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德拉 | 敵意和友誼

在流亡四十多年後，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重新獲得了捷克國籍。上世紀70年代，作為異見作家，昆德拉先是被捷克當局驅逐出境，在出版《笑忘錄》後，更被剝奪了公民身份。昆德拉在西方茁壯成長，在接下來的幾年裏，讀者在他的書中讀到了一段充滿智慧和情感的旅程。小說家奧爾加• 卡萊爾（OLGA CARLISLE）評價昆德拉“以具有普遍吸引力的洞察力，引起了西方讀者對東歐的關注”。

敵意和友誼

米蘭·昆德拉

1970年代初，蘇聯占領時期，我和妻子都被逐出工作崗位，身體狀況都不好。有一天，我們倆去了布拉格郊區的一家醫院看一位名醫，他是所有反對派的好朋友，一位猶太老哲人，大家都叫他斯瑪赫爾老師。我們在那兒遇到了E，他是記者，他也是不管做什麽都被人趕出來，身體狀況不佳。我們四個人在那兒聊了很久，沉浸在相互同情的快樂氣氛裏。

回去的時候，E開車載我們，他談起博胡米爾·赫拉巴爾，他是捷克當時最偉大的在世作家；他的幻想無遠弗屆，他醉心於平民百姓的生活經驗（他的小說裏頭滿是最平凡無奇的人），大家都讀他的作品，都很喜歡他（整個捷克電影的年輕時代都奉他如主保聖人）。他的非政治化是非常深刻的。然而，在一個“凡事皆政治”的體製下，他的非政治化並非天真無知。他的非政治化嘲笑意識形態橫行的世界。正因如此，有很長的時間，他受到相對的冷落（對於所有官方推動的事務來說，他完全派不上用場），但也因為同樣的非政治化（他也從未投入任何反對政府的活動），在蘇聯占領期間，沒有人找他麻煩，所以他可以或多或少出版幾本書。

E憤怒地咒罵他：他怎麽可以在他的同行被禁止發表作品的時候，還讓別人出版他的書？他怎麽可以用這種方式替政府背書，連一句抗議的話都不說？他的所作所為令人厭惡，赫拉巴爾是個通敵分子。

我也以同樣的憤怒響應：赫拉巴爾作品的精神、幽默、想象，都和統治者的心態背道而馳（他們想把我們窒死在精神病人的束縛衣裏），說他通敵，這是多麽荒謬的事？讀得到赫拉巴爾的世界和聽不到他的聲音的世界，是截然不同的世界。隻要有一本赫拉巴爾的書，對於人們，對於人們的精神自由，它的效用大過我們抗議的行動和聲明！車子裏的討論很快就變成了充滿恨意的爭吵。

許久之後想起這件事，這恨意讓我驚訝（那真的是恨，而且完全是互相的恨），我心想：我們在醫生那兒的投緣是一時的，緣自特殊的曆史情境將我們都變成被迫害者。相反地，我們的分歧是根本的，是獨立於情境之外的，這種分歧存在於兩種人之間——認為政治鬥爭高於具體生命、藝術、思想的人和認為政治的意義在於為具體生命、藝術、思想服務的人。這兩種態度或許都合情合理，但是誰也沒辦法跟對方和解。

米蘭· 昆德拉在1967年6月27日捷克共和國布拉格舉行的捷克斯洛伐克作家聯盟第四屆大會上發表講話。

米蘭· 昆德拉1975年離開捷克，1979年被剝奪捷克國籍，2019年獲得恢複

1968年秋天，我到巴黎待了兩個星期，於是我有機會和阿拉貢在他位於瓦雷納街的公寓長聊了兩三回。不對，我其實沒跟他說什麽，我都在聽他說。由於我從來不寫日記，記憶因而是模糊的，他說的話，我隻記得兩個經常出現的主題──他經常對我提起安德烈·布勒東晚年和他越來越親近；他也和我談起小說的藝術。在他為《玩笑》所寫的序言裏（在我們相遇的一個月前寫的），他也為小說的重要性做了一番頌讚：“小說是人不可或缺的東西，就像麵包。”在我數度造訪他的時候，他鼓勵我永遠捍衛“這門藝術”（這門被“貶低”的藝術，他在序言裏是這麽寫的，我後來也在《小說的藝術》裏的一個章節，把這個說法用在標題上）。

我們的相遇給我留下的印象是，他和超現實主義者決裂的最深層理由並非政治（他對共產黨的順從），而是美學（他對小說，對這門被超現實主義者“貶低”的藝術的忠誠），我似乎也瞥見他生命的雙重悲劇：他對小說藝術的熱情（小說或許才是他才華的主要領土）和他對布勒東的友誼。——現在，我明白了，在清算的年代，最痛苦的傷口是絕交的傷口，而且，沒有比為了政治而犧牲友誼更愚蠢的事了。我很自豪從未做過這種事。我欣賞密特朗維係老友情誼的忠誠。他晚年為了這份忠誠遭受如此激烈的攻擊。這份忠誠正是密特朗的高貴之處。

約莫在我和阿拉貢相遇的七年之後，我認識了艾梅·塞澤爾。我在二次大戰結束時就讀到了他的詩句，那是捷克文的翻譯，刊登在一本前衛期刊上（我讀到米沃什的同一本期刊）。我們見麵的地方在巴黎，在畫家林飛龍的畫室。年輕、迷人、活力旺盛的艾梅·塞澤爾拿出一堆問題向我猛攻，劈頭第一個問題就是：“昆德拉，您認識奈茲瓦爾嗎？”“當然認識。可是，您怎麽會……認識他？”不，他不認識奈茲瓦爾，可是安德烈·布勒東經常提起他。在我既有的印象裏，布勒東以強硬著稱，他隻有可能談到奈茲瓦爾的壞處（他在幾年前和捷克的超現實主義團體決裂，因為他寧願順從黨意──差不多跟阿拉貢一樣）。然而，塞澤爾卻再次告訴我，1940年布勒東旅居馬提尼克期間，對他談起奈茲瓦爾的語氣裏滿懷著愛。此事令我感動。因為奈茲瓦爾也一樣，我記得很清楚，他談起布勒東的時候也是滿懷著愛。

有一種人際關係，捷克文稱之為“soudruzstvi”（soudruh：同誌），意思就是“同誌情誼”，也就是讓共同進行政治鬥爭的人們得以彼此連結的好感。當他們為某一件事共同獻身的精神消失之後，彼此有好感的理由也就消失了。可是友誼如果從屬於某種高於友誼的利益，這種友誼根本與友誼無關。

在我們的時代，人們學會讓友誼屈從於所謂的信念，甚至因為道德上的正確性而感到自豪。事實上，必須非常成熟才能理解，我們所捍衛的主張隻是我們比較喜歡的假設，它必然是不完美的，多半是過渡性的，隻有非常狹隘的人才會把它當成某種確信之事或真理。對某個朋友的忠誠和對某種信念的幼稚忠誠相反，前者是一種美德，或許是惟一的、最後的美德。

我看著法國詩人勒內·夏爾走在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旁邊的照片。一個是以參加對抗德國占領的抵抗運動受到讚揚，另一個則是因為曾在生命的某個時刻對初生的納粹主義表示認同而受到詆毀。照片拍攝的日期是在戰後。我們看到的是他們的背影，他們頭上都戴著帽子，一個高，一個矮，走在大自然裏。我非常喜歡這張照片。

 

【選自米蘭·昆德拉《相遇》，尉遲秀/譯，上海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