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想把這篇文章取名為《禁書和文字獄的“三天”——“前天－昨天－今天”》，但既然“讀書雜感”已經寫動了頭，也隻能蕭規曹隨，按照一二三四的排列……就叫“讀書雜感之三吧”。
頃讀《黃裳書話》中的“談禁書”一文，其中提到前人的一句詩，“雪夜鎖門讀禁書”。好句子，此詩的作者一定有在恐怖製度下生活的體會，你想，下雪天躲在家裏讀禁書，還要鎖住門，這是一個怎樣恐怖的世道，至少也是一個特務橫行，或者鄰居告密，甚至是親友出賣的類文革時代。
這種生活我是有體驗的，那是一九七三年的雪夜，我從文學愛好的朋友處，借到一本禁書《第二次握手》，這是用圓珠筆抄在信紙上的手抄本，由於翻閱的人多，信紙的角端已經卷曲了，我不知道這抄本的主人是誰，反正說定，每人在手裏隻能逗留十二個小時，看完就交給下一個人，猶如今天的出租車司機一樣，兩班輪流倒，人休車不停。輪到我正好是晚上，必須在明天中午前閱完，交給下一個讀者。
回到家，我鎖上門，臉不洗，腳不汰，鑽進被子，在幽暗的燈光下一口氣讀完了這一厚疊信紙，第二天準時交到下一位讀者手裏。
現在回憶，“雪夜鎖門讀禁書”的滋味是既驚喜又恐懼的，猶如青春時代的偷情，實在妙不可言，有這種享受，這真要感激“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發動的“大割文化命”，現在的青年是沒有這種“福分”的。
黃裳先生在文章中提到“溯本窮源，發明了禁書的手段並嚴格付諸實施的，還是不能不首推秦始皇帝。這以後就有很長一段時間繼起無人……”
我想，秦始皇的“焚書坑儒”，畢竟是在小範圍進行的，沒有搞全國性的政治運動，再則那時的通訊落後，人心也沒有文革時那麽險惡，所以推波助瀾者有限，殺傷力也不大。
但到了清朝就不同了，滿人知道，要統治漢人首先要利用漢人知識分子，但漢人知識分子“非我族類，其心必殊” ，又不可不防，於是采取了“限製、利用、改造”的政策，意思是，既要你按照主子的臉色行事，又不許你越雷池一步，最後還要改造你。我懷疑日後毛澤東對資本家的改造政策，就是學習乾隆老子的。
康雍兩朝是以禁書和文字獄是出名的，
雍正時，有人揭發翰林院庶吉士徐駿的文集內有“清風不識字，何得亂翻書”、“明月有情還顧我，清風無意不留人”等詩句，被雍正認為這是存心誹謗，於是照大不敬律斬立決，成了刀下鬼。
《清稗類鈔》記載，有名鼎豐者，與弟鼎賁小飲，幹杯後鼎豐把酒杯翻轉，見杯底有“成化年造”字樣，隨口吟道：“大明天下今重見”，其弟鼎賁接口：“且把壺兒擱一邊”。經人告發，被雍正知道，認為“壺”、“胡”同音，“壺兒”就是“胡兒”，兄弟倆也因此雙雙掉了頭。
雍正時還有個叫查嗣庭是康熙朝進士，官至禮部侍郎。他在江西做正主考。根據科舉八股文命題的慣例，他摘錄了《詩經·商頌》上的句子，出了一道的命題，叫“維民所止”，不料被人告發，借出題名義，影射雍正，“維”字，乃“雍”字無頭；“止”字，乃“貞”字去腳”，居心叵測。於是雍正下令將查氏革職問罪。結果，查氏瘐死獄中，最後被戮屍梟首，子輩株連死罪，家屬流放，下場極其悲慘。
清朝到了乾隆當權，就比較開明了。他想到“禁”不如“修”，搜羅漢人知識份子來修《四庫全書》，凡對大清不敬的“反動書籍”進行篡改增刪，然後收到欽定的《四庫全書》中去。乾隆這一招果然靈驗，天下的讀書人，忘卻了當年“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的恥辱，紛紛歸順到乾隆的旗幟下，爭著做官來了。
按照我對禁書和文字獄斷代劃分，自秦到清的階段，隻能算作是“前天”。
最嚴厲和大規模的禁書和文字獄，應該是“昨天”——“文化大革命”。
文革後期，胡耀邦複出時，北京某權威出版社，出過一本叫《春風化雨》的書，上下兩大冊，全是記錄文革冤案的。記得其中有一則“黑色幽默真事”：有一個工人，在他住宅的東麵有一個大煙囪，每刮東風，煙霧嗆人，他對人說：“如果刮西風就好了”。不料毛澤東有句“最高指示”，叫“東風壓到西風”。在無限上綱的年代裏，那位工人的話，被指作影射偉大領袖毛主席，因此獲反革命罪，飽受縲絏之苦，幸虧胡耀邦上台，解其倒懸。
文革狂熱時期，“真正的英雄”們，把毛澤東比作“太陽”，猶如今天令人切齒的鄰國金家小子一樣，也自稱“太陽”。有位天文所的研究人員，因為說了“太陽也有黑子” 而被打成反革命……諸如此類的荒誕故事，訴不勝訴，真是荒謬絕倫。該書還有一大半是寫文字獄的，具有諷刺意義的是，此書出版不久，就遇上鄧小平對文革作出“宜粗不宜細”、“向前看”的指示，因此也成了禁書，不複再見了。
回憶文革初期，可閱讀的文藝書，除了《歐陽海之歌》和《金光大道》之外，想不起有其他書籍，什麽世界名著，古典小說，一概被禁，此文開場時說的“雪夜鎖門讀禁書”就是在那個時代背景裏；到了中期，毛澤東突然提倡大家看《紅樓夢》，但是當時出版的《紅樓夢》是限製購買的，並且在扉頁上印上“最高指示”，“前言”和“後記”中均有官方文章，指導如何閱讀。到了文革後期，隨著毛澤東“帕金森氏綜合症“的病情加重，突然為晁蓋打抱不平，發起“批判《水滸》”的政治運動來，全國讀者卻因禍得福，借此可讀到《水滸傳》小說。
文革啊文革，那場刻骨銘心的劫難，竟然被許多人忘記了，而且忘得那麽徹底。被奉作無產階級的革命導師的列寧曾經說過：“忘記過去意味著背叛！”試問那些為了眼前利益，而忘卻那段痛史的既得利益者，如果你們是這段曆史的親曆者，麵對往事，你們情有何堪，義又何堪。
按照我的禁書和文字獄斷代劃分，文革階段，隻能算作是“昨天”。但令人遺憾的是，在中華民族的文明史上，“前天”和“昨天”的醜惡現象，今天仍然繼續著，而且令人驚訝地繼續著。
二零零七年前後，繼頗受讀者歡迎的《往事並不如煙》被禁之後，《伶人往事》又被禁了，氣得作者張詒和女士，要和一九七六年入黨的國家出版署副署長鄔書林對簿公堂，後來香港《南華早報》又報道，遭禁的作品除了章詒和的《伶人往事》外，還有從個人經曆視角講述辛亥革命到大躍進的中國曆史的《滄桑》（作者曉劍）；有關民權活動人士姚立法經曆的報告文學《我反對：一個人大代表的參政傳奇》（作者朱淩）；講述解放戰爭以來一個普通中國家庭經曆的《一個普通中國人的家族史》（作者國亞）；《人民日報》退休編輯袁鷹的回憶錄《風雲側記——我在人民日報副刊的歲月》；回顧上世紀五十至八十年代中國大事的曆史叢書《年代懷舊叢書》（編者曠晨）；講述非典疫情期間一名女子因鍾情互聯網而放棄作副市長的情人的《如焉》（作者胡發雲）；中國新聞界幕後人情世故的《新聞界》（作者朱華祥）……所有被禁的作品，都是知識分子對中國現代以及當代曆史的反思。這一禁令，似乎表明中國當局在控製知識份子對敏感曆史事件的討論。
前幾天我驚訝地聽說，葉永烈的《真實的朝鮮》最近又被禁了。我了解葉永烈，他是一個如履薄冰，小心翼翼在鋼絲上移走的作家。自他寫紀實文學以來，采訪嚴謹，邏輯嚴密，語氣中肯，文章中鮮有比喻和形容，可謂董狐之筆，令人信服。我確信他寫的《真實的朝鮮》是真實的。如果連這樣的書都被禁，那麽在中國當今的出版界還有什麽“真實”可言。
黃裳先生在“談禁書”中寫道：“禁書是一種曆史現象，非常醜惡的曆史現象。人類社會本來是沒有這種事物的，但後來出現了，在某些時候還頗行時。我相信，它終究是要消滅的。前些時曾經就此進行過一些討論。我自己是讚成讀書無禁區的主張的。當然，一時實行起來並不那麽容易，隻要具有健康、正常頭腦的人，我想都應該讚成並努力創造條件把禁區打破，並最終消滅這一醜惡的曆史痕跡的吧。那些一聽見要取消禁區就不舒服，惟恐這種寶貝事物斷種、失傳的精神狀態是奇怪的，不正常的……”
但願黃裳先生的願望能夠實現，因為它也是千百個中文作家的願望，更是我的願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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