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大千為人,以慷慨大方著稱,朋友有困難,隻要得知,送畫送錢,從不遲疑。一九四九年,他在上海開罷畫展,得知陳巨來的父親得了中風,趕緊將自己的賣畫所得,叫學生顧福佑買了羚羊角粉送去;當得知女學生葉名佩的父親失業,又叫顧福佑悄悄地寄生活費去,臨出門還關照:“不要讓葉師姐知道,她女孩子家要麵子。”
文革後期,筆者從杭州回來,在火車上,遇著北京畫家周懷民先生,旅途無聊,偶然間談起張大千。他說一九四七年,在北京開畫展,由於自己剛出山不久,知名度淺,畫賣得不好,又逢年關,弄得很窘迫,正在一籌莫展之際,被張大千知道了。他派弟子吳爽庵來,叫我帶些作品去他頤和園的住所。大千為人和藹,沒有架子,他問了我的作畫情況,又在我的幾張畫上題了跋,請我吃了一頓晚飯,過幾天,又介紹了幾個朋友來買了我幾張畫,讓我度過了這一年的年關。周老回憶時,不時從臉上露出內心的感激之情。
五十年代張大千在香港有一位經紀人,此人對大千的盤剝十分厲害,每次把畫賣掉,隻說半價,還要從中扣去傭金,大千心中明明知道,但從不說穿,有一次他的學生潘貞則實在看不過去了,把此事告訴他。大千坦然一笑說:“某先生的開銷大,讓他多賺點。我是棕櫚樹,要剝皮的,不剝不長,剝了才會長。”多大氣,多幽默的話呀。
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張大千落葉歸根,回到台灣建造“摩耶精舍”,新居落成,他計劃采購些盆景做擺設,某日郊遊,在農場認識一位姓張的花農。這位花農見張大千出手闊綽,隻要看中的東西,從不還價,於是經常送些盆景上門,往往是天價,而且說話不知輕重,舉止不懂規矩,一個中年的市井之徒,憑著自己姓張,竟然和張大千稱兄道弟,求字求畫,取索無度,有時甚至一大早坐到張家的飯廳裏,陪著大千吃“大風堂”的美食。時間長了,張家的上上下下,沒有一個不背地裏抱怨他粗俗的,但礙著老爺子的麵子,不敢發作。
有一天張大千的老友從美國來做客,吃完晚飯,大千對友人說:“我請你去院裏欣賞新買的杜鵑盆景。”
大千陪著客人來到盆景前,眾人隨後。他介紹盆景的造型,頗有得意之色,一位花匠插嘴道:“盆景是不錯,隻是那位姓張的要去了二十萬元,太貴,太冤枉了。”花匠說開了頭,家裏人也紛紛抱怨,老爺子太寵這姓張的了。
張大千不以為然道:“錢有啥子關係,隻要我看了舒服就好。”
眾人還在訴說,大千生氣了:“好了好了,你們的話我不願意聽,你們看見這座盆景生氣,我就叫老張搬回去,但絕不要他退錢。”大家見老爺子生氣也就不做聲了。
第二天,果然張大千叫姓張的把盆景搬回去,錢,當然不會叫他退。
事後,友人對張大千說:“你這樣賭氣也未免闊綽了。”
大千苦著臉道:“錢有啥子稀奇,我畫一張畫就可以換幾個盆景,但要是他們把我腦子吵糊塗了,才叫冤枉呢!”
難怪舉世公認張大千時一個聰明絕頂的人,正因為他不拘泥於小事,所以能畫出氣勢恢宏的廬山,逶迤萬裏的長江……
據台灣曆史博物館老館長何浩天說:“一九八一年,南韓青年博物館的館長去台灣訪問,他懇求何館長引見他去拜訪張大千。到了張家,那位館長看見大千畫室的牆上掛著一張剛畫好的大荷花,他立即提出要買,並背著大千去賬房間問明價錢,台幣六十萬,正要開支票,大千連連搖手道:“不可不可,你老大遠的來看我,我已經很感激,畫我一定要送給你,錢是不能收的。”
那位館長那裏肯受,堅持要付錢,兩人爭持了好長時間。何浩天知道張大千的脾氣,一言既出,駟馬難追。他隻得從中調定,叫那位南韓館長把東西先收下,然後再作計議。
第二天張大千的好友,國民黨元老張群一早就打電話到何浩天家中,說張家管賬的來電向他哭訴,賬上已經掛赤字了,他正等著賣掉那張畫,來付員工的工資和水電費,不料老爺子又豪舉一下,把畫送掉,不肯收錢,弄得他苦不堪言。
何浩天知道這事,馬上又陪了那位館長帶了支票去“摩耶精舍”,看見大千正在生氣,責怪賬房先生向張群告密,使他難堪。
何浩天和那位館長說明來意,大千自信道:“有我這雙手就不會窮,急是經常有的,你看——”他指指畫案上的匯單說,“新加坡的賣畫錢不是已經到了,這一點小事就急得他們向嶽公(張群名嶽,時人稱他為“嶽公”)告狀,來壓我。”
張群比張大千年長十歲,是他二哥張善子在日本時留學時結交的好朋友,是大千眼中的權威。家中人知道,遇上擺不平的事,隻有找嶽公開腔,才能解決。
兩位館長送上支票,大千堅辭不收道:“我這輩子沒有做過食言的事,你們不要叫我難堪。”結果還是沒有收。
張大千是一個為人慷慨,而又極風雅的人。他不流世俗,不懂經濟,他那副經常送人的對聯:“佳士姓名常掛口,自身溫飽不關心”,就是他性格最確切的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