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大千為人，以慷慨大方著稱，朋友有困難，隻要得知，送畫送錢，從不遲疑。一九四九年，他在上海開罷畫展，得知陳巨來的父親得了中風，趕緊將自己的賣畫所得，叫學生顧福佑買了羚羊角粉送去；當得知女學生葉名佩的父親失業，又叫顧福佑悄悄地寄生活費去，臨出門還關照：“不要讓葉師姐知道，她女孩子家要麵子。”
文革後期，筆者從杭州回來，在火車上，遇著北京畫家周懷民先生，旅途無聊，偶然間談起張大千。他說一九四七年，在北京開畫展，由於自己剛出山不久，知名度淺，畫賣得不好，又逢年關，弄得很窘迫，正在一籌莫展之際，被張大千知道了。他派弟子吳爽庵來，叫我帶些作品去他頤和園的住所。大千為人和藹，沒有架子，他問了我的作畫情況，又在我的幾張畫上題了跋，請我吃了一頓晚飯，過幾天，又介紹了幾個朋友來買了我幾張畫，讓我度過了這一年的年關。周老回憶時，不時從臉上露出內心的感激之情。
五十年代張大千在香港有一位經紀人，此人對大千的盤剝十分厲害，每次把畫賣掉，隻說半價，還要從中扣去傭金，大千心中明明知道，但從不說穿，有一次他的學生潘貞則實在看不過去了，把此事告訴他。大千坦然一笑說：“某先生的開銷大，讓他多賺點。我是棕櫚樹，要剝皮的，不剝不長，剝了才會長。”多大氣，多幽默的話呀。
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張大千落葉歸根，回到台灣建造“摩耶精舍”，新居落成，他計劃采購些盆景做擺設，某日郊遊，在農場認識一位姓張的花農。這位花農見張大千出手闊綽，隻要看中的東西，從不還價，於是經常送些盆景上門，往往是天價，而且說話不知輕重，舉止不懂規矩，一個中年的市井之徒，憑著自己姓張，竟然和張大千稱兄道弟，求字求畫，取索無度，有時甚至一大早坐到張家的飯廳裏，陪著大千吃“大風堂”的美食。時間長了，張家的上上下下，沒有一個不背地裏抱怨他粗俗的，但礙著老爺子的麵子，不敢發作。
有一天張大千的老友從美國來做客，吃完晚飯，大千對友人說：“我請你去院裏欣賞新買的杜鵑盆景。”
大千陪著客人來到盆景前，眾人隨後。他介紹盆景的造型，頗有得意之色，一位花匠插嘴道：“盆景是不錯，隻是那位姓張的要去了二十萬元，太貴，太冤枉了。”花匠說開了頭，家裏人也紛紛抱怨，老爺子太寵這姓張的了。
張大千不以為然道：“錢有啥子關係，隻要我看了舒服就好。”
眾人還在訴說，大千生氣了：“好了好了，你們的話我不願意聽，你們看見這座盆景生氣，我就叫老張搬回去，但絕不要他退錢。”大家見老爺子生氣也就不做聲了。
第二天，果然張大千叫姓張的把盆景搬回去，錢，當然不會叫他退。
事後，友人對張大千說：“你這樣賭氣也未免闊綽了。”
大千苦著臉道：“錢有啥子稀奇，我畫一張畫就可以換幾個盆景，但要是他們把我腦子吵糊塗了，才叫冤枉呢！”
難怪舉世公認張大千時一個聰明絕頂的人，正因為他不拘泥於小事，所以能畫出氣勢恢宏的廬山，逶迤萬裏的長江……
據台灣曆史博物館老館長何浩天說：“一九八一年，南韓青年博物館的館長去台灣訪問，他懇求何館長引見他去拜訪張大千。到了張家，那位館長看見大千畫室的牆上掛著一張剛畫好的大荷花，他立即提出要買，並背著大千去賬房間問明價錢，台幣六十萬，正要開支票，大千連連搖手道：“不可不可，你老大遠的來看我，我已經很感激，畫我一定要送給你，錢是不能收的。”
那位館長那裏肯受，堅持要付錢，兩人爭持了好長時間。何浩天知道張大千的脾氣，一言既出，駟馬難追。他隻得從中調定，叫那位南韓館長把東西先收下，然後再作計議。
第二天張大千的好友，國民黨元老張群一早就打電話到何浩天家中，說張家管賬的來電向他哭訴，賬上已經掛赤字了，他正等著賣掉那張畫，來付員工的工資和水電費，不料老爺子又豪舉一下，把畫送掉，不肯收錢，弄得他苦不堪言。
何浩天知道這事，馬上又陪了那位館長帶了支票去“摩耶精舍”，看見大千正在生氣，責怪賬房先生向張群告密，使他難堪。
何浩天和那位館長說明來意，大千自信道：“有我這雙手就不會窮，急是經常有的，你看——”他指指畫案上的匯單說，“新加坡的賣畫錢不是已經到了，這一點小事就急得他們向嶽公（張群名嶽，時人稱他為“嶽公”）告狀，來壓我。”
張群比張大千年長十歲，是他二哥張善子在日本時留學時結交的好朋友，是大千眼中的權威。家中人知道，遇上擺不平的事，隻有找嶽公開腔，才能解決。
兩位館長送上支票，大千堅辭不收道：“我這輩子沒有做過食言的事，你們不要叫我難堪。”結果還是沒有收。
張大千是一個為人慷慨，而又極風雅的人。他不流世俗，不懂經濟，他那副經常送人的對聯：“佳士姓名常掛口，自身溫飽不關心”，就是他性格最確切的寫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