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雜感之四

讀 書 雜 感 之 四

                                         ——王亞法

 

老眊昏花，雖然每天手不釋卷地看書，但讀了半個來月，還是捧著那本《黃裳書話》，沒有看完。

       黃裳先生是一位版本學家，又是藏書家，他在書中談到一本從浙江祁某家流出來的《澹生堂文集》。“這書大約刻於崇禎中葉。刻成不久遇到了甲申國變，所以流傳很少……與這部文集同事流出的還有《澹生堂文抄》稿本四冊。《澹生堂文抄》是祁家子孫從《澹生堂文集》裏抄出來的，其時已經是清初了，所以，“篇中凡‘中國’、‘夷狄’、‘虜騎’、‘遼左’、‘四衛’、‘奴酋’等字樣，甚至敘述戰事的詞句也一並塗去。知道今天我們仿佛依然可以摸到祁家子孫翻閱先人遺著時的惴惴之心。”

       黃先生的寥寥幾筆，觸動了我腦子裏的意識流，清軍入主中原，由“夷狄”、“虜騎”成了主人，稱呼也從此變成“主子”、“皇上”、“萬歲爺”，猶如一九四九年前被呼作“共匪”的中共，進了北京城後，成了解放中國人民的“偉光正”；那個在上海十六鋪挎水果籃的小癟山“水果月生”，發跡後被稱作“海上聞人杜先生”一樣。

       這是中國曆史上一種非常有趣的現象。

       如果說這種現象，發生是勝利者對戰敗者使用的強權來說，似乎還有邏輯可依，野蠻社會的信條，成則公侯敗則寇嘛。可是，在曆史進入二十一世紀，號稱已經有三十年“改革開放”曆史的中國，自一九二一年以來的曆史真相，在中國的知識份子和有識之士心中，已是心知肚明的網絡時代，如再有此類事情發生，就有些不可思議了。譬如抗戰是誰領導的？據聞，去年全國出版社送審的關於“紀念抗日戰爭勝利七十周年”的稿子，被宣傳部擱置的達數十部之多，究其原因，是這些稿子道破了抗戰是誰領導的真相。更為可笑的是，那個控製宣傳的衙門，不斷給下麵下達命令，如在“香港”和“台灣”前麵一定要加上“中國”二字。我的天哪，這不是脫褲子放屁的事，連小學生都知道“香港”和“台灣”是中國的固有領土，仿佛不添加這二字，這兩塊領土就會從中國的版圖上滑出去，真是匪夷所思，誰見過英聯邦國家在前麵加上“英國”二字？澳大利亞就是澳大利亞，新西蘭就是新西蘭……

       在荒謬命令中還有，凡是來稿中有“反右”、“文革”及“六·四”的內容，一概刪去，毫不姑息。

       回想起三十年前當編輯時，管我們的那個衙門也常有指示，在每本書的扉頁上一定要放上“最高指示”，而且校對時不準出錯，否則就是政治問題；到了“批鄧反擊右傾翻案妖風”時，又強令要放入批判鄧小平的內容，甚至漫畫，左右折騰，荒謬透頂，忙得我們這批小編輯苦不堪言，讀書人PLAY讀書人，大家心知肚明，何苦來著？

       平心靜氣說，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中國在出版方麵的進步還是很大的，至少扉頁上不要再放上“最高指示”，也不須摻入批鄧內容了，盡管藥渣依舊，但不可否認藥湯還是新的。

 

 

二〇〇八年十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