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元 化 與 宣 傳 部 長

寫下這個標題後，心裏卻感覺有些不妥。前不久與世長辭的王元化先生是一位學貫中西的大學問家，這從他擁有的頭銜中可見一斑:華東師範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杭州大學名譽教授，中國作家協會顧問，中國《文心雕龍》學會名譽會長，中國文藝理論學會名譽會長，著有《向著真實》、《文學沉思錄》、《文心雕龍創作論》、《清園夜讀》、《讀莎士比亞》等。 筆者同王元化先生未曾見過一麵，隻是久仰他的大名。但是，我第一次讀到王元化先生的名字，不是在他的著作中，而是在八十年代初期的報紙上，因為，當時上海市意識形態事務的主管官員 - 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長，就是王元化先生。如果說筆者同王元化先生還有過那麽一點點的"交集"的話，我隻能說二十多年前我曾經是他的"管製對象"。當時我在上海讀大學，因為念的是文科，而"文革"浩劫塵埃稍定，因此在那些年裏，"思想"這個名詞在我心目中的地位是非常崇高和神聖的，因為，馬克思說過:“當思想的閃電一旦真正射入這塊沒有觸動過的人民園地，德國人就會解放成為人”；而雨果的一段傳世名言是: "世界上最寬闊的是海洋，比海洋更遼闊的是天空，比天空更浩瀚的是人的心靈"。一個人的心靈和思想，要比天空還浩瀚，那麽，要"管理"這麽多的人的思想和意識，這聽起來根本就是一項不可能的任務。

從當時報章上的介紹得知，這位上任的新科宣傳部長自三十年代開始寫作生涯，曾任中共上海地下文委委員、代書記，主編《奔流》文藝叢刊。抗戰勝利後，任國立北平鐵道管理學院講師，五十年代初曾任震旦大學、複旦大學兼職教授，上海新文藝出版社總編輯，上海文委文學處長，1955年受到胡風案牽連遭受整肅，直至1981年獲得平反。八十年代初，王元化創辦了一個名為《新啟蒙》的刊物,宗旨是“以最小的麵積，集中最大的思想”，高揚“獨立研究與自由發展之精神”。對於一位著作等身的學者出任宣傳部長，我心裏既高興又納悶:高興的是，部長同誌過去長期因"思想問題"受到整肅和打擊，自然會對"思想自由"無比珍惜；同時，我又感到奇怪，既然自己是鉗製思想和緊箍心靈的受害者，為何又要成為意識形態事務的掌門人?

據相關人士回憶，在中共十二大期間的人事部署中，鄧小平和陳雲對產生張春秋、姚文元、王洪文等極端分子的上海很不放心，希望在人事任命上有新的思路和作為。十二大前的上海市全市的黨代會投票，王元化的得票最高，大家反映他為人正直，敢說真話，理論文章寫得好。在這一背景下，王元化出席十二大之後，不久即被提名作為市委宣傳部的人選。 王元化表示自己不能做，理由是自己長期不在宣傳崗位，再就是自己的性格也不適合，因為個性率直，有時會誤事，請求組織考慮讓他能在學術工作上發揮作用。但是，最後高層派人說服了王元化，主要理由是這是一段新老交替的過渡時期，希望王元化能出來主持工作，帶一帶年輕人，於是，王元化終於答應上崗了。 

王元化上任宣傳部長沒有多久，就碰到“清除精神汙染運動”，和對周揚、王若水等關於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的批判，

這是“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正式開展的第一場“思想大批判運動”。周揚在馬克思逝世百年學術報告會上所作的發言《關於馬克思主義的幾個理論問題的探討》，成為“清除精神汙染運動”的導火索。而周揚的這篇報告正是由王若水、王元化和顧驤執筆完成的。上海的“清汙”動員大會在上海萬人體育館舉行，王元化主持並宣讀文件，半個小時散會。後來王元化就生起病了，似乎再沒有主持什麽正式的會議。但是，來自上麵的壓力很大，要他寫檢討，他不想寫，便去了廣州療養。之後，上海市委成立了思想工作領導小組，由夏征農任組長，王元化的宣傳部長形同虛設，兩年一到，他就正好下台。王元化後來回憶說，還是離開這個位子，能真正靜下心來讀點書，寫點東西。他畢竟是習慣於獨立思考生活的人，長期讀書生活，養成了“獨立研究與自由發展之精神”。紛繁瑣碎的日常事務性工作，以及僅僅依靠政策文件來指導行動，對一些人適合，而對於他卻未必適合。

王元化剛走馬上任上海市委常委、市委宣傳部長時，巴金在香港報紙發表反思“文革”的隨筆，即後來編印成冊並在讀者中引起很大反響的<<隨想錄>>，巴金的文章惹得一個大領導很惱火，那位領導通過上海市委讓宣傳部長出麵做工作，要換掉巴金的上海作家協會主席的職務。誰料想王元化卻對他的上司說，你們代表市委作出的決定我服從，但讓我起草這樣的報告我做不到。最後，巴金沒有被撤職。

王元化酷愛京劇，在京劇老生戲中，他最愛看的是《伍子胥》。他認為伍子胥那個時代的人，都有一種重然諾輕生死的俠義氣慨，正如莎士比亞劇中所常常提及的羅馬人有一種壯烈精神一樣。他上任後的第一個春節，邀請了賈植芳教授等“胡風分子”去觀看一場官府內小範圍的春節聯歡晚會。當看到晚會中出現“革命樣板戲”時，王元化起身離場，而一幹“胡風分子”一起集體離場了。王元化雖然酷愛京劇並卓有研究，但他時刻保持著警惕心，他表示：樣板戲在許多方麵蘊含了“文化大革命”的精神實質。”以階級鬥爭為綱”、“三突出”、“高大全”、“假大空”，是把過去長期延續下來的極左思潮和教條主義推向了極端。

王元化在任上時，迪斯科在上海漸漸興起，有人向他抱怨：“這種東西怎麽能看，你們要出來管一管。”王元化的答複是：文化應該要多元化；上海一家劇院斥巨資準備上演經典歌劇《卡門》，但是有人看不慣，寫報告給王元化，稱歌劇中的女主人公“作風不正派”，王元化為此護駕說，“這是世界名劇，總要讓人家演兩場吧。”

八十年代初，王元化主辦的《新啟蒙》雜誌問世，封麵極為簡約樸素，扉頁上印有魯迅的詩句作為題詞：“無論什麽黑暗來防範思潮，什麽悲慘來襲擊社會，什麽罪惡來褻瀆人道，人類的渴仰完全的潛力，總是踏了這些鐵蒺藜向前進。”

有人說過，茅盾做了文化部長後，中國多了一個部長，卻少了一個大作家。而王元化從宣傳部長位子上退下來，中國少了一個部長，卻多了一個卓有成就的理論家。這是王元化的幸事，也是國家的幸事。因為，部長總是有人可以做的，而像茅盾這樣的大作家和王元化這樣的大學者，卻是難於造就的。隨著學養深厚、學貫中西的老一輩學者的凋零，人們會愈發感到，“這世界不再令人著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