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大千的成功，首先是他的人品，他恪守中國儒家文化，講孝悌，以仁義待人，獲得別人的尊敬。張大千是非常孝順自己的母親的，從八歲開始，每晚臨睡時，跪在母親床前，一麵給母親洗腳，一麵匯報一天的功課，十幾年如一日，一直到離開母親，出外謀事。住在網獅園時，他已經名氣很大了，但是隻要一回到家，就不忘記給母親洗腳。母親曾太夫人曾摸著他的頭，深情地說：“爰兒，你今年三十四歲了，今後洗腳的事就交給丫鬟們吧。”
大千回答：“能給娘洗腳是兒的福氣，隻要兒在娘的身邊一天，這份孝心是一定要盡的。”
張大千的成功，除了自己的天賦和勤奮外，社會上靠的是二哥善子，因為二哥早年去日本留學，跟隨孫中山，認識許多上層人物，如張群、於右任等，日後成了張大千的摯友；經濟上靠的是三哥麗誠，他是個民族工業家，是長江華星輪船公司和貴州卷煙廠的創辦人，是張家經濟的掌門人。四哥文修，寫得一手好字，詩詞也寫得好，對大千的治學幫助很大。張大千是一個信奉“孝悌”的人，他把幾位兄長的照片一直掛在台北“摩耶精舍”的畫室裏，直到今天。
最值得一提的是，張家的三妳(mi)——張大千的三嫂羅正明。她比張大千長十五歲，在張家發跡前，嫁給張麗誠做童養媳。在張家貧寒的歲月裏，是他背著年幼的張大千，慪著腰，在別家隴過的紅苕地裏，翻找遺留的小紅苕，嚼碎喂養，以致大千晚年，每每向人提及此時，就哽咽不語。當台海兩岸政治略有鬆動，他就托香港名流張應流先生回大陸探望三嫂，並一再囑托，要代他行三跪之禮，說著拜倒地去要向比他年輕幾十歲張應流磕頭，請他把大禮帶回去送給三嫂，唬得張應流連連驚呼：“老太爺，我不敢當，我回去送你一個大禮就是了。”
那天他送張應流出門，還不住叮囑：“一定要將你代我向我三嫂磕頭的照片帶回來！”
大陸的文革動亂剛平息，張大千就寫信給在上海的侄女張嘉德，他是張善子的幺女，筆者親見此信，是寫在一幅紅梅喜鵲圖上的，信的意思大致是：大陸局勢趨向平穩，外出探親也已寬鬆，你將此信出示當局，可獲赴港簽證，抵港後餘事我會托人辦理雲雲。
不久張嘉德帶領女兒端端到達香港。當時台灣政局尚未開禁，台方懷疑張氏母女是大陸政府派出去統戰的，再加上上海統戰對象開會時，立信會計協會的創始人潘序倫信口胡說，張大千已有家屬放出去搞統戰了，此言很快傳入台方，致使張氏母女滯留在香港徐伯郊家中數月。徐伯郊是著名鑒定家徐森玉的兒子，他受張大千所托，為張氏母女入台盡力奔波，但毫無見效，最後不得不老將出馬，張大千帶了兩幅畫親自拜訪蔣經國說：“我此生有成，全賴先仲兄提攜，嘉德是先仲兄的幺女，先仲兄逝世時，她隻有四歲，為報先仲兄之恩，我寧可不擔保自己的親生子女，但一定要將嘉德母女擔保出來，請您高援貴手。”
在張大千的力求下，蔣經國親自批準張氏母女入境，同時被批準的，還有何應欽的一位親屬，這也是台海兩岸交流的一段秘聞。
張大千在大陸時，張家幾房弟兄不分家，子侄幾十人生活在一起，儼然是一個鼎食鳴鍾之家。張家的稱呼也非常有意思，子侄叫善子一律叫“阿爸”，（善子沒有生兒子，大千將自己和二夫人生的兒子包蘿過寄給二哥，以後葆羅出國，從巴西到美國，又到台灣，一直陪伴在大千身邊）；叫大千一律叫“爸爸”，（因為大千在老輩中排行第八，也有諧音“八八”的含義）。
張善子平時不苟言笑，說話處事非常嚴肅，家中人人都怕他，隻要他在家，孩子們都不敢輕舉妄動，在重慶時，有一次善子出門，孩子們看見阿爸走了，一下子來了勁，帶上臉譜，掛起胡子，敲響銅鑼，把畫案當作戲台，上下蹦跳，演起京戲來，不料善子殺了個回馬槍，回家取東西，看見書房內外弄得一團糟，氣得他胡須倒豎，一聲虎嘯（張善子號“虎癡”），下令孩子們挨個跪著，親自動手，打了個滿堂紅。如今已經八十多歲當年少年，回憶起起那件事，還是禁不住開懷大笑。張家的子侄和社會上的人一樣，都說爸爸脾氣好，講道理，從不打人，孩子錯了他會耐心開導，直到人心服口服為止。
張大千事業的成功是以儒家的孝悌為前題的。
在近代畫壇上，被眾口一詞說好話的，隻有張大千了，誠如徐悲鴻所說“五百年來第一人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