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9月，陳伯達去世。關於陳伯達身後事是怎樣安排和處理的，多年來一直鮮有文章報道。日前，《世紀》刊曾任陳伯達秘書的王文耀、王保春的回憶文章，記述了陳伯達後事處理的前後經過。 陳伯達突然去世 1989年9月20日，是一個陰雨天。忙了一天的王保春拖著疲憊的身子下班回家，到家休息了片刻，剛拿起碗吃飯，突然電話鈴響了，他放下碗去接電話，聽對方說完，他放下電話自語道：“怎麽會呢？” 老伴忙問怎麽回事，他說了幾句。老伴說：“那你和王文耀快去看看吧！” 王文耀也正在吃飯。王保春一進門就急匆匆地說：“告訴你，陳老頭去世了……” 王文耀一怔，忙問是何時去世的。王保春說：“是公安局的老蕭剛來電話說的。不巧的是陳曉農（陳伯達之子）今天上午去石家莊看他母親去了，隻有張蘭華在家。怎麽這樣突然，上個星期咱們去看他時，他身體、精神還挺好的。你快吃飯，完了咱們去一下。” 王文耀說：“不吃了，咱們走吧。” 我們倆一路緊著騎車，7時半到了陳的住處，見到了陳的兒媳婦張蘭華和孩子。張蘭華把孩子支到另一屋子，哭著述說了老人去世的情況。 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頭天晚上落了秋雨早上很冷，陳曉農走前，去陳屋裏看過幾次，想告別一下，可每次見陳睡得好好的，不忍叫醒他，便把剛找出的毛褲放在陳的床前椅子上，就出門走了。 陳起床後即連聲說冷，一邊問：曉農走了嗎？張蘭華說：他走了，他去您屋裏幾次，見您睡著，就沒叫醒您。中午吃飯時，陳在過廳吃，張蘭華和孩子在有電視的屋裏，忽聽到過廳傳出盤子和碗的碰撞聲，接著咚的一聲，張蘭華趕緊過去，隻見陳坐在椅子上，頭歪在牆壁上，嘴裏吐出食物，臉和嘴唇都發紫。 張蘭華扶起陳的頭，大聲喊他，同時讓孩子叫對門的老蕭。老蕭過來給老人嘴裏塞了救心丸，又趕緊找社區衛生站的大夫，打電話找朝陽醫院的大夫，並通知了陳現在的單位北京市文史館，隨後又打長途電話給石家莊的陳曉農。 
周恩來、陳伯達、林彪 衛生站的大夫來後，看老人還有微弱的脈搏，正準備打葡萄糖針，朝陽醫院的陳大夫和徐大夫趕來了。陳大夫給老人量血壓，已經沒有血壓了，再翻開眼皮一看，瞳孔已經放大。陳大夫說沒有救了，準備後事吧。 張蘭華說，她當時失聲痛哭，不知所措，在場的朝陽醫院的黨委書記、公安局的蕭鍵同誌、駐地派出所長等人，共同商量決定，先將老人送到朝陽醫院太平間，待陳曉農回來再商量辦後事。隨後大家冒著淅淅瀝瀝的雨水，將陳的遺體抬下樓，送上了車。 聽了張蘭華的講述之後，又去住在對門的公安局蕭鍵家中，聽他說了搶救陳的過程（他和張蘭華講述相同）。當天晚上8點15分，我們離開了陳宅。 將陳伯達去世情況告知領導同誌 。因當初是中共書記處的領導同誌代表中央讓我們與陳伯達聯係的，現在陳已經去世了，我們認為應及時告訴有關領導，因此我們倆蹬車直奔領導同誌家。 到了這位領導同誌的家，已是晚上9點鍾了，他正在看電視，見我們這麽晚了來，有些詫異。當我們將陳去世的事告訴他後，他半晌沒說話。呆了片刻，他慢聲地問我們：陳伯達今年多大歲數了？ 他說：從84年我不與你們聯係之後，他還寫了些東西吧？我們說：可能寫了些東西，都不是經過我們的手，而是從公安局那邊送過幾篇，不知寫了些什麽。 他轉了話題說：告訴陳曉農，處理後事，不要提什麽要求，應聽從組織上的安排。骨灰看放在惠安（陳的家鄉是福建惠安）還是什麽地方？家屬可斟酌一下。家屬都應通知到。劉叔宴和他正式離婚了吧？劉生了兩個孩子吧？ 我們說：是陳伯達在劉叔宴提出離婚後自己寫的離婚書，當時曾給楊得誌同誌看過，還給周總理看過，不知算不算數。劉生了女兒嶺梅和兒子小弟。 小弟在陳伯達倒台後，與保姆一起被關到衛戍區將近三年，受了驚嚇，不敢再與陳聯係。領導同誌還問到陳的經濟狀況。我們說：陳刑滿後的月生活費是250元。陳1958年以後的稿費，過去都捐給科學院圖書館了，58年以前的稿費除了買書用掉的，還有兩萬多。聽陳曉農說,這些稿費85年已發還了。這些錢加上累計的利息，分給了劉和陳及子女，但小弟沒要，讓給了陳曉農。陳曉農工資低，張蘭華為照顧陳，又留職停薪幾年，經濟較為拮據，發還稿費就好過些，隻是陳仍不改買書的習慣，不停地讓陳曉農給他買書，用去一些錢。 領導同誌還問道：陳伯達那裏收集了些自己的著作沒有？ 我們說：沒有幾篇，他原來的書，連同他自己的著作，1971年抄家後一直沒有發還。 領導同誌說：他在延安時寫的《評<中國之命運>》《竊國大盜袁世凱》《人民公敵蔣介石》《中國四大家族》等幾本書，不知道他那裏有沒有？他的《論譚嗣同》給我的印象很深。 我們說：他一直想要這幾本書，可是原有的書未發還，這幾本書現在市場上又買不到，一般圖書館也不讓借閱。我們隻好從中央書記處政研室的圖書館給他借了幾本，是批陳整風時編輯的，1974年印刷的，書名叫《國民黨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務、修正主義分子陳伯達反動言論集》，是從全國各地收集的他在解放前的著作，大約編了20多個分冊，是供大批判用的。我們借出了很少幾冊。陳看了目錄以後很高興。他說自己都收集不了這麽全。 領導同誌說：在延安寫的怎麽能說是反動言論？就是在白區寫的也不能說成是反動言論呀！ 自從9月20日陳伯達去世後，天氣一直很冷，陰雨不斷。陳曉農說文史館（陳伯達服刑期滿以後，人事關係由公安局轉到了北京市文史館）告訴他要在國慶節前火化，決定9月28日在八寶山殯儀館進行遺體告別，一切要從簡，現場不掛橫幅，用陳健相的名字舉辦，交通工具給提供一輛麵包車。文史館有一人兼管辦理此事，可是陳曉農去找此人商量如何辦理時，沒有找到。時間很緊，陳曉農和他的妹妹不知如何操辦。在此情況下，我們倆約陳曉農一起研究辦理他父親的喪事。 9月25日在王保春家中，幾個人按照文史館向陳曉農交代的精神，商量決定：1．口頭通知過去在工作上接近過陳的幾位同誌，自願參加； 3．老人的外衣，可從舊衣中找件比較新一點的中山裝； 4．送花圈、挽聯的署名按文史館的要求署陳年輕時用的名字陳健相。 大家商量之後，馬上分頭準備。王保春負責將陳的死訊通知住在附近的一些同誌，告訴他們遺體告別的時間和集合地點。陳伯達平時不喜照相，舊的照片1971年抄家後沒退還，新建的家裏又無照片，陳曉農就到我們倆家裏找，仍沒找到一張能用的，隻好讓王文耀懂攝影的兒子王東升采取技術措施，從現有的合影照片上剪出一張加以放大。 王文耀和愛人郝誌敏在《求是》雜誌社技工班老工人賀萬鈞、曹永和的幫助下，拚配修理了個舊相框，隨即趕到陳家幫陳曉農裝好遺像，並幫他準備了其他事項，夜裏10時許才返回家。 9月28日早上，最先來到八寶山的王文耀等人打聽到指定的告別室，是八寶山殯儀館西邊旁門內，編號第一的告別室，麵積約有一間教室大小。前邊一位告別儀式正在舉行，待他們舉行完了之後，我們開始整理場地。這時北京市文史館的人也來了。陳的遺體由陳曉農一家和王東升護送到了之後，推到化妝室裏排隊。由於前邊排隊等待化妝的遺體不少，中新社的耿軍和冰心老人的外孫陳鋼有些著急，就在那位化妝師的耳邊小聲地說了陳的名字，那位化妝師沒有說話，馬上提前認真細心給陳麵部作了修飾，在修飾時由於枕頭太低不好操作，在場的老幹部姚黎民當即將自己身上穿的棉背心脫下，讓墊在陳的頭下。 遺體修飾完後，耿軍和陳鋼幫著陳曉農到院子裏找了兩塊合適的磚頭，墊到陳的枕頭下，換下了姚黎民的棉背心。陳穿著他過去常穿的駝色的舊中山裝，平躺在鮮花叢中，身上蓋著白布單，四周擺放著他的二十多個生前好友送的花圈，還有北京市文史館送的花圈，花圈的白色帶子上都寫著：“悼念陳健相先生。” 劉叔宴因病沒有來，她委托陳曉農專送一個花圈，讓陳曉農寫上“健相安息”四個字。陳曉農一家送的花圈上寫著：“親愛的爸爸安息吧。”遺像上方的橫幅位置空著，室外人望去不知是與何人告別。 告別室內氣氛肅穆，人們都眼含淚水低聲啜泣，當長年照顧老人的兒媳張蘭華節製不住，失聲痛哭時，全場一片慟哭聲。參加遺體告別的人中，有的我們過去並不認識。如走在最前麵的史立德同誌，他不知從何處聽到消息，就自己來了，並在留名冊上簽了名。2000年他去世後，我們從當年12月5日《人民日報》刊登的呂正操同誌悼念他的文章中才知，他是“一二九”運動的學生領袖，曾任中國大學學生會主席、北平學聯主席，抗日戰爭中是冀中抗日根據地的領導人之一。 洪禹同誌原準備與愛人葉茵一起來，因葉茵病重，隻能自己來。洪禹告訴陳曉農，他在延安搶救運動中被錯當特務受審查時，是陳伯達向毛澤東轉交了他的申訴信，並促使毛親自寫了回信，才使他和一大批受審查的人都得到解脫的。毛澤東的這封回信已被收進《毛澤東書信選集》中。洪禹鄭重地代葉茵在留名冊上簽了名。洪禹同誌1998年6月去世，同年7月31日的《中國改革報》刊有悼念他的文章。 還有三位遠在外地的老同誌，聽到陳伯達的死訊，打來長途電話，托他們認識的同誌代他們在留名冊上簽名，並給陳曉農發了唁電。 告別後，陳的遺體在他的兒女和原接近他的工作人員的護送下，緩緩地從告別室送到火化爐旁，排隊等待火化。 告別儀式結束後，我們和一位幫助辦理此事的同誌談及陳伯達，他講，醫院大夫問他怎麽看陳，他答道：“我認為陳有功有過，功、過分開，他還是做了不少事的。” 陳伯達去世之後，1989年9月29日，美國之音和英國的BBC電台就進行了報道，不知他們的消息是從哪裏得知的。 10月1日《北京日報》第二版發了一條消息：“陳伯達因病去世。新華社北京9月30日電，本社記者從有關方麵獲悉，陳伯達已於9月20日因心肌梗塞在他的家中去世。85歲的陳伯達於去年10月刑滿釋放。” 幾天後，陳曉農和張蘭華在王東升陪同下，到殯儀館領取了陳伯達的骨灰，將骨灰安放到八寶山附近普通老百姓存放骨灰的老山骨灰堂。因老山骨灰堂規定存放期不能超過三年，1991年，陳曉農一家將陳伯達的骨灰帶回了福建惠安老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