，之後又靜下來，水珠的滴落聲像在試一張古琴。這時醒來，就能看見值夜阿姨瘦小的背影，淺淺的燈光底下攤開了一本書。我當然不知道，在我做著童年夢的時候，已經有55萬“右派”分子被送進了風雨之中，在未來22年中蒼老或死去。他們的孩子可能就躺在我的身邊，不知不覺地受了傷。我不在他們之中，出於偶然。
　　第二個幼兒園也是四合院，隻是沒有門樓和石獅子。門與牆一般高，漆成紅色。最讓我驚喜的是這裏居然有個小小的動物園，裏麵卻隻有兩樣動物：白兔和鴨子，也是白的。我們喜歡在臨睡前探看它們，尤其是停電的夜晚（那時常常停電，也許是已經“大躍進”了的緣故）。手電筒的光亮裏是幾對寶石一樣的眼睛，自然是紅的，於是大家“呀”的一聲讚歎，都不說話了。鴨子不然，一見光亮就聒噪起來，這抗議直到我們匆匆逃走才停下。找不到手電筒的時候，就由阿姨領著，一人點起一根蠟燭，穿過不矮的鬆牆，踽踽地去又踽踽地回來，有誰不小心遇見了鬼突然大叫一聲，大家就也叫了，興奮地奔逃。
　　把鴨和免放在一起，是誰的主意？長了羽毛隻會聒噪不會飛的；長了一雙看什麽都是紅色的眼睛卻無法開口的，以後明白了，不僅是兔和鴨。
　　並不是所有的動物都可以享受住在動物園的禮遇。1958年，我站在幼兒園的滑梯上，手中揮舞一根係了紅布條的竹竿。北京的天空中有無數這樣的竹竿揮舞，配合著從銅鑼直到破臉盆的敲擊聲。成群受驚的麻雀降落是死，不降落也是死，於是紛紛跌落塵埃。還活著的就被因得勝而快樂的人群縛住翅膀，慢慢死去。終於出現了載重4噸的卡車裝滿了死麻雀，在街上遊行的“盛況”。這一年，老鼠、麻雀、蚊子和臭蟲被政府宣布為“四害”。可是能飛的並不隻是麻雀，所以我弄不清在幼兒園葡萄架下看到的是一隻什麽鳥。它在我和一個小姑娘的注視下抽動著翅膀。“麻雀。”我說。“它還活著呢。”她說。“麻雀。害蟲。”——我還弄不清蟲和鳥的區別。小姑娘點點頭，她知道我對，但還是在那隻鳥死了之後把它淺淺地埋葬了，上麵還蓋了一張葡萄葉，為了第二天還能找到它。第二天，葡萄葉落了滿地；又過了一天，葡萄葉都被風吹走了。
　　從那以後，我們仍然唱著那首已經沒有了意義的兒歌：“小鳥在前麵帶路，風兒吹著我們，我們像春天一樣，來到花園裏，來到草地上……”北京的天空寂寞著。有的隻是養在籠子裏的黃鸝，為了使人快樂而歌唱。在“大躍進”過去以後許久，我的朋友們仍然不斷用氣槍射擊所有的鳥。我的朋友們用濕的泥巴糊住死的麻雀，扔進火堆，慢慢等待烤熟的身體。到了1966年，被扔進火堆的就不再是死去的麻雀。
　　麻雀被宣布為敵人，它就不再是一隻鳥。它的存在即是罪惡，為了消滅罪惡就必須消滅它。而在我還弱小時已不能憐憫弱小，實在能對我日後的強壯指望些什麽呢？
　　差不多30年以後，我偶然路過這所幼兒園，門上的紅漆已經剝落，也許早就剝落過多少次了，兔和鴨自然也不在了。而且，幼兒園就要拆掉了。“一定要拆嗎？”我問。回答是一定。這裏要建一座很高的樓，容納更多的孩子。我高興至少這裏還是一座幼兒園，又為今天的孩子們惋惜，他們再也看不到夜裏的紅眼睛。即使還能，他們願不願看，我沒有把握。
　　我家住在離幼兒園不遠的一條胡同裏。院子很大，除了門樓、影壁，還有拴馬環。前清的時候，這是一座王府，後來殘破了。我家住在西跨院，有圍牆、走廊，兩棵大槐樹和一道垂花門。因為住在東廂房，夏天黃昏就很熱。我和妹妹就在走廊前的空地上種些瓜豆和淡紫的牽牛，夕照時滿屋都是花影。我的童年，更親近的是母親。父親總是忙，難得見到。我覺得他很嚴厲，也記不得他年輕時的樣子。他去外地拍電影我總是很高興，臨走他拍拍我的頭頂，說一句“好好念書”，我就點點頭。他有時寫信來，我就回一封，說一切都好。對父親的了解是在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從小學起，母親就陸陸續續教我念些詩，她穿著一身淡果綠的綢睡衣，靠在院裏的一張藤椅上，手裏握著一卷《千家詩》。太陽出來，就念：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暮春了，則是：雙雙瓦雀行書案，點點楊花入硯池。逢到夜間，就會是：有約不來過夜半，閑敲棋子落燈花。這樣的功課一直持續到我可以幾百行地背誦排律。母親隻要我體會，很少作意義之類的講解，所以至今不忘。這些圖畫了的詩歌不能不對我日後的電影有了影響。
　　我小時候貪讀，讀得到的一切書。最得意的是星期六下午，學校不上課，就鑽在房間裏，翻看家中的書籍。如果是陰天就最好。看到精彩處就高興到無可奈何；之後，呆想。我雖讀過一些武俠小說，可是因為其他男孩子不可抗拒的目光而頭一次爬上房頂時，我就斷絕了做劍俠的念頭。
　　像許多人一樣，留給我童年最深印象的，是我們的保姆，我們叫她奶奶的。奶奶姓沈，滿族人。臉和人中都有些長，很像禦像上的皇帝——他們的祖先。她有過一次婚姻，不好，就離開男人單過，天足，不識字。問到她為什麽沒纏足，她說：“裹了。後來又放了。我鬧他們。”因為不曾生育過，又終日勞作，她有一個光亮的前額和一副愛吃鐵蠶豆的牙齒，70歲的時候仍然行走如風。隻要天不是最冷，她必定脫了老式的內衣，早晚用冷水洗她年輕時也不會太好看的奶子。奶奶曾是貴族，她出生之前，家裏曾管過禦製宮花的買賣。想想清末宮廷中有多少戴花的女人，就知道這是一件大事業。可奶奶卻不懂什麽是“滿漢全席”，衣服都是布衫，當然更沒有花插在頭上。宣統皇帝退位的時候（1911年），她才11歲，在這個世紀的其餘時間裏，她都靠自己的一雙手活著。能看出她是滿人，隻有在她梳頭的時候。早上她先在走廊上用冷水把頭發抿了，又用一把牙刷沾了有桂花味的頭油，亮亮地刷在頭發上，又用篦子細細篦過，在腦後挽成一個髻。之後就滿意地沏一杯茶，喝的時候聲音很大。
　　我和妹妹常問：“奶奶，您小時候北京什麽樣？”“什麽樣？燒餅一個大子（銅錢）一個，豆漿比現在好喝，過皇上的時候胡同口得圍上藍布，一個冬天街上淨是倒伏——餓死的、凍死的。”“還有呢？”“還有？沒有了。”這時，她的眼神便茫然起來有時就這樣茫然很久，朵呆地坐著，嘴邊會突然露出一個笑，又急急地收住了。想什麽呢？她沒說。可雲影一樣的眼神，卻把她親曆過的繁華一下子照亮了，一下子又黯淡下去。
　　因為不識字，逢到偶然有人來信，她總是讓我念給她聽。我念一句，她就應一聲，好像在和來信的人對話。念過去了，她就把信仔細地疊了，放進衣襟裏。她敬愛文字，凡是寫了字的紙，不問過決不扔掉。每次我寫作文，她必定守在門口，不願有人打擾我。
　　奶奶是那種一生僅得溫飽卻體麵而自尊的北京人。她精明不失善良，愛麵子也給人麵子，因為不再是貴族反而靠了雙手得了貴族氣派的勞動者。她衣服永遠幹淨，頭發一絲不亂；耳聾，卻能聽到別人的痛苦；從不惹事也決不怕事。每次我犯了錯，她總是說：凱歌，我告訴你媽去！——可她其實從不這樣做。如果別的孩子欺負了妹妹，她一定拉了妹妹的手找上門去。而別人道了歉之後，她又哈哈地笑著，把兩個孩子的手合在一起說：來，拉拉手，拉拉手！她常說：人不興欺負人。也不興叫人欺負。讓人欺負慣了，你日後就成了壞人了——中國的傳統，受壓迫者，以為有正義在手，便隻知有報複，不知有寬宥，“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結果壓迫本身代代不絕，隻是對象換了。奶奶目不識丁，乃能以這樣透徹的道理示於後代，可見她目光之銳，見識之高。可當時的風尚是“對敵人要像嚴冬一樣冷酷無情”，我聽不懂奶奶的話是自然的事。
　　一件發生在饑荒年代的事卻是我沒想到的。1961年的一個冬日，奶奶把按定量做成的麵條端給我和妹妹之後，母親把我們叫到臥室，關上了門。她在廚房裏低低地說了幾句什麽，就聽見奶奶的聲音：“我錯了！我錯了！您原諒我！”未久母親走回來，一臉的怒氣。我和妹妹被著實地嚇住了。以後才知道，奶奶把我們定量中的一部分放進了自己碗中。母親的心情是容易理解的：愛子，又是米貴如金的年代，她是寧願自己不吃，也要讓我們吃飽的，自然不能容忍奶奶的行為。奶奶是一看到母親的臉色就跪下了，之後就是“我錯了”的呼聲。刺痛我的，並不是奶奶吃了我的食物，卻是她有些淒厲的喊聲。我寧願永遠不知道這件事。過後，再沒有人提到這件事，奶奶依舊在我家，仍然梳頭，仍然喝茶，仍然有時茫然著。
　　我一直不解，以奶奶的體麵、自尊，競將事情做到鍾愛的孩子們身上，必然的理由是：她餓。可那一點點食物果然能減輕她生理上的不適嗎？當然不能。唯一的解釋隻能是：饑餓使她恐懼。恐懼比愛更有力量。

　　出門向南穿過小巷，離我家不遠的地方就是護國寺。說是寺，有寺之名，無寺之實，所以我很久都以為護國寺不過是過去流傳下來的地名。後來走得多了才突然明白，這個今天居住著上千人口、五方雜處的大院落其實就是原來的寺。
　　寺的東西圍牆仍然完好，隻是斑剝了，很高，約有半華裏長。廟的兩座後門麵北，之間的距離約20米。單是這兩個長度已經可以看出當年廟宇的規模。不知從什麽時候起，這兩座後門打開，廟內成了行走之地，僧舍內也住了人，時間久了，寺廟就變了樣子。南麵護國寺街上，山門已不存，代替是幾座店鋪，其中一個是花店，冬日也有半街餘香。
　　我常走的是廟後的西門。要抬起頭來才會看到伸出的門簷上，有幾乎被風塵湮滅的綠色琉璃瓦，夕照時在隔年衰草後麵閃閃地亮。後門與殿堂相連，實際是個過廳；裏麵比外邊明顯的低，可見當年香客踩踏之繁。門內有低低的石階，甚寬。細細一想，應該是泥塑金妝的天王站立的地方，如今卻空著。盛夏，須發皆白的老者在石階上對坐下棋，老太太們路過歇腳。黃昏時突然走入，會看到台階上留在夕陽裏的糕餅點心，嘴饞的孩子也決不敢碰的。有人說，這是老人們留給廟裏的“靈物”黃鼠狼的，因為廟已殘破，香火不再，恐怕它無處覓食。也有人說，是“黃大仙”本身因循舊例，偷來的食物救濟孤苦的。兩者都是美麗的故事，而廟確實殘破了。
　　當年香客如雲的焚香散花之路已經崎嶇不平，遇雨便滿地泥濘。廊下僧房中住滿了笑鬧喧騰的俗眾，門窗依舊，沒有了往日的肅穆。小作坊的機器聲代替了晨鍾暮鼓；而應是“大雄寶殿”的所在，變成了一座電影院。門外兩座石龜，馱著巨大的石碑，翹首問天，碑上盛記功德的碑文已經蒼黑，湮然不可複識了。唯一留下的真跡，是西北角的“地藏殿”，殿宇宛然，偶像俱在。殿前有一榆樹，因接近道路，有人經過便摸一把，摸得久了，樹腰竟成了一片光滑的白色。樹後遍種蓖麻，葉子肥大深綠，蒼翠時陽光也照不透。出於好奇，我們常常抓住門上的銅鎖，站在露出的門坎上窺探。殿內昏暗潮濕，黴味撲鼻，地藏王菩薩滿身灰塵，慧目低垂。神案上除了牌位、香爐之外，還有一大堆凝了的紅色燭淚，觸目驚心。文革開始之後，這裏首當其衝地成了紅衛兵采取革命行動的“戰場”之一。殿門打開，陽光湧入，地藏王菩薩被推下蓮花寶座，在塵埃中摔得粉碎。
　　宗教的脆弱，是中國的一大問題。40年來對宗教，害處聽得多，好處聽得少，是宣傳的一大特色。因其與“無神論”相悖，所以不能容忍。其實，氣度恢宏的統治者，深謀遠慮，總會意識到宗教維係精神、穩定社會的好處，而加以保護。但在1949年以後，曾經遍布禪林的北京，僧眾流散，寺廟荒涼，對於我們這些革命後出生的少年來說，宗教幾乎等於舊世界的代名詞了。
　　在這個決不完美的世界上，宗教是個去處。它使做了好事的人有地方去欣喜，做了壞事的人有地方去懺悔；失望的得了希望，絕望的至少得了安慰，信仰是文明的開始。相信，需要天真和勇氣——重要的是相信本身，倒不是相信的一定要是什麽。隻要人尚能相信，這世界就還有救。殺死了天真和勇氣，剩下的就是一群暴民了。信仰實在是人性的圍牆。而在文革開始的最初日子裏，幾乎所有的暴力無不首先發生於信仰的領地：孔廟、佛寺、天主教或基督教堂。
　　1965年，廟會已經被禁止，接著，民間喪葬嫁娶儀式也被禁止。接著，北京南城享有百年盛名，在中國人歡度新年時幾乎無人不去的文化集市——廠甸街，宣告關閉。接著，就輪到了北京城牆。
　　1949年初，清末大儒梁啟超之子、建築師梁思成教授住在其執教的清華大學。當時內戰大局已定，解放軍攻城刻在日內。一夜，有客來訪，自稱共產黨城市工作部幹部，特攜帶北京市區地圖，要梁先生指明何處不可用兵，何處不可開炮。不久，北京未被戰火而和平易手，使800年古跡得以保留，是中國的大幸運。所以可以想象梁先生聽到毀城設想時的心情。他曾力諫政府首腦放棄這一計劃；他的夫人甚至誓言：城破之日，自取其命。但是，以“城牆妨礙首都建設”為名，計劃終於變成現實。在現代化機械的頻頻擊打之下，木石俱下，煙塵大起，頓成廢墟。被分段拆除的城牆，磚石今已不知去向，少量的可以發現於民間的雞窩兔舍。傳說：在明初重修城牆時，工匠曾用熬熟的米湯和泥澆鑄，以求堅固，可見毀城工程的艱難浩大。多在夜間操縱的轟轟機聲未能驚醒北京人，而城市從大夢中醒來時已成裸體。這座始建於元代，經明成祖朱棣重修，此後代代維護，長達數十華裏的800年古城牆轟然倒塌了。一個舊夢隨風雨而逝，永遠不再。1986年，我站在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內注視西方人於1893年拍攝的舊北京城牆照片，回想它延伸闊大的雄姿，不勝唏噓。
　　至此，精神和物質的舊牆均已歸於消滅。從不設防的國度中醒來的人們，看到空曠的地平線上一輪巨大的紅太陽，在短暫的幕間休息之後，天國的鍾聲又響了。

　　本文選自《少年凱歌》，陳凱歌／著，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