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9月,陳伯達去世。關於陳伯達身後事是怎樣安排和處理的,多年來一直鮮有文章報道。日前,《世紀》刊曾任陳伯達秘書的王文耀、王保春的回憶文章,記述了陳伯達後事處理的前後經過。
陳伯達突然去世
1989年9月20日,是一個陰雨天。忙了一天的王保春拖著疲憊的身子下班回家,到家休息了片刻,剛拿起碗吃飯,突然電話鈴響了,他放下碗去接電話,聽對方說完,他放下電話自語道:“怎麽會呢?”
老伴忙問怎麽回事,他說了幾句。老伴說:“那你和王文耀快去看看吧!”
王文耀也正在吃飯。王保春一進門就急匆匆地說:“告訴你,陳老頭去世了……”
王文耀一怔,忙問是何時去世的。王保春說:“是公安局的老蕭剛來電話說的。不巧的是陳曉農(陳伯達之子)今天上午去石家莊看他母親去了,隻有張蘭華在家。怎麽這樣突然,上個星期咱們去看他時,他身體、精神還挺好的。你快吃飯,完了咱們去一下。”
王文耀說:“不吃了,咱們走吧。”
我們倆一路緊著騎車,7時半到了陳的住處,見到了陳的兒媳婦張蘭華和孩子。張蘭華把孩子支到另一屋子,哭著述說了老人去世的情況。
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頭天晚上落了秋雨早上很冷,陳曉農走前,去陳屋裏看過幾次,想告別一下,可每次見陳睡得好好的,不忍叫醒他,便把剛找出的毛褲放在陳的床前椅子上,就出門走了。
陳起床後即連聲說冷,一邊問:曉農走了嗎?張蘭華說:他走了,他去您屋裏幾次,見您睡著,就沒叫醒您。中午吃飯時,陳在過廳吃,張蘭華和孩子在有電視的屋裏,忽聽到過廳傳出盤子和碗的碰撞聲,接著咚的一聲,張蘭華趕緊過去,隻見陳坐在椅子上,頭歪在牆壁上,嘴裏吐出食物,臉和嘴唇都發紫。
張蘭華扶起陳的頭,大聲喊他,同時讓孩子叫對門的老蕭。老蕭過來給老人嘴裏塞了救心丸,又趕緊找社區衛生站的大夫,打電話找朝陽醫院的大夫,並通知了陳現在的單位北京市文史館,隨後又打長途電話給石家莊的陳曉農。
周恩來、陳伯達、林彪
衛生站的大夫來後,看老人還有微弱的脈搏,正準備打葡萄糖針,朝陽醫院的陳大夫和徐大夫趕來了。陳大夫給老人量血壓,已經沒有血壓了,再翻開眼皮一看,瞳孔已經放大。陳大夫說沒有救了,準備後事吧。 張蘭華說,她當時失聲痛哭,不知所措,在場的朝陽醫院的黨委書記、公安局的蕭鍵同誌、駐地派出所長等人,共同商量決定,先將老人送到朝陽醫院太平間,待陳曉農回來再商量辦後事。隨後大家冒著淅淅瀝瀝的雨水,將陳的遺體抬下樓,送上了車。 聽了張蘭華的講述之後,又去住在對門的公安局蕭鍵家中,聽他說了搶救陳的過程(他和張蘭華講述相同)。當天晚上8點15分,我們離開了陳宅。 將陳伯達去世情況告知領導同誌 。因當初是中共書記處的領導同誌代表中央讓我們與陳伯達聯係的,現在陳已經去世了,我們認為應及時告訴有關領導,因此我們倆蹬車直奔領導同誌家。 到了這位領導同誌的家,已是晚上9點鍾了,他正在看電視,見我們這麽晚了來,有些詫異。當我們將陳去世的事告訴他後,他半晌沒說話。呆了片刻,他慢聲地問我們:陳伯達今年多大歲數了? 他說:從84年我不與你們聯係之後,他還寫了些東西吧?我們說:可能寫了些東西,都不是經過我們的手,而是從公安局那邊送過幾篇,不知寫了些什麽。 他轉了話題說:告訴陳曉農,處理後事,不要提什麽要求,應聽從組織上的安排。骨灰看放在惠安(陳的家鄉是福建惠安)還是什麽地方?家屬可斟酌一下。家屬都應通知到。劉叔宴和他正式離婚了吧?劉生了兩個孩子吧? 我們說:是陳伯達在劉叔宴提出離婚後自己寫的離婚書,當時曾給楊得誌同誌看過,還給周總理看過,不知算不算數。劉生了女兒嶺梅和兒子小弟。 小弟在陳伯達倒台後,與保姆一起被關到衛戍區將近三年,受了驚嚇,不敢再與陳聯係。領導同誌還問到陳的經濟狀況。我們說:陳刑滿後的月生活費是250元。陳1958年以後的稿費,過去都捐給科學院圖書館了,58年以前的稿費除了買書用掉的,還有兩萬多。聽陳曉農說,這些稿費85年已發還了。這些錢加上累計的利息,分給了劉和陳及子女,但小弟沒要,讓給了陳曉農。陳曉農工資低,張蘭華為照顧陳,又留職停薪幾年,經濟較為拮據,發還稿費就好過些,隻是陳仍不改買書的習慣,不停地讓陳曉農給他買書,用去一些錢。 領導同誌還問道:陳伯達那裏收集了些自己的著作沒有? 我們說:沒有幾篇,他原來的書,連同他自己的著作,1971年抄家後一直沒有發還。 領導同誌說:他在延安時寫的《評<中國之命運>》《竊國大盜袁世凱》《人民公敵蔣介石》《中國四大家族》等幾本書,不知道他那裏有沒有?他的《論譚嗣同》給我的印象很深。 我們說:他一直想要這幾本書,可是原有的書未發還,這幾本書現在市場上又買不到,一般圖書館也不讓借閱。我們隻好從中央書記處政研室的圖書館給他借了幾本,是批陳整風時編輯的,1974年印刷的,書名叫《國民黨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務、修正主義分子陳伯達反動言論集》,是從全國各地收集的他在解放前的著作,大約編了20多個分冊,是供大批判用的。我們借出了很少幾冊。陳看了目錄以後很高興。他說自己都收集不了這麽全。 領導同誌說:在延安寫的怎麽能說是反動言論?就是在白區寫的也不能說成是反動言論呀! 自從9月20日陳伯達去世後,天氣一直很冷,陰雨不斷。陳曉農說文史館(陳伯達服刑期滿以後,人事關係由公安局轉到了北京市文史館)告訴他要在國慶節前火化,決定9月28日在八寶山殯儀館進行遺體告別,一切要從簡,現場不掛橫幅,用陳健相的名字舉辦,交通工具給提供一輛麵包車。文史館有一人兼管辦理此事,可是陳曉農去找此人商量如何辦理時,沒有找到。時間很緊,陳曉農和他的妹妹不知如何操辦。在此情況下,我們倆約陳曉農一起研究辦理他父親的喪事。 9月25日在王保春家中,幾個人按照文史館向陳曉農交代的精神,商量決定:1.口頭通知過去在工作上接近過陳的幾位同誌,自願參加; 3.老人的外衣,可從舊衣中找件比較新一點的中山裝; 4.送花圈、挽聯的署名按文史館的要求署陳年輕時用的名字陳健相。 大家商量之後,馬上分頭準備。王保春負責將陳的死訊通知住在附近的一些同誌,告訴他們遺體告別的時間和集合地點。陳伯達平時不喜照相,舊的照片1971年抄家後沒退還,新建的家裏又無照片,陳曉農就到我們倆家裏找,仍沒找到一張能用的,隻好讓王文耀懂攝影的兒子王東升采取技術措施,從現有的合影照片上剪出一張加以放大。 王文耀和愛人郝誌敏在《求是》雜誌社技工班老工人賀萬鈞、曹永和的幫助下,拚配修理了個舊相框,隨即趕到陳家幫陳曉農裝好遺像,並幫他準備了其他事項,夜裏10時許才返回家。 9月28日早上,最先來到八寶山的王文耀等人打聽到指定的告別室,是八寶山殯儀館西邊旁門內,編號第一的告別室,麵積約有一間教室大小。前邊一位告別儀式正在舉行,待他們舉行完了之後,我們開始整理場地。這時北京市文史館的人也來了。陳的遺體由陳曉農一家和王東升護送到了之後,推到化妝室裏排隊。由於前邊排隊等待化妝的遺體不少,中新社的耿軍和冰心老人的外孫陳鋼有些著急,就在那位化妝師的耳邊小聲地說了陳的名字,那位化妝師沒有說話,馬上提前認真細心給陳麵部作了修飾,在修飾時由於枕頭太低不好操作,在場的老幹部姚黎民當即將自己身上穿的棉背心脫下,讓墊在陳的頭下。 遺體修飾完後,耿軍和陳鋼幫著陳曉農到院子裏找了兩塊合適的磚頭,墊到陳的枕頭下,換下了姚黎民的棉背心。陳穿著他過去常穿的駝色的舊中山裝,平躺在鮮花叢中,身上蓋著白布單,四周擺放著他的二十多個生前好友送的花圈,還有北京市文史館送的花圈,花圈的白色帶子上都寫著:“悼念陳健相先生。” 劉叔宴因病沒有來,她委托陳曉農專送一個花圈,讓陳曉農寫上“健相安息”四個字。陳曉農一家送的花圈上寫著:“親愛的爸爸安息吧。”遺像上方的橫幅位置空著,室外人望去不知是與何人告別。 告別室內氣氛肅穆,人們都眼含淚水低聲啜泣,當長年照顧老人的兒媳張蘭華節製不住,失聲痛哭時,全場一片慟哭聲。參加遺體告別的人中,有的我們過去並不認識。如走在最前麵的史立德同誌,他不知從何處聽到消息,就自己來了,並在留名冊上簽了名。2000年他去世後,我們從當年12月5日《人民日報》刊登的呂正操同誌悼念他的文章中才知,他是“一二九”運動的學生領袖,曾任中國大學學生會主席、北平學聯主席,抗日戰爭中是冀中抗日根據地的領導人之一。 洪禹同誌原準備與愛人葉茵一起來,因葉茵病重,隻能自己來。洪禹告訴陳曉農,他在延安搶救運動中被錯當特務受審查時,是陳伯達向毛澤東轉交了他的申訴信,並促使毛親自寫了回信,才使他和一大批受審查的人都得到解脫的。毛澤東的這封回信已被收進《毛澤東書信選集》中。洪禹鄭重地代葉茵在留名冊上簽了名。洪禹同誌1998年6月去世,同年7月31日的《中國改革報》刊有悼念他的文章。 還有三位遠在外地的老同誌,聽到陳伯達的死訊,打來長途電話,托他們認識的同誌代他們在留名冊上簽名,並給陳曉農發了唁電。 告別後,陳的遺體在他的兒女和原接近他的工作人員的護送下,緩緩地從告別室送到火化爐旁,排隊等待火化。 告別儀式結束後,我們和一位幫助辦理此事的同誌談及陳伯達,他講,醫院大夫問他怎麽看陳,他答道:“我認為陳有功有過,功、過分開,他還是做了不少事的。” 陳伯達去世之後,1989年9月29日,美國之音和英國的BBC電台就進行了報道,不知他們的消息是從哪裏得知的。 10月1日《北京日報》第二版發了一條消息:“陳伯達因病去世。新華社北京9月30日電,本社記者從有關方麵獲悉,陳伯達已於9月20日因心肌梗塞在他的家中去世。85歲的陳伯達於去年10月刑滿釋放。” 幾天後,陳曉農和張蘭華在王東升陪同下,到殯儀館領取了陳伯達的骨灰,將骨灰安放到八寶山附近普通老百姓存放骨灰的老山骨灰堂。因老山骨灰堂規定存放期不能超過三年,1991年,陳曉農一家將陳伯達的骨灰帶回了福建惠安老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