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局長，我們沒忘記您
——王亞法
首先要感謝發明微信和現代傳媒的科學家，如果沒有他們的發明，或許無數的明星，隻是舞台上的瞬間過客，抑或街頭藝人；如果沒有他們的發明，或許北京的聲音不可能瞬間傳達到每個人的心田；如果沒有他們的發明，或許我就不可能在微信上看到上海文史館副館長沈飛德兄的大作——《懷念王國忠先生：文史筆叢留輝煌》。
王國忠先生是沈德飛兄的老領導，也是我的老領導，是引導沈德飛兄走上編輯出版之路的引路人，也是引導我走上編輯出版引路人。
文革初期我隻是一個初出茅廬的文學青年，那時我結識了老幹部楊石平先生。
楊石平是無錫太湖遊擊隊的政委，解放後分配在上海鐵路局當處長，後來因受“黃逸峰事件”的牽連，被發配往上海手工業局技校當校長。文革期間遭批鬥，賦閑在家研讀《紅樓夢》，有空常來我家聊天，因他名字中有個“石”字，所以懷才不已，常嗟歎“頑石無才去不天，枉入紅塵若許年”。那時我在工廠當學徒，年少誌大，充滿失學的苦悶，也夜半閉門，研讀紅樓，於是倆人成了忘年交，我和他的友誼一直保持到出國。
楊石平和王國忠是老鄉，年輕時同在無錫團市委工作，我認識王國忠是由楊石平介紹的，但因他倆是老幹部，我是一名卑微的文學青年晚輩，對他倆很是恭敬，稱呼他們，一個叫“老楊伯伯”，一個叫“老王叔叔”，直到王國忠先生成為我的局長後，我私底下還這樣稱呼他。
我在老楊伯伯家見過王國忠先生幾次，我們三個人都是無錫人，在一起都用無錫話交談。我讀過他的科幻小說《黑龍號失蹤》，我以後寫科幻小說，也是受到他的影響，但由於我和他社會地位的懸殊，一段時間幾乎沒有來往。
一九七六年一月，我從工廠調往少兒出版社，被分配在張伯文總編的麾下，幫助戴山籌辦《少年科學》，《少年科學》和《十萬個為什麽》同屬自然科學編輯室領導，而王國忠先生調往出版局當局長前，就是自然科學編輯室的老主任兼副社長。
王國忠先生雖然當了局長，但對自然科學編輯室的工作還是十分關心，他每次來少兒社，在樓上社長室談完工作後，必來我們科室看望大家，因為我是分工編輯科幻小說的，有時他會問最近科幻小說的來稿和作者情況。那時當局長的沒有汽車，他鋥亮的永久牌自行車，常常習慣停在我辦公室的窗外。
王國忠先生雖然是高我好幾級的領導，但暗下還是關心和培養我的，那時全國科普創作協會要出一套全國性的叢書，他特意關照自然科學編輯室的主任曹燕芳女士，要我跳重擔，讓我單獨完成。
一九八七年我的長篇小說《張大千演義》出版，我去局裏給他送樣書，他很高興。他接過書，翻閱版權頁，當看到是外地出版社和印數的時候，責怪我，這麽好的題材，為什麽不告訴我在上海出版，像這樣的題材，可以增加很多印數，那天他很高興，他鼓勵我在搞好編輯工作外，業餘時間多搞些創作，還聊了許多民國時上海畫壇和張大千的故事……
不久我去了澳大利亞。
一九九四年，我第一次回國，去華山路對麵的公寓探望他。我依然叫他“老王叔叔”。那時我們之間已經沒有局長和下屬的關係了，所以像老朋友一樣，大家談得很輕鬆隨意，他告訴我《上海文史》改刊為《世紀》雙月刊了，希望我寫些文章，還送了我幾本樣刊。那天我們談反右的風波，文革的騷亂，我跟他談起一九八九年六月北京的情況和國外的反應時，他說他兒子在法國，不久前他剛從法國回來，都知道。我們還談到天平天國運動對無錫家鄉的破壞，他對被民間稱作“長毛造反”太平天國農民運動，稱做革命運動而表示不解……我告訴他在調往文史館前下麵的一些傳聞，他說他都知道。隔日，他還請我到思南路的藍村吃了午飯。他知道我在研究張大千和“大風堂”，特地幫我聯係張大千的女弟子厲國香和他的夫君王治平先生，介紹我去采訪，同時還介紹裱畫大師嚴桂榮和當過法租界特級督察長的薛耕莘先生，以後我和這些老人都建立了良好的關係，尤其是薛耕莘先生，幾次采訪後，他把撰寫的“上海冒險家樂園”一書的底稿和有關資料，都給了我，可惜這些前輩逐年凋零了。
二零一二年我回國，再一次去探望王國忠先生，他已經搬進了瑞金南路的新家。他告訴我一九九七年就離休了，現在無官一身輕，在家跟太太一起寫字作畫，日子過的很閑適。我問他“老楊伯伯”近況如何？”
他感傷地說：“楊石平同誌已經過世了。”
我說：“老楊伯伯好像比你年輕呀？”
他說：“老楊想不開，退休後，感覺門前冷落車馬稀，不習慣，心態不好，影響健康。”
那天我們談起了上海書畫界的情況，在談到大風堂門人逐年凋零時，他後悔在位時沒有多為他們留一些資料。他拿出多年的收藏給我看，記得有趙謙之的書法和虛穀的冊頁，還有有一張董邦達的山水長卷，城牆山水，畫得非常工細……
歲月無情，時光荏苒，在沈德飛兄的大文中知道，王國忠先生已經逝世十周年了，他逝世時，我不在國內，沒有為他送行，隻能在這紀念他逝世十周年之際，抱歉地喊一聲：“王叔叔，我的問候遲到了，我和德飛兄一樣，我們後一輩人沒有忘記您！”
二〇二〇年六月八日於悉尼食薇齋窗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