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老友張錫昌
——王亞法
張錫昌是我四十多年的老朋友。
那時我是《少年科學》的編輯，他是《兒童時代》的副總編，既是同行，又是彼此間的作者，相互撰稿，往來頻繁。
他和我同編輯室的潘學馥，是師大物理係的同班同學，他來少兒社聯係工作，必欲來我們辦公室，和老同學聊上一會。
聽潘學馥私下說，張錫昌的太太生育時得病，成了植物人，十多年來張錫昌一直悉心守候，從不懈怠，同時還要照顧兩個幼小的孩子，家庭負擔很重。那時張錫昌才三十多歲……潘學馥是我一個辦公室的同事，黨員，思想較左，在所謂的黨小組生活時，經常議論我的小資產階級情調和自由散漫……我們雖在一起同事十多年，但彼此是麵和心不和，以致我出國時也沒有跟他辭別，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裏，同事間防範嚴密，害怕被對方告密，我想在那個年代坐過辦公室的人，都有這個體會。張錫昌是潘學馥的同學，又是黨員，說實話，我不敢與他有深交。
近十年前回國，遇到老同事褚大為，他跟我說，以前出版界一些老同事，大都退休了，退休後常有聚會，由張錫昌倡導，大家經常在一起談書論畫，逛古玩市場，過著閑適的生活。張錫昌聽說我回國，也歡迎我一起參加。他說張錫昌是從《上海畫報》副編審的位置上退下來的。他退休後參加了中日文學界朋友組織的“中日兒童美術交流會”擔任上海中心的秘書長，並創辦了一個叫蒲公英的工作室，繼續研究兒童文學，發揮餘熱。就這樣我和張錫昌又聯係上了。
老同事相聚，當下的政治空氣，已不再舊時，彼此談話隨意，神色輕鬆，沒有戒備，提及往事，大家隻是會意一笑，彼此的心靈是相通的。
更為發噱的是，一位多年的老同事說：“王亞法呀，當年你做事野花花，交女朋友，上西餐館，到深圳去倒騰字畫，我們覺得你太資產階級自由化了，所以我們開黨小組會，經常議論你，現在一想，你是先行者，我們現在想做都已經來不及，反而羨慕你了，真是此一時彼一時啊……”
這些年回國，我與張錫昌的交往得最多，他比我大六歲，算是出生在民國的人，其成長過程，或多或少受過老一輩人的文化的影響，做人有誠信，辦事有準繩，舉止有方寸，值得信賴，可以深交。
張錫昌退休後的生活是閑適的，除了每周有一兩次去學校領回孫子外，其餘時間可以隨時和我一起出去消閑。我由於離上海已久，對城市的變化已經不適從。他陪我逛城隍廟小吃，去虯江路小商品市場購物，上楓涇老街品嚐久違的韮菜炒螺螄，喝農家糯米酒……一路給我講解上海城市的變化，出版單位的人事更替，上海官場的滄桑……
最值得記憶的，是二零一四年一起去日本旅遊，我倆住在於吉星的家裏，十來天的時間，同吃同住，去各處神社的周末市場淘寶，去神保町買書，去金守閣、銀守閣……給我記憶最深的是這麽一件小事，至今憶來內疚不已。
那天我倆和於吉星人一起去富士山腳下的“忍野八海”玩，在給我照相時，他用我的手機，由於操作係統不同，揚了好久沒有照成，周圍遊客穿梭，站得我好不耐煩，情急之下，我大聲疾呼：“錫昌儂哪能嘎笨！”
我的失態，使站在一旁的於吉星大為吃驚，照完相，於吉星對我說：“王亞法，儂哪能對老張迭能說話？”
這時我才麵有赧色，連連向錫昌道歉。
錫昌卻若無其事，反而說：“勿要緊，儂就是這個脾氣，急煞鬼（上海話讀“ju”）”
還有一次是前幾個月發生的事，那次約了科技出版社的退休編輯陳寧寧和幾位朋友一起在西康路順風飯店聚餐，由於我在路上為人打抱不平，跟警察較勁遲到了，我一坐下來就臧否現實狀，出言大膽，張錫昌在一旁聽了大驚失色，規勸道：“亞法，現在看不慣的事情多呐，儂說話要當心，路上到處有警察和保安，惹了麻煩儂勿咯算……”
錫昌規勸實屬好意，但我當時餘怒未消，他的善意規勸，變成了火上加油。我激憤道：“錫昌，當今世風窳敗如此，儂是個讀書人，不出來仗義執言，還勸人消聲，這是鄉願行為！”
錫昌到底是老大哥，有雅涵，沒有生氣，隻是說：“我為儂好，個人強不過形勢……”
的確，我在自由環境裏生活久了，再加上喜歡管閑事的個性，到了另一個乾坤顛倒的環境裏，容易肇事，錫昌是為了我好，他的兄長心理過後我是理解的，離開飯店時，我對他說：“錫昌，剛剛是我脾氣勿好，勿要動氣。”
他又是笑笑，說：“儂就是迭副樣子，幾十年改不脫。”
火氣瞬息煙消雲散，他沒有怨我，兩人一路走到恒隆廣場。近年因為我搬到寶山區居住，離市區較遠，乘地鐵要五十分鍾，每次到市區，總計劃多會見幾個朋友，隻要他在西康路，我必要請他去恒隆廣場星巴克喝一杯，這裏是我倆喝咖啡的老地方。
和錫昌認識的人，無一不稱讚他是一個好人，他樂意助人，不計報酬，有一次我介紹他幫人編稿子，說好作者付二萬報酬，結果人家賴賬，隻給了四千，我要幫他去追討，他卻硬勁阻止道：“算了算了，吃虧就是便宜。”就此了事。
其實張錫昌不是我在順風飯桌上所指責的“鄉願”，他對現實是皮裏陽秋，啞子飲水，冷暖自知的，他跟我說：“阿拉屋裏老早在楊浦開銀樓，屬於殷實人家，現在弄光了。”話語怨而不怒，品之卻意味深長。 他一輩子在體製內工作，又是黨員，性格溫柔，脾氣好，逆來順受慣了，我沒有理解他這點，實在是我處世的膚淺。
近年來我自費出版了幾本書，其中《半空堂記遊》和《半空堂雜譚》兩本，是他幫我編輯和校對的，他分別用“張錫昌”和“西康”的名字，為我的兩本書寫編後。他的文章清新耐讀，雋永含蓄，引用了不少南懷瑾先生的哲言，頗耐人尋味，不得不佩服他到底是一輩子玩文字的老手。可惜此地篇幅有限，苦不能引用全文。
我5月25日從曹公度兄的微信上得知，“錫昌兄走了”。我三個星期前還和他與陳祖恩等幾位文友，在鳳陽路“老瑞福飯店”同餐。他的突然離去，一時難以接受，我旋即撥通錫昌的電話，沒人接，不一會他的兒子張偉回電，證實消息是真的……一陣黯然，無複再言。
嗚呼，錫昌走了，幾十年的老朋友，本欲遠送，後來碰到褚大為兄，商討參加追悼會事，他為難道：“亞法兄，我今年六十歲，本命年，你七十二也是本命年，大殮場所陰森鬼多，與其信其無，還是信其有，我們就送隻花圈，聊作心送，人就不去了吧！” 因是之故，我人雖在上海，沒有為其送行，心中總有所愧，是為缺憾，無奈之下，回到悉尼，聊作此文，作遲到的送行。
願錫昌兄在天之靈，未央長樂！
二〇一九年六月十三日於悉尼食薇齋南窗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