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 應 台 女 士 的 演 說

 

在兩岸三地擁有眾多讀者的著名作家龍應台女士，日前應此間華府書友會等團體的邀請發表演講，筆者慕名而去，聆聽了龍女士對台灣文學和相關詩文的介紹，以及她用詞精巧而不乏風趣的演說。但是，因為龍應台女士是華文世界高知名度的作家，筆者在欣賞她用標準而好聽的國語所發表的演講之餘，也試圖本著 “高標準”之竿尺，對龍女士的部分演講內容簡短地談一點個人看法，就教於大作家和參加當日演講活動的華府文友們。

龍應台女士在華府僑社所發表的演講題目是：“兩岸的理解與誤解 - 一個文化的角度”。但是，總體來說，龍女士的長篇演講主要側重於台灣的“悲情史”，她通過大段介紹台灣文學史上的眾多詩文，為與會人士勾勒出台灣作為“亞細亞孤兒”的曆史緣由和因此產生的"悲情"意識，這對人們了解台灣文學的發展和她同中原大陸之間“剪不斷、理還亂”的曆史淵源頗有助益。但是，留意和關心台灣命運及現狀的人都知道，早在十二年前的一九九四年三月，前總統李登輝在接受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的專訪時，便以《生為台灣人的悲哀》為主題長談了六個多小時的台灣“悲情”和他的曆史使命，當時李登輝的談話結論是: 台灣的曆史航船 “已經出發了......一想到犧牲許多台灣人的‘二二八事件’，‘出埃及記’就是一個結論”。台灣的前任和現任總統，他們都以“台灣人的悲哀” 作為替“出埃及” 政策“保駕護航” 的民意基礎和後盾。十多年來，“出埃及”的政策到底給台灣帶來什麽樣的結果，其實大家心裏都很明白，在這個時候聽到龍女士誦讀“亞細亞孤兒”的詩句，我不知怎麽就聯想到魯迅筆下的祥林嫂 - 祥林嫂固然可憐，但是，太多的訴苦可能會招致反效果。反觀現在的台灣，如果她要力挽在國際大局中被邊緣化的趨勢，或是贏得世人的理解和重視，從一個海外華人的觀點來看，我覺得靠溫情的訴苦所能起到的作用會是非常有限的。

十九世紀末，大清國同日本爆發了甲午戰爭，結果清國大敗，而以<<馬關條約>>議和，清廷被迫同意將台灣、澎湖及遼東半島等地割讓給日本。龍應台女士在“悲情台灣”演講中，對這段曆史自然回顧較多，然而，筆者注意到，龍女士在描述當時情況的時，大多采用“中國”這個國名來替代大清國作為主其事的當事國。也許，這樣講比較方便或是比較通俗易懂，但是，我覺得作為一個學者和有影響力的作家，在描述曆史事件時，應忠於曆史事實本身，如果是象龍女士在答問時那樣說明自己的目的是為了促進台灣和大陸人民相互了解和包容的話，那麽用 “中國” 代替 “大清國”來描述 <<馬關條約>>的簽定和土地割讓過程，隻會在兩岸民眾之間產生相反的效果。

一位來自大陸的與會學人在現場提問時，就兩岸三地和在世界各地的華人如何著手對文化交流和文明進步作出貢獻的問題向龍女士請教，我想龍應台女士也許下意識地認為來自中國大陸的人士都可能代表官方的立場，因而她完全回避了這一純粹從民間角度提出的詢問，轉而討論中國政府應該如何解決自己國內的種種問題，稱“不必高談闊論什麽為世界文明作出貢獻，如果把自己的問題解決了，就是對世界的最大貢獻”。我原來一直覺得，龍應台女士身世有大陸背景，出生成長在台灣，在美國獲得文學博士，去歐洲和香港大學擔任教職，她對東西方文化的矛盾、碰撞、對話和走向應有她獨特的視野和體驗；而她也曾以在野之身(辭去台北市文化局長之職後)，在台灣成立了龍應台基金會，以在台灣藍綠政治的尖銳對峙中，找到一條回歸理性的中間道路為期許。龍應台女士在接受媒體采訪時也常常表示，民間力量強大才是真正的國力所在。因此，從文化層麵上來說，民間力量的培育和積蓄與政府行為和官方決策是不同範疇中的兩回事，而龍應台女士這番製式性的回答讓她失去了一次發揮自己所長的極好機會，令作為聽眾的我甚感遺憾。當今世界，文明和宗教的衝突愈演愈烈，不少西方人士將目光投向中國和印度，認為在調解文明衝突的過程中，擁有千年曆史的東方哲學思想和傳統文化也許會起到積極的作用。因此，我特別期待在龍女士的下一次演講中，能聽到她關於如何在民間和草根層麵推動東西方文化兼容、對話和弘揚光大人文精神方麵的真知灼見。