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 (2)
2014 (1)
——王亞法
這幾天忙碌瑣事，隻有晚上躺上床時，才有空看一點書，幾十年養成的壞習慣，裝模作樣，借看書來招徠睡意，至於看進點什麽，那就天知道了，尤其近年來，記性大減，前看後忘，所謂看書，隻是無謂的空忙,但總算開卷有益吧。剛才繼續翻閱胡頌平編著的《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看到1961年7月7日（星期五），其中記道：
……下午，胡頌平問：“林語堂先生在《今日世界》上發表那篇‘五四運動’譯文裏，說曹雪芹寫《紅樓夢》沒有金錢的觀念；曹雪芹不是一邊寫稿，一邊拿去買米嗎？”先生說：“我在最近的那篇《石頭記》跋文裏不識說過嗎？在他那個時代還沒有賣稿子的事……”
這是一段關於提到稿酬的事。至於胡適先生認為“那個時代還沒有賣稿子”的說法是否準確（有人說唐朝的韓愈代人寫墓誌銘，收取潤筆，是最早的稿酬形式），姑且不論，但引發我對目前大陸出版稿酬的感歎。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大陸恢複稿酬，先是基本稿酬千字10元，沒有印數稿酬，後來基本稿酬提高到千字10元至14元，如出書，印數稿酬也恢複了。據說我們的社長，因文革前在一張審批單上寫了：“此吾老友，稿費從優”八字，而在文革中吃足苦頭。運動剛過，知識分子的餘驚未消，所以編輯們辦事也很謹慎，發稿酬要通過室主任和總編兩道關卡審批，決無弊端。我那時年輕，出筆勤快，常有報社和出版社來約稿，每晚筆耕，稿費收入頗喜。一九八八年出國前，我將抽屜裏的稿費單據略作累計，竟有兩萬多元之巨，這在當時，已是不乎小數了。
但現在為國內的報刊寫稿，情況就不同了，就拿出書來說吧，以前出版社看中的選題，就安排出版，作者等著拿基本稿酬和印數稿酬就是了，利益有保障。而如今出書卻要作者自己買書號，出資二萬至二萬五人民幣不等，有的還要作者自己保銷若幹數，真是荒唐得很。深究原因，因為出版社的經濟情況都不好，你想，出版社出的書，都要有所謂的“審讀”來卡脖子，經濟怎麽會好。有些出版社為了保證不出政治問題，就回聘政治上可靠的“老法師”來把關。所謂老法師，一般是那些五、六十年代我黨培養的先進分子，經他們把關，21世紀的出版物的政治水平，又回到上世紀去了，真是荒唐得很。至於出版社出賣書號所得的錢款呢，據說用作出版社的開銷了，由於政治上的管卡，出版社一般的編輯收入與報社編輯比，還是比較清苦，於是大家上班時發發牢騷，說些怪話，和我二十多年前在的時候差不多，隻是現在言論的自由度放寬了，大家也敢說話了，國家把賣書號的錢，來安撫小知識分子不失也是一個辦法。
說到報刊的情況就糟糕了，原本上海向我約稿的一家晚報，我現在送去的稿子不登了，去電話問編輯，是不是有敏感問題。編輯回答不是，隻是說等一等，沒有版麵。一直拖著，直到無疾告終。後來該報社退休的一位編輯朋友告訴我，現在刊登文章不是拿稿費的問題，而是要向編輯付稿費的問題，如今報紙的版麵，是編輯的自留地，作者不交租金，文章休想見報，這叫潛規則。
新聞出版界這種情況上麵應該是很清楚的，也許國家的腐敗麵太廣，一時管不過來，也許上麵故意放任，借此可以讓文人們少發文章，減少噪聲，苟得一時平安。
難呐，一個滿身長滿疥瘡的人，叫他往哪裏搔好呢。
二〇〇九年七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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