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小林 | 父親郭小川之死

到今年的10月18日，父親郭小川已離開我們整整39(本文寫於2015年--編者注）年了。

1976年的十月金秋，是新中國曆史上的一個春天：曆時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漫長嚴冬終於過去，人民、祖國迎來了精神解放的春天。

然而，對於我來說，這個秋天卻不啻嚴冬，因為我的父親倒下了，倒在春天即將到來的門檻上……

噩耗、噩耗……

1976年10月18日下午，我正無所事事地在林縣縣城東邊一處平房裏與人閑坐。縣委組織部的呂章福突然找來，麵無表情地說：“你爸有事找你，你跟我走吧。”我跟著他出門，朝縣城東側的馬路走去。沒走幾步就看見路邊停著一輛北京吉普，我心裏說，我爸他從來不擺譜，怎麽還派車來接我？

我問老呂：“我得跟我媳婦說一聲不？”因為當時我們在縣城東邊租了一間農民房住，妻子和一歲多的女兒正在那裏，我這樣走了，她們不知我下落豈不擔心？老呂催促說：“趕緊！剛才已經跟她說過了！”

我隨老呂上了車，一路往安陽疾馳，車後揚起長長的塵煙。我提出心中的疑問：“我爸找我啥事？”老呂頭也不回地說：“到那兒就知道了。”我暗中猜想，會不會是父親的工作有了重要變動？才這麽高調地行事……

車子很快到達安陽，徑直駛進了一處有紅磚樓房的大院，後來得知是地委大院。下了車就見正在新鄉師範學院讀書的妹妹小惠已站在那裏（我母親、大妹是第二天分別從北京和林縣胡家莊趕來的）。我詫異地問：你怎麽也來了？她說是接到縣裏通知從新鄉趕來的。說話間，老呂和車子就不見了，大概返回林縣了。我環顧四周，空曠的院子裏沒有一個人影，異常安靜。三層的紅磚樓房爬滿常春藤。正狐疑著，有人從紅磚樓房出來，招呼我倆進樓去，讓我們站在走廊裏等著。

這一等，就等了一個多小時。由於心裏懸著，時間顯得格外漫長。昏暗的走廊裏無人走動，天色漸漸暗下來了，唯有一間屋開了燈。大概到了五點多鍾，才出來一個人，叫我們進入那間開燈的辦公室，又讓我們等著，他進入左側的裏間去了。我們站在那裏不知到底有什麽事。看看辦公桌上，分明有一張紙，吸引了我的注意力。

我瞟了一眼，一二三四地列了幾條，好像有“查明死因……”什麽的，最後一條是“妥善安置子女”因為距離稍近，我看得清楚些。一種不祥的預感在心裏漸漸彌漫開來。

這時，裏屋走出一個人，叫我們兄妹進去，見幾個幹部模樣的人坐在那裏……此刻，我已經開始有點兒神誌恍惚，隻聽見有人宣布：你們的父親……今天……早晨……去世……了……

我一下子懵了。屋裏坐的是什麽人、一共幾個人、長什麽樣，我一點兒沒有印象。隻覺得一股無名的怨恨從心底升騰起來，衝撞著本已不清晰的意識……後來他們說了什麽，我們怎麽走出房間，到什麽地方休息，一概都沒了感覺。

一切都那麽不真實，突然間，我的父親沒了！這不是真的！仿佛昨天，我還和他鬧得不愉快，仿佛昨天，我剛剛把他送到安陽……

郭小川1975年攝於林縣第四招待所。

我說了一句錯話

10月12日，因為我的一句錯話，父親很生氣，堅持即刻離開林縣去安陽。

那天，父親又是一大早就從縣醫院來到我們租住的農舍，饒有興致地看著我們倆忙這忙那。前幾天父親曾到農舍來住了一兩晚，因孩子哭鬧，影響他睡眠，他晚上還是回醫院去住。

10月的林縣，一派初秋景象。樹葉綠著，陽光不弱。沒有院牆的農舍對麵就是已經收獲過的玉米地，玉米稈還站著，隻是葉子皆枯黃。我收拾衣物時發現一件秋衣有股不好聞的味道，也沒有動腦筋想，就隨口問了一句：“爸爸，你拿這件秋衣擦腳了吧！有股臭腳丫子味兒。”這當然是不可能的，我根本不應該往這方麵想。但父親的反應特別強烈，也許是覺得在兒媳跟前失了顏麵，也許是他潛意識裏保存下來的父尊子卑觀念很深。他氣得罵了一句：“混蛋！”就哆嗦著找不出合適的話語了。他起身，趿拉著鞋就往外走，邊走邊說：“我走！我回北京去！”我一看他真的動氣了，趕緊追出去，跟在他身後，一個勁兒道歉。

父親一路就奔了縣委組織部，要求組織部派車送他去安陽。組織部很快找了一輛給外賓拉行李的北京吉普，俗稱“大屁股”的那種，讓父親坐在前麵，我擠在一堆外國人的行李箱中，就上路了。

按照父親的意願，車把父親送到位於解放大道的安陽地區百貨批發站，我的二表姑就住在站裏。

到了二姑家，父親向二姑說，想吃她包的餃子。並告訴二姑，他準備在安陽治治眼睛，然後去鄭州和省裏領導告個別，就回北京。

父親餘怒未息地轉向我說：“你回去吧，這兒不用你了！小楊和孩子在那裏，我不放心！”

我隻好從命，乘長途公交車返回了林縣。

後來我才慢慢理解，父親當時並非是因為我的一句錯話怒而“出走”。

個中奧秘就在於10月6日“四人幫”被抓之後，消息尚未公開，媒體的口徑卻發生了微妙的變化。他雖然無法及時看到報紙，卻可以從他須臾不離身的半導體收音機裏聽到中央的聲音。這種變化以我的愚魯，是根本無法覺察的，但作為一個“老幹部”，一個老報人，以他多年的“政治敏感”，豈能看不出來？

所以他從6日以後的廣播中的變化判斷：中央一定出了大事情！

因此他謀劃著是否要向中組部報告要求回京；如何向縣裏提出，要不要去鄭州一趟？而中組部遲遲沒有回音。於是他覺得不能再等下去了，下決心來一次“非組織行動”。恰在此時，出了我這麽一個小插曲。

我從12日返回林縣，到18日被接到安陽，一周時間裏對父親的情況一無所知。我可以推諉說，那時沒有聯絡手段等等，但坦白地說，我心裏對他是不掛念的，心想：反正是你發火轟我走的，而且在安陽有二姑照顧，沒我什麽事。

1

　　時任中組部部長的胡耀邦1978年3月19日給在河南林縣的郭小林親筆回信。（南方周末資料圖/圖）　　

父親生命的最後一周

然而，事後據二姑回憶，父親那幾天狀況已經很不好了。

12日，他在我二姑家住了一宿，睡不好覺。遂於13日下午住入安陽市人民醫院，因為眼科醫院沒有地方住。

13日晚上，由於醫院工作的疏忽，他等到天亮也沒有等來安眠藥，結果一夜未眠，14日醫生直到上午10點也沒來查房，他很生氣，說了“你們是共產黨還是國民黨”這樣的重話，隨即出院。

當天，他住入安陽地委第一招待所西樓101房間。我二姑去醫院沒找到他，在招待所門口遇上了，見他兩腿顫抖地走著。當晚醫生來給他看了病、開了藥。他精神恢複後還和親友們談起《人民日報》發表的社論《億萬人民的共同心願》，他說：“這篇社論決不是那夥人寫的，口氣和前幾天大不一樣。”“‘三要三不要’自從批鄧以來一直沒提過，反對‘左’右傾機會主義好長時間也不說了，為什麽現在提？中央一定有大事，而且一定是大好事！”

15日，說是睡了7個鍾頭，精神很好。

16日上午9點，二姑等人去看他，隻見他睡在沙發上，頭搖著，腿顫著，叫也叫不醒，脈搏有間歇，一直睡到晚6點仍未醒（現在我估計可能是安眠藥服用過量）。二姑不放心，當晚把我表弟小偉留下陪住。

17日上午，表弟回家告訴我二姑說，舅舅昨晚11點醒了，精神還不錯，讓表弟告訴二姑，各縣書記來聽傳達：“四人幫”被揪出來了。晚上6點，二姑等人去看他，他說已吃安眠藥，血壓也降下來了，要好好睡一覺，明天去鄭州見見劉建勳，然後回北京參加戰鬥。眾人見他眼瞼下垂，口齒不清了，就都告辭了。二姑臨走時還把他正抽的煙踩滅了，問他要不要讓小偉做伴？他說不用。最後留給我二姑的印象是：他躺在床上，麵帶笑容地說：我真高興！大好形勢呀！

未抽完的煙頭掉落在他枕頭邊

令所有人萬萬想不到的是，18日早上，人們發現他已意外去世！

據中央工作組劉××向我們宣布的調查結果，意外事故的大致情形是這樣的（我始終未見過工作組作出的調查報告）：

18日父親去世的消息被很快報告上去，中央立即責成中組部和公安部組成聯合調查組，20日趕赴安陽，會同省地兩級的官員組成工作組。工作組由中組部老幹部組劉××牽頭，公安部派來王亮、徐婉兩位刑偵技術專家。

我們18日傍晚看到的、寫在紙上的幾條，是中組部指示的電話記錄。

根據專家的分析，我父親的死亡時間應該是17日晚上8：20左右。因為現場的遺物中我父親戴的手表表蒙子崩掉了，表盤被熏黑，在8：20的位置留下了表針的印跡。

據說，大約在18日淩晨，住在同一招待所四層同一位置（401房間）的中央醫療隊幾位醫務工作者被燒焦氣味熏醒（一層的煙霧順著衛生間的排氣通道上躥到四層），曾四處查看，未發現失火跡象，睡下不久還是嗆得不能入睡，遂去找服務員；後與服務員逐層查找，查到一層盡頭的101房間，看見門窗縫裏有煙冒出，才明白是老郭的房間失火。這時大約是早晨六七點鍾。

打開房門後，大股濃煙冒出，屋裏早已被濃煙充滿，據說有一個服務員衝進濃煙中，發現隻有離地麵二十厘米左右的空氣還是透明的：“他摸了摸床上，沒摸到人，趴在地上才發現老郭已滾落地下。他憋著氣，雙手伸進老郭腋下，不料一下子插進棉被陰燃的紅炭中，把手燙傷，慘叫著退了出來。另一個服務員進去抓住棉被一角把老郭拖了出來。”（憑印象記下的服務員口述——作者注）

如果上述情況基本屬實，那麽，經過一夜的陰燃，房間裏的氧氣就已被耗盡，符合專家作出的“因失火導致濃煙窒息而死”的法醫學結論。

具體地判斷，陰燃是由於父親吃了安眠藥又吸煙，沒吸幾口，安眠藥起作用了——安眠藥有一種“擊倒式”的作用，即馬上倒下入睡。其次，安眠藥還有對神經係統的阻斷作用——人的末梢神經感覺到了刺激，但安眠藥阻止這種刺激的信息傳導到中樞神經即大腦中。所以父親被發現時是掉在地上的，他的身體感到燙、疼，他掙紮、翻身、以致掉下床，但心裏不明白是怎麽回事（醒不過來）。燃燒的香煙掉在了枕頭旁。無明火陰燃了被子、褥子，最後陰燃了床墊中的海綿（泡沫塑料），這些東西的燃燒奪走了空氣中的氧氣，還產生了多種有毒的氣體。

由於父親去世的時間恰巧處在一個關鍵的節點上，不免令人感到蹊蹺。連中央也產生了很大疑惑，所以迅即派員調查。但專家的結論作出後，並沒有平息人們的懷疑。父親的老上級、一位副總理在追悼會上用拐杖使勁杵著地板說：小川就是被害死的！老作家黃秋耘多年後在《新民晚報》上發表短文，還認為有可能是被害死的。

當時，我們感覺工作組的劉態度冷漠、從不與我們交談，他作出的一些規定也大不近情理，比如，同樣是死者的至親（我母親、我和兩個妹妹），他卻要以是否黨員來區別對待：因為我和小妹不是黨員，而母親因“文革”遭錯誤處理尚未平反，被“停止組織生活”十年，在他眼中也“不算”黨員，所有決定概由是黨員的大妹妹轉達。我們很難找到機會，向他（即向組織）提出要求，即使提出他也是一概否決。再如，骨灰盒送回北京，他的決定是：讓作為長子的我返回林縣，由我母親和妹妹護送回京。

現在可以理解，因為“四人幫”的“政策”就是要廢黜這些老幹部，任其自生自滅。從一年來他們對郭小川的健康不聞不問、郭屢次要求去鄭州、洛陽看病均遭拒絕的態度即可看出。

與胡耀邦的通信

10月20日以後的情況，據我母親的簡略記載：20日，工作組允許我們親屬去看了看父親的遺體。

我記得是到安陽人民醫院裏、太平間旁的一間小平房，父親的遺體仰臥著，雙腿屈曲，雙手半握放在胸前，身邊、身上放著幾塊冰塊，據說是從鄭州緊急調運來的。移開冰塊後，看到遺體上覆蓋著一塊白布，直觀看不到什麽傷痕，隻是在他左手（戴表的手）手背上有一片熏黑的地方。小惠想去掀開白布看看，被工作組製止。但我在那一瞬間看見遺體的胸前有幾塊傷痕，顏色淺紅。父親的眼睛閉著，遺容顯得很安詳。現在想想，遺體大概經過了整容及清洗。

23日，又安排我們去看了現場，不過，是已在搶救過程中被破壞的現場。地下還有水漬，床上的棉墊、泡沫塑料墊都搬走了，沙發靠背有燒過的痕跡。據說，打開門後新鮮空氣進入，很快燃起明火，被潑水撲滅。

10月25日，遺體就地火化。當時北京的一些老戰友打來電話，我們家屬也提出，能不能把遺體運回北京？遭工作組否決。

11月8日上午，劉及我母親、小惠、二姑等親友護送父親的骨灰盒去北京。下午五點整火車進入北京站。到場迎接的有張光年、馮牧、李季、葛洛、趙易亞、崔嵬、張鐵夫、曲波和賀敬之夫婦等著名人士，還有父親的親朋好友等數十人。大家都悲痛不已，許多人傷心落淚。

1976年12月14日，父親的追悼會在八寶山舉行。

正是因為對劉的冷漠態度以及喪事、追悼會的安排、悼詞中的評價不滿，才導致我於1978年3月初給剛接任中組部長的胡耀邦寫了一封短信。在短信中我表示還要寫長信，詳述我們家屬對死因的懷疑等意見。應該承認，我當時的態度是有些偏頗，還有一些怨懟情緒。

尊敬的耀邦迅速地回了一封親筆信，他說，他“犧牲了一點必要的睡眠時間”，放棄了秘書草擬的複信，“親自給你寫封回信”。

耀邦說，他認可中央派去處理此事工作組的結論、對子女的安置以及悼詞：“（悼詞說）郭小川同誌曾經同‘四人幫’作過鬥爭，而‘四人幫’以莫須有的罪名對他進行排斥打擊。我認為，這是對郭小川同誌的基本評價。一個革命者，最後取得這樣的評價，是很不容易的，是難能可貴的。請你想想：在我們這一代人中，真正在自己的一生中為黨為人民寫出了不少好作品的人，並且在‘四人幫’橫行的年代裏同‘四人幫’真正作過鬥爭的人，究竟有多少嗬。悼詞是不是還可以多寫一些話，是不是還可以評價得更高些？這當然是可以再討論的問題。但我認為，問題不在這裏。問題在於：對一個人的評價是否基本正確……基本上對了，也就可以了。……對一個人，生前往往有這樣那樣的鑒定，死後，往往有這樣那樣的評論……可靠嗎？可信嗎？又可靠可信，又不可靠不可信，因為鑒定評論，終歸要人民，要群眾，要後代子孫來做。群眾，人民，後代子孫並不記得什麽鑒定和悼詞，記得的是那些有血有肉的史實。他們把仇恨刻在心中，也把懷念刻在心中。”

耀邦以戰略家的眼光，在關乎中國命運的大決戰中，“一城一地”的得失尚可不計較，遑論一字一詞的取舍。

我接受了耀邦的批評，打消再寫長信之念。

父親在河南的一年

我的兩個妹妹1971年由內蒙古呼林貝爾盟（原插隊地）轉插至林縣，大妹在胡家莊勞動，後擔任某生產隊黨小組長；小妹1975年被推薦到新鄉師範學院成為“工農兵大學生”。我父親自1974年後身體健康每況愈下，選擇去林縣，以得到女兒們的照顧。

我父親兩次牽進“中央專案”中。第一次是1967年中央設立周揚專案，郭小川作為“四十個周揚文藝黑線人物”之一也牽連其中，大約在1970年到鹹寧幹校後獲得“解放”。第二次中央專案是江青在1974年指斥郭小川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而設立的，審查至1975年10月6日，中央專案組到團泊窪向郭小川宣布審查結果：問題澄清。10月9日父親回京。10月13日受到李先念、陳錫聯、紀登奎、華國鋒四位副總理接見，接受任務：了解文藝界情況，組織隊伍。據《郭小川全集》年譜記載及我們的了解：父親領受任務的一個月裏在京展開活動，引起於會泳們的注意。領導人為了保護他（也就是保護他們這一派），於11月14日安排家父赴河南，以搞調查研究之名躲了起來。

家父在河南的主要經曆如下：1975年11月14日抵鄭州；11月18日抵林縣；11月25日-12月2日訪輝縣。12月2日返回林縣住入第四招待所，其間去縣醫院檢查，發現中期腦血管硬化症。年底參加城關公社整黨活動（旁聽）。1976年1月8日周恩來去世，家父寫作《痛悼敬愛的周總理》，1月中旬因病情加重，向中組部申請去洛陽治療，不準。3月21日住林縣醫院。6月下旬出院，去林縣宋家莊大隊小住。7月2日於會泳把持的文化部偵知郭小川在林縣，派員尋至宋家莊，迫我父親交代“問題”，父親躲入蠶場。縣醫院醫生證實他病重，於7月4日再次住院，回絕了來人的追索。7月5日，為照顧父親，我一家調來林縣。10月1日，父親與親友登林縣九龍山。10月12日，發生了父親生氣從林縣去安陽的一幕，他打算在安陽治眼睛後，去鄭州跟河南省主要領導劉建勳道別，即回北京。　　

（本文原載《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