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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常的沈從文
文 | 黃永玉
1949年8月香港《大公報》副刊發表沈從文長信《我們這裏的人隻想做事》。
1950年沈從文與香港來的表侄黃永玉在家門前。
一九四六年開始，我同表叔沈從文開始通信，積累到文化大革命前，大約有了一兩百封。可惜在“文革”時，全給弄得沒有了，如果有，我一定可以作出一個這方麵有趣的學術報告，現在卻不行。
沈從文在解放後，人民文學出版社第一次為他出的一本作品選中，他自己的序言說過這樣一句話：“我和我的讀者都行將老去。”
這句傷感的預言並沒有應驗，他沒有想到，他的作品和他的讀者都紅光滿麵長生不老。“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沈從文和他的作品在人間卻正方興未艾。
1979年12月31日，黃永玉完成的《太陽下的風景》，已成為書寫沈從文最好的經典之作。
1981年2月沈從文在美國斯坦佛大學講學。
1982年，沈從文黃永玉叔侄二人，在就讀過的母校文昌閣小學前合影留念。
1982年黃永玉陪同沈從文最後一次回鳳凰，沈從文在文昌閣小學聽課。
在平常生活中，說到“偉大”，不免都牽涉到太陽，甚至有時候連毫無活力的月亮也沾了光，雖然它隻是一點太陽反射過來的幽光。
沈從文一點也不偉大，若是有人說沈從文偉大，那簡直是笑話。他從來沒有在“偉大”榮耀概念裏生活過一秒鍾。
他說過：“我從來沒想過‘突破’，我隻是‘完成’。”他的一生，是不停地“完成”的一生。如果硬要把文化和宇宙天體聯係起來的話，他不過是一顆星星，一顆不仰仗什麽什麽而自己發光的星星。
如果硬要在他頭上加一個非常的形容詞的話，他是非常非常的“平常”。他的人格、生活、情感、欲望、工作和與人相處的方式，都在平常的狀態運行。
老子曰：“上善若水”，他就像水那麽平常。永遠向下，向人民流動，滋養生靈，長年累月生發出水磨石穿的力量。
因為平常，在困苦生活中才能結出從容的豐碩果實。
《從文自傳》書影。
黃永玉先生在李輝收藏的《從文自傳》題跋相贈。
在密鑼緊鼓的“反右”前夜，他在上海寫給表嬸的家書中就表示：“作家寫不出東西怎麽能怪共產黨呢？”（大意）這倒不是說他對黨的政策有深刻的認識和緊密關係，甚或是聰明的預見，他隻不過是個文藝屬性濃密的人，寫不寫得好作品，他認為是每個人自己才情份內的事。
所以他也派生出這樣的一些話：“寫一輩子小說，寫得好是應該的；寫不好才是怪事咧！”
好些年前，日本政府部門派了三個專家來找我，據說要向我請教，日本某張鈔票上古代皇太子的畫像，因為服式製度上出現了懷疑，因此考慮那位皇太子是不是真的皇太子？若果這樣，那張鈔票就可能要廢止了。這是個大事情，問起我，我沒有這個知識，我說幸好有位研究這方麵的大專家長輩，我們可以去請教他。先征求他的同意，同意了，我們便去他的家裏。
他很願意說說這方麵的見解。
在他的客室裏請他欣賞帶來的圖片。
他仔細地翻了又翻，然後說： “……既然這位太子在長安住過很久，人又年輕，那一定是很開心的了。青年人嘛！長安是很繁榮的，那麽買點外國服飾穿戴穿戴、在迎合新潮中得到快樂那是有的；就好像現在的青年男女穿牛仔褲趕時髦一樣。如果皇上接見或是盛典，他是會換上正統衣服的。
敦煌壁畫上有穿黑白直條窄褲子的青年，看得出是西域的進口褲子（至今意大利還有同樣直紋黑白道的衣裝）。不要因為服裝某些地方不統一就否定全局，要研究那段社會曆史生活、製度的‘意外’和‘偶然’。
你們這位皇太子是個新鮮活潑的人，在長安日子過得好，回日本後也舍不得把長安帶回的這些服飾丟掉，像我們今天的人留戀旅遊紀念品的愛好一樣……”
問題就釋然了，聽說那張鈔票今天還在使用。
那一次會麵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至今還記得住的是，他跟大家還說了另外些話。
客人問起他的文學生活時，他也高興地說到正在研究服飾的經過，並且說：“……那也是很‘文學’的！”並且哈哈笑了起來。——“我像寫小說那樣寫它們。”
這是真的，那是本很美的文學作品。
這幾十年來我們相處的時候，很少有機會談到學習改造，更不可能談到馬列主義。在我幾十年印象中，他跟馬列主義的關係好像不太大。
幹校期間，沈從文為黃永玉寫家族小說，第一章《來的是誰？》 (1)。
幹校期間，沈從文為黃永玉寫家族小說，第一章《來的是誰？》 (2)。
幹校期間，沈從文為黃永玉寫家族小說，第一章《來的是誰？》 (3)。
有時候他在報紙上發表有關自我改造的文章，末尾表決心時總要提到“今後我一定要加強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我也半信半疑了。我想，像我們這一類人，似乎是不太有資格談馬列主義……
沒想到，他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在學術研究上開創一個好大的局麵！用得這麽實在、這麽好。把文物研究跟哲學原理聯係起來得出豐碩成果的竟然會是沈從文！
在那次談話快要結束時他說：“……我一生，從不相信權力，隻相信智慧。”
在文學方麵，我隻讀他的書，交談得少，原因是漫長動蕩的年月中沒有這種心情。我認為文學仍然是他內心深處的中心，他也不願接觸那處“痛感神經”。用大量的精力、全麵深入地在文物方麵遊弋。
他默默地，含辛茹苦地贏得最後的微笑。
卡夫卡說過：“要客觀地看待自己的痛苦！”
這說來容易，做起來難。
沈從文對待苦難的態度十分瀟灑。
文革期間，沈從文與黃永玉在“罐齋”家中。
文革期間與沈從文。
“文革”高潮時，我們已經很久沒見麵了，我們各人吃著各人的“全餐”（西餐有開胃小菜，有湯，有頭道菜，二道菜，有點心，有咖啡或茶）。忽然在東堂子胡同迎麵相遇了，他看到我，他裝著沒看到我，我們擦身而過。這一瞬間，他頭都不歪地說了四個字：“要從容啊！”
他是我的親人，是我的骨肉長輩，我們卻不敢停下來敘敘別情，交換交換痛苦；不能拉拉手，擁抱一下，痛快地哭一場。
“要從容啊！”這幾個字包含了多少內情。也好像是家鄉土地通過他的嘴巴對我們兩代人的關照，叮嚀，鼓勵。
我們中央美院有位很有學問的研究家，是他以前的老學生，和我們的關係十分親密，並且跟我同住一個院子。“文革”一開始，他嚇破了膽，一個下午，他緊張地、悄悄地走近我住的門口，輕輕地、十分體貼地告訴我：“你要有心理準備，我把你和你表叔都揭發了！”
這個王八蛋，他到底揭些什麽事？我也不好再問他“你個狗日的，你到底揭發些什麽？”他是個非常善良的膽小鬼，他一定會把事情搞得顛三倒四。我恨不得給他臉上兩拳，可他身體不好，他經不起……
黃永玉1947年為沈從文小說《邊城》所作木刻。
黃永玉為沈從文小說《邊城》插圖，1947年。
1950年黃永玉拍攝的鳳凰虹橋與古城風景。
黃永玉畫沈從文大哥像 ，大滿即大叔(1)。
黃永玉畫沈從文大哥像 ，大滿即大叔(2)。
黃永玉畫沈從文故居速寫。
黃永玉六十年代初為沈從文的第一本《龍鳳藝術》設計封麵速寫，沈從文題簽。
沈從文五十年代為黃永玉《阿詩瑪》一書題簽。
我連忙跑去告訴表叔。
難以想象地，表叔偷偷笑起來，悄悄告訴我：“會，會，這人會這樣的，在昆明跑警報的時候，他過鄉裏淺水河都怕，要個比他矮的同學背過去……”
日子鬆點的時候，我們見了麵，能在家裏坐一坐喝口水了，他說他每天在天安門曆史博物館掃女廁所。
“這是造反派領導、革命小將對我的信任，雖然我政治上不可靠，但道德上可靠……”
他說，有一天開鬥爭會的時候，有人把一張標語用漿糊刷在他的背上，鬥爭會完了，他揭下那張“打倒反共文人沈從文”的標語一看，他說：“那書法太不像話了，在我的背上貼這麽蹩腳的書法，真難為情！他原應該好好練一練的！”
有一次，我跟他從東城小羊宜賓胡同走過，公共廁所裏有人一邊上廁所一邊吹笛子，是一首造反派的歌。他說：“你聽，‘弦歌之聲不絕於耳！’”
時間過得很快，他到湖北鹹寧幹校去了，我也在河北磁縣在解放軍監管下勞動了三年，我們有通信。他那個地方雖然名叫雙溪有萬頃荷花，老人家身心的淒苦卻是可想而知的，他來信居然說：“這裏周圍都是荷花，燦爛極了，你若來……”我怎麽能來呢？我不免想起李清照的詞來，回他的信時順便寫下那半闕：
“聞道雙溪春尚好，也擬泛輕舟；隻恐雙溪舴艋舟，載不動，許多愁……”
在雙溪，身邊無任何參考，僅憑記憶，他完成了二十一萬字的服裝史。
他那種寂寞的振作，真為受苦的讀書人爭氣！
錢鍾書先生，我們同住在一個大院子裏，一次在我家聊天他談到表叔時說：“你別看從文這人微笑溫和，文雅委婉，他不幹的事，你強迫他試試！”
（錢先生道德上也是個了不起的人。“四人幫”時代，江青讓人請他去參加人民大會堂國宴，他告訴來人說： “我不去！”
來人說：“這是江青同誌點了名的……”
錢先生仍說：“嗬！嗬！我不去！哈！”
來人說：“那麽，我可不可以說錢先生這兩天身體不舒服……”
“不！不！”錢先生說，“我身體很好！”）
表叔桌子上有具陳舊破爛的收音機，每天工作開始他便打開這架一點具體聲音都沒有隻會吵鬧的東西。他利用這種聲音作屏障隔開周圍的繁囂進行工作。
他是利奧納多•達•芬奇類型的人。一個小學甚至沒有畢業的人，他的才能智慧究竟是從哪裏來的？我想來想去，始終得不到準確結論，賴著臉皮說，我們故鄉山水的影響吧。
2015年4月，將沈從文寫黃家故事、黃永玉寫沈家故事文章結集為《沈從文與我》，由湖南美術出版社出版。
黃永玉的《無愁河的浪蕩漢子》第一部《朱雀城》三卷本。
黃永玉的《無愁河的浪蕩漢子》第二部《八年》，出版上、中兩冊。
對音樂的理解，這是個奇跡。
托爾斯泰有過對音樂的妙論：“音樂令人產生從未有過的回憶。”美，但不中肯。
表叔說：“音樂，時間和空間的關係！”
這是個準確定律。是他三十多年前說過的話。
他喜歡莫紮特，喜歡巴赫，從中也提到音樂結構……
他真是個智者，他看不懂樂譜，可能簡譜也讀不清，你聽他談音樂，一套又一套，和音樂一樣好聽，發人聰明。
他說：“美，不免令人心酸！”
這，說的是像他自己的生涯。
我尊敬的前輩聶紺弩先生，因為他從來是個左派，幾十年來跟沈從文有著遠距離的敵視。六十年代初，紺弩老人從東北勞改回來，從我家借走一本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沈從文作品選，過了幾天，紺弩先生在我家肅穆地對我說：
“我看了《丈夫》，對沈從文認識得太遲了。一個剛剛二十一歲的青年寫出中國農民這麽創痕淵深的感情，真像普希金說過的‘偉大的、俄羅斯的悲哀’，那麽成熟的頭腦和技巧！……”
我沒有把紺弩先生的話告訴表叔。我深深了解，他不會在乎多年對手的這種誠懇的稱讚，因為事情原本就是這樣的。
目前所見唯一一張沈從文三十年代拍攝的鳳凰虹橋。
家人回到鳳凰，將沈從文先生骨灰撒入沱江，魂歸故裏。
黃永玉將張兆和為《從文家書》所寫的後記書寫下來，鐫刻碑上，立在沈從文墓地前。
黃永玉先生在沈從文墓地題寫碑文：一個士兵要不戰死沙場便是回到故鄉，李輝 攝。
我在表叔的陵園刻了一塊石碑，上頭寫著：
“一個士兵，要不戰死沙場，便是回到故鄉。”
獻給他，也獻給各種“戰場”上的“士兵”，這是我們命定的、最好的歸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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